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12天之后，陕西与湖南同日举义，成为全国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的两个省份，而陕西也成为北方最早起义的省份。由于西安既是陕西省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又是通往西北和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因此，西安起义的成功，牵制了大量清军。革命波及山西、甘肃、河南，影响至于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可以说陕西是西北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居功甚伟。而这一成果，是同盟会、新军、会党三派势力合作的结果。

　　然而，正是由于会党的大量参与，以及西安将军文瑞的死硬抵抗，西安满城被攻破之后，革命党滥杀无辜的满人。此后，山西巡抚升允在进攻陕西革命政权时又以极其残酷手段杀害革命党，可以说，辛亥革命中最血腥的一幕发生在陕西。

于右任和井勿幕合影

　　陕西革命的先行者是蒲城人井勿幕。井勿幕，生于1888年2月12日，四岁时父亲去世，由胞兄井岳秀抚养成人。井勿幕从小就豪侠尚武，于读书之余，拜著名拳师“鹞子”高三的大弟子金仲为师，练习武艺；时常在腿上绑着铁块，锻炼腿力。1902年，井勿幕赴四川重庆，结识了当地革命青年熊克武、但懋辛等人。在知道了孙中山在国外成立反清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后，他便于1903年12月冒险随众赴日本，是陕西早期的留日学生。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井勿幕由陕西同乡康心孚介绍加入，他一面学习制造炸弹，还担任文字宣传，为孙中山所器重，孙中山评价他是“后起之英”。在他向孙中山要求回陕组织同盟会支部时，孙中山却说：“你这个17岁的小孩，能办成这样大的事吗？”他慷慨陈词：“我虽年少，但我哥井岳秀在陕熟人颇多，可以通过我哥联络各界人士。”孙中山遂委任井勿幕为同盟会陕西支部长，回陕开辟工作。

井岳秀

　　井勿幕在陕西开展活动，最让他发愁的是没钱、没人，好武的他把目光投向了绿林豪杰。当时，哥老会的组织遍布陕南、关中、陕北各县，在新军中也有很多弟兄；刀客主要活动于渭河两岸；慕亲会则是僧人中秘密反清组织。这些组织虽然都是可以联合的反清力量，但由于同盟会员多是从未与会党打过交道的知识分子，总认为会党中人是来自下等社会，不屑与其为伍，坚决反对与其为谋。井勿幕反复工作，同盟会陕西分会勉强同意联络会党、刀客，但真正做联络工作的会员很少。有道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陕西同盟会连购买枪弹都摸不着门路，根本建立不起自己的武装基干力量，只能徒事鼓吹。

　　直到钱鼎的出现，陕西同盟会才由“动口”转变为“动手”。

　　钱鼎生于1884年，家里素有练武传统，所以他自小好习武术，练拳使棒，舞刀弄枪。1907年，钱鼎被选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深造，在这里，钱鼎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钱鼎被派赴天津大沽诸要塞见习三个月，很早以前就加入哥老会的他，知道码头上的规矩和暗语，趁此机会，他四处拜码头、交朋友。当年秋，钱鼎投身陕西新军，从排长做起，后来升任一标执法官和督队官。

　　钱鼎回陕以后，与陕西同盟会接上了头，奔走联络，非常活跃，在新军和哥老会中秘密发展同盟会力量，积极做反清起义的准备工作。钱鼎等首先在西安城内西岳庙创立“武学研究社”，名为学术研究，实为军界革命党人秘密集会、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同盟会会员和联系外界同志的机关。同时，他们还在满城内设一分社，藉以探听旗营消息。

　　陕西新军中同盟会会员只有九人，他们仅仅担任着初级军官，权力极小，活动处处受到阻碍，势单力薄。而哥老会会众占陕西新军士兵总数达半数以上，遍布新军各营队。钱鼎不仅是同盟会会员，又是老资格的哥老会成员，还是新军军官，一身兼备三种资格，有沟通联络三个团体的便利条件，他首先积极与万炳南、张云山等哥老会首领联络沟通，做他们的工作，双方很快打成一片。然后通过哥老会首领做各级“舵把子”工作，并随时向士兵宣传反清灭洋的思想，仅在两三个月的时间中，新军中的哥老会就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

