恒如馨/文
我是爱新觉罗氏,叫恒兰,字如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生于北京西城缸瓦市的定王府。祖父为定慎郡王溥煦,父亲是毓盈。五伯毓朗在清末做过军机大臣,在民国初年出任过议员。他的儿子恒馞、孙子启星都已不在人世,定府“恒”字辈除两位妹妹以外,只有我一个人,我有义务把毓朗的家世、轶事记载下来。兹将回忆所及记述如下:
为了阅读方便,参照《清史稿》皇子世表,先把定王世袭情况列简表如下。
1.永璜 乾隆帝长子,乾隆十五年(1750年)薨,追封定亲王,谥曰安。
2.绵恩永璜第二子,因兄绵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被革爵,由他承袭定郡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晋封亲王,道光二年(1822)薨,谥曰恭。
3.奕绍 绵恩第二子,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晋封辅国公、贝子、贝勒,父死袭亲王,道光十六年(1836年)薨,谥曰端。
4.载铨奕绍第一子,初封辅国将军,晋封镇国将军、辅国公,父死袭郡王,咸丰三年(1853年)加亲王衔,次年薨,追封亲王,谥曰敏。
5.溥煦 载铭第五子,奉诏为载铨嗣子。咸丰四年(1854年)封辅国将军,寻袭定郡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薨,说曰慎。
一、定慎郡王溥煦
说起先祖父定慎郡王溥煦,让我想起1981年10月15日《北京日报》的报道:密云县处理两起破坏文物事件,其中一起为穆家峪公社羊山大队社员谢某等拆运“清定恭亲王园寝”前的单孔石桥面上的石条。这里提到的定恭亲王即是先祖第二代定王绵恩(历史上很名)。礼亲王昭梿《啸亭续录》卷五上说:恭太王“貌颀秀,猿臂,善射,驶马矫捷如飞。举止详瞻,趋跄有节,……弱冠即领火器营总统,凡50余年,……然外美而内昏,不习政体,遇属吏禀事莫能剖析是非,颔首画诺而已”,“积财盈库,莫肯挥用,每晨入朝,惟啖鸡子糕二枚”。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二记述这位恭太王闹的一个笑话:“一日正阳门火,延及民居,王驰救之。有娼家避火,群立巷口,粉白黛绿者数十人。王不识,诧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
在恭太王葬地羊山,也有我祖父定慎郡王溥煦的坟墓,在恭太王墓地东下坎塔山山脚圣德寺后。
祖父溥煦,道光初年生于南府(即西单石虎胡同贝子宅),为载铭第五子。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定亲王载铨病作,咸丰帝下诏“以绵德曾孙溥照为后”,过继给载铨为嗣子,住进北府(即缸瓦市定王府)。是月载铨薨,袭郡王。祖父享年80多岁,去世时我还不记事。听老人讲,他为人乐善好施,常给穷人钱米,买鸟放生。一生毫无建树,多年不进宫廷,因不当差,有时还被罚俸。祖父有三子八女,三子为毓长、毓朗、毓盈。
祖父早年在昌平县买了一座山场,起名常开山(“常”和大伯父名字毓长的“长”音同),山上有一座庙,命名朗月云峰寺(“朗”和五伯父名字毓朗的“朗”字相同)。1900年前后,这里成了避难所,我们全家逃到了山上。顺带说一下,祖父没有支持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也没有追随西太后流亡西安。到山上避难的除姑太太家,还有三姐家,三姐夫为蒙古贝子棍布扎布;另外还有内务府大臣季子寿家(季家住在麻花胡同),带来财产很多,逃到昌平时光大车就几十辆,有护院数十名。我父亲有个叫瑞祺的仆人,在府中陪伴读书。因他聪明伶俐,伯父毓朗常教他读书下棋。随着义和团运动的深入,府中人心惶惶,瑞棋也预感要出乱子,一天对伯父毓朗说:“五爷,您待我太好了,我很感激,可我是九爷手下的什人,如果遇到事变,就要护卫我的主人,顾不得您了。”伯父毓朗听了之后还鼓励了他几句。我家逃到昌平后,父亲交给他一个锦匣让他保管。到山上不久,清室溃兵就来抢劫,处于动乱之中的全家如惊弓之鸟,纷纷躲藏,我伯母抱着五姐看到瑞祺,指望他抱五格格,他说:“五奶奶,我还得维护九爷呢!”说完一路跑去。乱兵发现了他,看中了他背的锦匣,将他围在中间,逼他交出,他坚决不给,遇害。之后,乱兵纷纷被季家护院杀死,山上才平静下来,昌平县出了新闻:“山上来了定王爷,护院打死了乱兵。”事情平定之后,我家返回城里,伯父、父亲准备给瑞祺请恤,被祖父制止,命将他的事迹镌刻成书,养活他的家口。