　　在钱鼎的推动下，1910年7月9日，同盟会、哥老会首领和军学各界代表井勿幕、钱鼎、张钫、万炳南、张云山等三十多人，在西安大雁塔秘密集会，歃血为盟，成立反清统一组织“三合会”（同盟会、新军、哥老会），史称“三十六兄弟会盟”。为陕西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武装基础。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愈演愈烈，10月又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促使陕西革命党人加快起义步伐，大家一致认为，应该迅速起义，与武昌起义相呼应。10月14日，钱鼎、张钫以参加满城一个满族同学的婚礼为名，趁机进满城侦察情况。10月17日，钱鼎、张钫、张云山、万炳南等，在西安小雁塔秘密会议紧急磋商，一致决定迅速组织起义。但考虑到驻扎城内南校场巡防营的哥老会还没有联系好，特别是军装局的哥老会没联系好，还需时间做工作，初步议定10月29日举事。

　　此时，西安城已经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农历八月十五“杀尽满人”等歌谣在坊间流传。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和西安将军文瑞大为恐慌，立即用新式步枪武装旗兵，在满城四周修筑防御工事。为防新军兵变，钱能训和文瑞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将一标一营调汉中，并准备将革命力量最强的新军第二标所属三个营，每天开拔一个营，分别调驻宝鸡、凤翔、岐山等地。从西路新调巡防营两个营到省城西安接管城防，在第二标调出后，便立即逮捕革命党人。

　　得知消息后，张钫与钱鼎会商，为保密，两人用笔谈了四个小时，认为新军三个营调离西安，严重分散革命力量，再加新调巡防营到省，那时省城起义计划就前功尽弃。形势急剧变化，事不宜迟，钱鼎提出，应提前一个星期于10月22日动手。当时，井勿幕赴渭北活动，不在西安，起义的最佳领导者非钱鼎莫属，令人意外的是，钱鼎怕自己威望不足，推荐新军协司令部参军兼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为总指挥。

　　张凤翙，1881年生，字翔初，清末秀才。1904年秋，由陕西武备学堂毕业，官费选送日本振武学校，1906年毕业，升入士官学校骑科，为该校第六期学生。1905年，张凤翙加入同盟会，不过第二天他就烧了会员证。1907年，陕西留日学生党松年等人在东京创办反清进步刊物《秦陇报》，请张凤翙撰文，张凤翙予以拒绝说：“我们军人革命，要用枪杆子”。当时，他的同盟会员身份极少有人知道，他主动收集有关日本的军事情报，书报清朝陕西军部，以换取官府信任，在回到陕西新军中任职时也绝不参与同盟会活动。钱鼎在起义前力主同态度暧昧的张凤翙接谈，是有相当风险的。当时钱鼎的分析是，张凤翙与上司已经搞得形同水火，丢官受罚的威胁已迫在眉睫，因此，有可能和革命党人一同起义。

张凤翙

　　10月21日晚，钱鼎、张钫来到二标一营营部和张凤翙商谈。钱鼎向张凤翙告以军中革命活动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拥戴他作起义首领的意见。张凤翙说：“好吧！既承你们大家错爱，我也不便推却，既干，义无反顾。如果失败，祸我承担，生死与君共之。”三人直谈到深夜两点多钟，决定陕西辛亥起义命运的秘密商谈才结束。分手时，钱鼎对张钫道：“我们平时没有看错。”

　　后来人们才知道，之所以张凤翙答应得如此爽快，是因为他是黄兴在陕西新军布下的一枚极其重要的棋子。为使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不暴露同盟会员的身份，以便回国后控制和掌握兵权，黄兴告诫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员不要与同盟会总部直接往来。张凤翙根据黄兴的指示，一直没去同盟会总部。黄兴还在陆军学生的同盟会员中选拔出一批更为可靠的同志，组织了一个严密的核心组织——“丈夫团”，张凤翙亦被选入。张凤翙认为，军人必须掌握兵权才能有所作为，在回到陕西后，他仍记着黄兴的告诫，不与同盟会往来，拼命带兵，广交人脉，在新军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现在，动用这枚棋子的时机已经成熟。

　　10月22日早晨，发完月饷以后，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分头到林家坟，这里是一片坟地，树木茂密，人迹罕至。到会的起义领导人共30多人，开会后首先宣布由张凤翙担任起义总指挥，钱鼎为副，大家一致同意。会议采纳了钱鼎的意见，决定中午12点“午炮”一响，各处同时行动。