二、军机大臣毓朗
爱新觉罗·溥仪在谈到清朝的覆亡时曾说:“清亡就亡在两王三贝勒。”两王是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三贝勒是载洵、载涛和我伯父毓朗。
毓朗,字月华(祖父命名的),号余痴,别号余痴生。生于咸丰十年(1860年),是二侧福晋所生。和姑母大排行,称五伯,实际上是二伯父。
我的五伯母何氏,先世最初为包衣旗人①,后抬入上三旗,后来家里有人做了粤海关监督,家资渐殷。她家在东四三条有房产,花园和戏楼,很有名气。上辈早年从南方运回一块3米多高的镜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家道中落后出租部分房产,有镜子的院落做过饭庄。
有次参众两院在这里开会,动起武来,把镜子打破,后来家里请人在上面画了一棵树遮饰,破处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父亲行九,比五伯父小20岁。我又比恒馞大几岁,在府中称少大爷,恒馞称少二爷,朝夕相处。府中事务多由五伯母掌管。五伯父在我印象中是和蔼可亲的,喜欢我们这几个孩子:表哥、我和恒馞。现在回忆起来有许多有趣的事。我表哥和我都是近视眼,可家长不许戴眼镜,因为眼镜是洋货。我的视力还凑合,表哥几乎是睁眼瞎。记得有一次步军统领聂宪藩的太太到定府(后称“朗贝勒府”)作客,闹了个笑话。清的各王府都使唤太监,凡是女宾一向由太监去接。太监见聂太太小脚,忙用手去搀,这位太太直甩膀子不要搀,到客厅就说:“你家佣人好没规矩,挺大小子搀我。”五伯母解释说是太监,她才转嗔为喜。这时我们都在旁边看这看那,无非是等吃果品时沾点光。果不其然,伯母发下话来:“小孩子别处玩去,一人一个苹果。”说罢就分苹果。无巧不成书,表哥没接住,苹果掉在桌子下,伯母怕他乱摸,说:“再给你一个,别捡啦。”表哥坚持在桌下摸来摸去,红色的绣花鞋在他眼里成了苹果,一把抓在聂太太的金莲上。这位太太自然又是一番吵闹,伯母只得再解释转聞。
五伯为民政部侍郎,官二品,为人比较精明,有的事上却很糊涂。我们这几个孩子一出门总少不了花钱,拿回帐单子他总是看一看,看罢就对我们说:“拿去吧”,往往带赞赏的口气,满不在乎。我们便把帐单交给五伯母,当时是她管家。那时也花铜子,1元兑换100多。
如果我们花了几百铜子,其实值不了几块银元,拿回单子让五伯过目,他会说:“好啊,小孩子这么能花钱!”觉得我们花得多。其实他弄不清银元和铜子之间的换算率。后来,大人总嘱咐我们,花钱尽量用银元。
父亲毓盈在陆军贵胄学堂念书时,五伯已经当官,也到学堂听课。因学堂在东城煤渣胡同,定王府在西城缸瓦市,他们每天去东四牌楼北面徐世昌家用饭。五伯爱做诗,记得有这样两句,“受餐吃不厌,能闻我正痴”,就是指这时。五伯同徐世昌是拜把兄弟,私人关系保持到民国初年。
祖父去世后,爵位由五伯承袭。说起来,大伯父毓长已经不在,可大伯有儿子恒圻这个长房长孙,当时叫承重孙,跪灵都排在前边。五伯通过幕后活动,袭了爵。底下有人议论,指资承办人不对。五伯自解说是“以庶居长”。此后,恒圻与五伯产生了芥蒂。