　　平日里，满人对新军防范甚严，除操练用的枪炮外，不给一粒子弹，子弹均放在军装局保存，不发给新军。夺取军装局成了起义关键，因此交给了革命基础较好的炮营去完成。起义开始后先由张钫骑马进城侦察军装局一带的情况，党自新等人集合队伍，以去灞桥洗马为名，带着骑兵和步兵进城。到达距军装局约百米处时，张钫迎面赶来报信，由于是星期日，守卫军装局的巡防队士兵大半外出游逛去了。党自新指挥部队迅速占领军装局和南门。接着钱鼎等人率领的起义队伍也带着没有子弹的枪支夺取西门，进入城内，赶到军装局领取子弹，随即迅速冲向各军事要点和各衙署。

　　钱鼎带人到陆军中学，发动该校学生起义，迅速组成了五百余人的学生军。起义学生协助义军，打开学堂库门，取出存储在校内的一千支枪和十六万发子弹。随后，起义军攻占藩台衙门和藩库。钱鼎令学生队驻扎此地，严加防护，保护藩库存放的七十万两白银、三百余两黄金及大量制钱，对以后新政权十分急需的军费和行政开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钱鼎的安排下，陕西巡抚衙门——南院、军事参议官衙门、高等审判庭等地先后被起义军占领，钱鼎亲自率队占领了城内制高点——鼓楼。同时，张凤翙率大军为中路接应，进驻军装局，建立起总司令部。

鼓楼

　　当日起义时，陕西当局的高级宫员都在咨议局开会，由于起义军急于夺取军装局，故来不及派兵进攻咨议局。听到枪声后，除西安将军文瑞在乱中逃回满城组织抵抗外，其余高级官员纷纷狼狈逃窜，隐匿起来。咸宁知县张瑞玑，从咨议局开会回衙，轿至西大街，恰与入城的新军相遇，被打穿轿顶，吓得慌忙下轿，连呼：“别打！别打！我也是革命的。”随即把官帽摔在地上，撕毁官袍，参加了革命。到下午4点左右，除满城以外的西安城，大部被起义军占领，全城居民热烈欢呼，纷纷剪去辫子，膀缠白布，以为响应。

　　满城亦称八旗驻防城，是清朝进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监视汉族反抗，设置的旗兵驻防地，是一座城中城，那里不许汉民居住，驻防旗兵约五千人。西安将军文瑞从咨议局逃进满城后，即令旗兵把六个城门紧紧关闭，沿城墙布置了守兵，和起义军对峙。

　　在满城外西南角一带驻着巡防队约有3营队伍，如果和满城八旗兵联合起来，则起义军攻城部队有腹背受敌的危险。起义军里的哥老会大哥们这时起了作用，钱鼎会同万炳南、张云山担任主攻，并负责联系巡防队里的哥老会成员，哥老会成员纷纷起义，加入了万炳南、张云山的队伍，巡防队瓦解；张凤翙、张钫攻东城门楼，就地修建工事，起义军从炮营调来六尊山炮进入阵地，进攻满城的准备于23日拂晓前完成。

　　24日黎明，起义军按照原定方案，向满城发动猛烈攻击，满城内的旗兵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于是誓死抵抗。上午9时左右，清军又组织骑兵100多人，由北面上城墙，先后3次向东门城楼猛攻，企图夺取对满城威胁最大的炮兵阵地，都在起义军的反击下惨败。但是从凌晨一直激战到下午3时左右，满城仍未攻破。文瑞在交战之间，多次派人持函同起义军讲和，但均遭拒绝。

　　黄昏时，起义军冲破满城，并向满城守军的火药库北城楼猛烈开火，引起火药库爆炸，旗兵伤亡惨重，近千人死于战斗，旗兵及家属或投井，或上吊，或集体自焚，死者数千，还有很多旗人被新军士兵所杀，幸存者纷纷从东北两面城墙顺绳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引用英国外交文件称，西安为革命党所占据，男女老少约有一二万人的驻防旗营（满蒙八旗）实际上被全部消灭，8名外国侨民也在混乱中被杀。这一数字具体有多少现在已难以查实。不过，在“排满”情绪的支配下，乱军之中，许多旗兵和家属惨遭杀害确是事实，10月24日的西安，无疑上演了辛亥革命最为血腥的一幕。

　　10月25日，起义军传令禁止杀戮。

　　在西安起义过程中，同盟会方面，除钱鼎组建一支三百人的学生部队外，没有自己组建的完整部队。而哥老会的各级“舵把子”，几乎都掌握着数目不同的部队。西安光复后，围绕军政府的人员安排，同盟会和哥老会差点闹翻。