中国出现“巡警”这个词儿,始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刘坤一、张之洞合奏变法事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设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书。次年改称民政部,肃亲王善耆任尚书,五伯任侍朗。这时五伯暨陆宗舆和佣人席真一共三个人访问日本,考察警政。尔后聘请日人川岛浪速为顾问,这是中国开办警察之始。肃亲王善耆对五伯的信任和提拔,为朗贝勒府和肃王府的亲近打下良好的基础;川岛浪速无嗣,肃亲王善耆将第十四女显玗过继给他,这个女儿就是后来的金壁辉(即川岛芳子)。五伯等办巡警模仿日本的警察机构,开始是在木头房子里办公,俗称巡警阁子。在有警察之前,没有消防队,只有私人办的水会;出现警察之后,才产生了消防队。
五伯虽为官僚,但他深知步军统领之下有不少人吃空额,拿黑心钱,有事时招集一帮叫花子充数。为此,他曾做过一次整顿工作。他在西四丁字街路南小楼办了一所学校,名之曰将校研究所,挑选一些有为的青年去学习;整顿各营盘,使两翼五营属下保持一万多人。他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一日到某厅检查工作,有个守备上来报要请假,说:“贝勒爷,您在这儿,我不应当走,可也得走,因今天庆王府办水会,让我去指挥。”我伯父拍桌子大骂,将其训斥了一通。明知庆亲王奕助是首席军机大臣,也不买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我五伯被任命为正使到福建厦门“劳问”美国军舰。副使梁某身为大员,却怕见外国人。他先同我伯父说:“贝勒爷,咱们岸上等吧,别上洋船了。”
我伯父说:“我们干吗来的?不上船不行。”上船后和美国人握手,美国人和梁某握手时很用力,以示亲热,这位副使吓坏了,跪在地上,大呼饶命。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宣统皇帝即位,摄政王于十二月三日即命载涛、铁良和我伯父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加强皇室贵族权力。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十八日,成立法政贵学堂,让我五伯担任总理。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十三日,任命五伯为军机大臣。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十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我五伯改任军大臣。他在官场中一帆风顺,在他的诗集中常常流露出皇帝如何信任、重用他,临终还希望清廷能复辟。
辛亥革命后,按照优待条件,各王府还可以领到俸银,随着时局的变化,俸银没有了保证,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五伯的积蓄和地租,朗贝勒府在京徽、河北每年能收入七八千元。我伯父在进入民国之后,对当年的僚属还保持一定的尊严。北衙门有个处长田德山,是我五伯任步军统领时的侦缉队长,一日乘小汽车来到朗贝勒府,有人多嘴告诉我伯父说,汽车脚踏板上一边站两个护兵,一直开到大门里。我伯父听说后对田某一顿冷嘲热讽,田德山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没敢说什么,悻悻而退。
民国7年(1918年)9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我伯父当上了议员。因为二人关系一直很好,所以还有来往。每年徐世昌总要送来一张照片,上写“余痴吾弟”如何如何,后来改称先生。我伯父始终称他为“菊人相国”,给他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功成期异日,共采夜光枝。”起初,徐世昌也有复辟的思想,他曾送前军机大臣世续一副对联:“捧日立身超世界,拨云屈指数山川”,下联就是自况其“拨云见日”之志。可他上台不到一年,即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四”学生运动,自顾不暇了。