　　10月24日西安初定时，各方起义将领在军装局开会，组织临时司令部，确定革命军称“秦陇复汉军”。接下来的两天，起义将领十多人，在军装局会议室，商量组建政府机构，定起义诸人名位。钱鼎希望张凤翙当大统领，万炳南也想当大统领，双方争执不下时，张云山已经迫不及待地自封为“见官大一级，天下兵马大元帅”，另树起“洪汉军”大旗，与“秦陇复汉军”唱对台戏。

　　眼见双方就要翻脸，在钱鼎等人的劝解说服之下，终于拟出一个协商一致的安排名单：张凤翙为大统领，钱鼎、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兵马大都督为张云山，副都督吴世昌；粮饷大都督为马玉贵、副都督马福祥；军令大都督为刘世杰、副都督郭胜清。9个省级干部，哥老会占了7席，井勿幕这时已被完全边缘化，当了个北路招讨使。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终于成立。

　　此时的陕西军政府，实际上是个哥老会政府。名位在张凤翙之下的都督们，根本不买张凤翙的账。军队发布的命令,必须盖上会党的印戳方才有效。据亲身经历陕西辛亥革命的张奚若回忆，有一天他要离开西安，大统领张凤翙给他一本护照，本以为可以凭此出城，“不料到城门口时，大统领的护照和参议的身份都没有用。兵士不许出城门，说一定要有‘大哥’的护照。这位‘大哥’就是张云山。我又去找张凤翙，对他发了些牢骚。他叫秘书去请‘张大哥’另发一护照，我才离开西安。”

　　哥老会终于等到了出头的日子，在西安和各县遍设“码头”，各码头的办公费及其它费用按户摊派，有的甚至勒索搜刮财物，闹得民怨沸腾。当然，“码头”也不是只收钱不办事，维持治安、审理案件、征收赋税这些事情全包。政府也好、军队也好，都是“舵把子”说了算。张云山打造了三口铡刀，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登台演讲，身后放着铡刀，表示自己要做包公铁面无私。

　　面对如此情形，很多同盟会员认为陕西革命失败了，钱鼎决定抛弃哥老会，另招队伍。张奚若去上海时，井勿幕写了亲笔信让他 “见到黄克强与黎元洪时，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

　　不过，未等内讧升级，清军先来了。

　　武昌首义后，清廷本打算以陕西、甘肃作为基地，以图恢复东南。不料陕西却首先响应，顺利光复。清廷急忙调兵从东西两面反扑。

　　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是通往豫、晋必经的关口，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西安光复不久，驻潼关巡防营管带胡明贵率部起义, 于11月2日夺取潼关。3日，清廷派豫军进攻潼关，胡明贵拼死抵抗，全军覆没，潼关失守。

　　此前，副统领钱鼎认识到潼关的重要性，请命出守潼关，由于部队都在哥老会手里，钱鼎只带着三十多名学生军东行。11月1日，钱鼎在渭南被民团杀害，同日遇难者共28人。

　　张凤翙遂派张钫领兵取潼关。11月11日，张钫收复潼关，乘胜追击，出函谷关，进抵灵宝。清廷派毅军步马炮十八营增援灵宝，革命军失利西撤，敌军追至潼关，革命军苦战三日, 于12月1日退出。

1935年的潼关

　　为防敌人长驱直入，张凤翙亲自率队救援，并调陈树藩、陈殿卿、王荣镇等部策应，一时大军云集。12月6日, 张凤翙在华阴东门外誓师，革命军三面出击，进攻潼关。毅军损失惨重，乘夜退出，潼关二次收复。同时，北路的井勿幕攻克山西运城，张钫前锋到达渑池。

　　革命军隔黄河南北成犄角之势，清廷重镇洛阳受到严重威胁。毅军失地四百里，中原震动。袁世凯在北京惊慌不安，因为江南诸省独立，距北京尚远，秦晋起军，却是肘腋大患。因此，袁世凯令北洋军第二镇统制王占元，第六镇协统周符麟调集大军，并配野炮、山炮六十门反扑。革命军先后与清军激战数次后失利，1912年1月15日，雪夜退回潼关。16日，北洋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进攻关城，战至19日，革命军终因弹尽，被迫退出潼关。潼关第三次失守。

　　潼关失守后，一时东路无兵防守。但北洋军占领潼关后，并没有继续西进。

　　张凤翙逐渐倒向袁世凯，2月12日他东出视师，坚主议和。不久, 南北议和成功，清室退位。1912年2月18日，双方派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北洋军退出潼关。