民国9年(1920年),父亲和伯父相继去世。夏天,父毓盈去世,停在西四大院胡同的吉祥所。伯父很悲痛,总说他没有死,不让给棺材盖盖儿,因天气热,用冰在尸身下面镇着。在定府东厨房院内,早年裁有一棵梅花,碗口来粗,比房还高,冬天给搭暖棚,里边生炉火。伯父喜爱它,虽有花把式经管,他也常常过问。这一年也开了花,不过变成了白色,作为“不样之兆”,对伯父的情绪有一定影响。伯父去世后,这棵梅花也死了。伯父去世,清廷赐溢毓达,命恒馞袭贝子。按照满洲习俗,我伯父白事期间朗贝勒府不备饭,即使亲家老爷、太太也不侍候,姑奶奶、姑爷和外孙子、外孙女可以吃饭。府内按照老规矩,设乐不作,上祭时,人们垂手侍立,和尚和道士奏乐。发丧以后,民国政府派遣大礼官黄开文到府上祭奠,步军统领江朝宗、前卫成司令王怀庆、警察总监吴炳湘等纷纷前来志哀。清廷代表是贝子溥伒(即名画家溥雪斋,也号乐山),时年二十七八岁。
出殡的那天,早杠的为128人,他们抬着杉木金棺,不管速行还是换班,虽地有坎坷,路有曲折,也决不会出现歪斜。马路上已经净街,土路上挤满了围观的人群。警察厅、保安队来了500人。政府和八旗子弟工厂都来了乐队。走在街上,不远就是一座路祭棚,都是各衙门办的,孝子到里边跪下磕过头再往前走。祭棚里除祭席外,还有两张饽饽桌子,实际是两个方凳,上边放有圆饼,至少码放9层,有12层的,顶上放着花。
和尚、道士、喇嘛一路上吹吹打打,一直出城到关厢,抬杠的换上小杠,孝子方可以坐车。
我伯父埋在昌平县东北20里九顶翠华山之右的宝山,即今崔村公社香堂大队真顺村北的大北宫。这里为先祖定端亲王奕绍的园寝,1926年冬被盗,我家专程前往收殓过尸骨。
我伯父毓朗,有三个侧福晋,有二子七女,长子夭折,次子即恒馞;七女有五位比我大,四姐未命名故去,几位姐姐按伯仲叔季排列,叫伯馨、仲馨、叔馨、季馨,六妹患有肺结核,20多岁就死了,七妹叫馨远,健在。恒馞弟,字次馨,号墨波,生于宣统元年(1909年),念过大学,英文很好,没参加过工作,生活放荡不羁,在解放前的北平有些名气。当时城里只有两辆小汽车不挂牌,一辆为摄政王载沣的,一辆就是恒馞的。解放前后,趋于贫困,穷愁潦倒。大跃进后死在通县某砖厂。恒馞的独生子启星,1935年生人,山西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化学系讲师,死于1971年5月。
三、定王府沿革及轶事
定王府在什么地方,知道的人怕是不多了,可一说沙锅居饭庄,谁都知道在西城缸瓦市大街路东。这个享有盛名的饭庄,就是在定王府赞助下发展起来的。时人郑某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花猪肥美谢珍馐,风尚原来自满洲。”清初满洲有这个习俗,宫廷王府于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祀,萨满太太跳舞,随后开办食“祭神肉”的盛会。定王府也不例外,院中搭好芦席棚,王府的上上下下都来吃肉。最初,吃不完的时候,佣人在府墙上取砖成洞出售,府主知道后也不管,一者佣人是世仆,二来肉吃完才有福气。后来让几个下人在墙外更房开业。开业后并不兴旺,东北人进关之后这里门庭若市,到30年代,“日以一豚饷客,不涉他味,日晌午则闭市矣。”初时还有烧饼,只有酒杯大小,香脆可口。伯父在世时,一位总长来访,席间吃到这种烧饼,赞不绝口,后把烙烧饼的师傅要走了。
定王府西临缸瓦市大街,北到板场(即颁赏胡同),东边与礼亲王府搭界,南边到羊皮市胡同,占地40余亩。清初这里是巽亲王满达海府第的一部分,满达海是礼烈亲王代善的第七个儿子,顺治九年(1652年)去世,得年31岁。其子常阿岱袭亲王,7年后“以父罪降贝勒”,康熙四年(1665年)故去,得年33岁。其子孙在康熙、雍正年间渐渐失势,王府西部被内务府收回。乾隆初年,皇长子永璜来到这里。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皇长子永璜去世,乾隆帝很难过,初祭、大祭亲临奠m,并发了上谕,追封定亲王,谥日安。子绵德袭爵,于乾隆四十一年春正月初二“以交结礼部司员削爵,”③次年再封镇国公。到了乾隆四十九年,绵德子奕纯得子载锡,使乾隆帝很兴奋,因于雍和宫后室及大内景福宫、避暑山庄皆书“五代五福堂”额,并晋封绵德为贝子。贝子宅在西单石虎胡同,《啸亭续录》等书均有记载。缸瓦市的定王府由永璜二子绵恩居住,因是一家人,所以石虎胡同贝子宅称南府,清末又称毓公宅,缸瓦市定王府称北府,清末又称朗贝勒府。咸丰初年我祖父溥煦从南府来到北府,把乾隆年间分成的两支合二为一了。定王府祠堂地基是礼亲王府给的,在礼亲王府界内。在定王府对过大院胡同路北有一处吉祥所,后门开在砖塔胡同,前有小方楼一所,第三层亭子间可以远眺;后边为小口 停灵之所。
定王府府门坐东朝西,旁边小门各一,称阿斯哈®门,大门只有去祠堂行礼、过年、行丧、大婚开启。门内宫门旁有石狮子一对,20多米长的照壁一座,宫门外倒坐有一排房屋。王府中路建筑和其他亲王府规制相同。宫门三间,里边银安殿五间,绿色琉璃瓦顶。小时候我曾在里边玩耍,记得一次银安殿被雷击中,后来修葺过一次。银安殿东西两层楼房上下各五
间,还有东西厢房等。后边是三间殿,俗称小殿,东西各有房屋,不止五间。后边有神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五间,东西还有三间小房,神殿东西各有三间耳殿。神殿后边为后楼,上下五间,东、西、北面有群房各三间。幼时我住在神殿东配殿,南边有一间被我前妻唐惠卿命名为碧梧馆,她自称碧梧馆主人。
进宫门走西路,是五间堂屋,后边是五间的“小方壶”,建筑精巧玲珑,前有游廊,东西厢房三间,这里是五姐季馨的住处,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后边为另院,是佣人的厨房。
定王府东路最初是花园,《啸亭续录》还提到恭太王让“护卫赵吉玉为之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动辄巨万”。尔后住房不够,改建成了院落。第一进为行有恒堂,有东西厢房三间。这里是定王府藏书的地方。有这样一件事值得一提,道咸年间的定敏亲王载铨很有权势,曾任御前大臣、礼部尚书、工部尚书、步军统领等职,道光帝去世时,以宗人府宗令身份受顾命,咸丰帝即位后,载铨“益用事”,“操进退用人之权”。戚丰二年(1852年)给事中袁甲三疏劾,说“外间传闻有定门四配、十哲、七十二贤之称”,被罚王偉2年,所领职并罢。两个月之后仍授步军统领,第二年加亲王衔。这样一位有权有势的王爷,他能看到这一点;定王府收藏的典籍也好,字画也好,今日是定王府的,明日不知转入谁人之手。所以他每逢给图书字画钤章时,总用“曾存定府行有恒堂”这方印章。在清代,怡亲王府藏书很有名,四库全书开馆时,怡王府藏书都未进星,就在我家这位定亲王故去七八年的光景,西太后第一次垂帘听政,怡亲王载恒被革爵赐自尽,怡亲王府藏书开始外流。行有恒堂后边为济华堂(五间,没有厢房),第三进为五间大堂,有东西厢房。最后边是一排北房,是厨房。
辛亥革命之后,王府尚可维持。伯父毓朗去世之后,日子愈发困难,1928 年由我和恒醇出面将王府售出,买方为华比银行买办丁济谦(具体经办人不是他),出洋15万。华比银行随后即将定王府西院、中路拆平。说是定王府有魔,他们专门雇用回族人拆的。拆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蛇。这200多年的宅第中有蛇本没有什么稀奇,可当时报界大做了一段文章。这些蛇被用土筐抬到了定王府祠堂,很快就爬走了。以后,这块地皮又一将转手,北边义达里就是在这块地皮上建设起来的。定王府东院现在还有,为九三学社所在地。定王府北墙和东墙现在仍可见到。
由于宗族观念,定王府祠堂没卖,每逢年节还给祖先设供,一直维持到解放前夕。西边大院胡同吉祥所的小方楼,我还住过一个时期,解放后郭沫若同志住过,现为国务院宿舍。(冯其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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