　　相比较东线，西路战事更为惨烈，这都是拜清廷遗老升允所赐。

　　升允，清蒙古镶蓝旗人，以举人出身，深受清廷信任。他曾入总理衙门作章京，以候补道资格出洋，到过欧洲各国，对西方的学校、工厂、商业、农业等等，都有感性认识。

　　1905年，升允任陕甘总督，雷厉风行，全面推行“新政”，办新式学堂，练新军，创设农业试验场，引进西洋设备搞实业，兴修水利。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升允上书反对。摄政王载沣以阻挠新政，将其罢官，却又暗示升允此乃不得已之举，稍缓即将起用。升允遂携带眷属由兰州移往西安满城居住。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时，升允未在城中。为保护其住在满城家属的安全，他向陕西革命军捐银两万两并致函声言赞成革命。革命军保护了他的眷属，他本人却带着3名戈什哈逃往甘肃平凉，电告陕甘总督长庚，表示誓死效命清廷，拟迎来宣统帝，将西北作为复辟清朝的根据地。清廷命升允署理陕西巡抚，督办军务，镇压陕西反清革命。

　　升允日夜兼程赶到兰州，与长庚迅速组织甘军共40余营兵力，分南、北两路，南路军攻陇州、凤翔，他亲率北路军攻长武。与此同时他又电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声称“世受国恩，自当督率将士勤王”。袁迅速回电，令他“认真防御，幸勿轻离”。

　　北路军连克长武、彬县、永寿，升允杀人如麻。消息传到省城，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率精兵800人于11月28日赶到乾州。几次接战失利后，升允兵临乾州城下，张云山死守城内。

　　“舵把子”张云山虽说搞管理闹笑话，守城却是一把好手。他一方面在乾州收罗残兵败将，严密布防，一面飞书军政府求援军。张凤翙得报后，即亲率马玉贵、胡景翼等劲旅来援，与张云山合兵一处，企图打破甘军的包围，但历经数战，仍未解围。从1912年1月下旬开始，甘军依据北原高地，居高临下，分五层包围乾州，并发动多次进攻。先是架炮轰城，但收效甚微。继而制造云梯数十架，并选拔精壮士兵组成敢死队及扒城队，潜挖地道，地上地下一起进攻，但均被民军一一击退。升允无计可施，竟令管带罗开福到北门外跪地举枪诈降，妄图趁机冲进城内。张云山识破阴谋，痛击罗开福，诈降甘军仓皇逃出。

　　升允坚决反对南北和议，1912年1月6日他致电清王朝资政院，指责代表袁世凯参加和议的唐绍仪等人与南方革命政府签订停战条约是“长寇志，慢军心”，要求清廷将唐绍仪治罪。2月12日，清帝退位，升允秘而不宣，继续围攻革命军。2月13日，张云山派行营执事官雷恒焱为代表，赴乾州十八里铺面见升允，告知南北和议成功，要求双方停战。升允不仅不听，反而下令把雷恒焱割耳削鼻挖心之后，弃尸于荒野土窖中。接着命令以一部继续围攻乾州，主力攻占礼泉，进兵咸阳。咸阳革命军派曾当过升允卫士的朱长春前往礼泉，劝升允罢兵和谈，升允竟下令把朱长春钉死在礼泉东城门上示众，并将俘虏的革命军全部处死。在咸阳，升允奉接了清帝退位诏书，他摘下顶帽，倒地大哭，悲愤地说：“太后（隆裕）不该让位，使我辈奴才，不能尽力！”

　　当时，其他交战各省均已停战撤兵，唯独陕甘两军仍激战方酣，战火经久不息。全国舆论迫切要求陕甘停战，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明确指出升允实为“民国公敌”，要求袁派兵援救陕西革命军。袁世凯下令河南毅军赴陕增援，段祺瑞给陕西革命军拨发武器弹药，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革命军派兵援陕。

　　1912年3月7日，陕西军政府派曾与升允交谊深厚的乡贤名士牛兆濂、张晓山前往礼泉与升允谈判议和，升允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误国，并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

　　这时甘肃也宣布共和，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往西宁，以后辗转经沙俄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等地流亡到日本，参与宗社党复辟清王朝的活动，成为宗社党的重要人物之一。1931年升允病逝于天津，溥仪赠谥“文忠”。

　　在张凤翙看来，立宪派、旧官僚要比那些不识字的哥老会靠谱，因此，连那个摔帽撕袍的原咸宁知县张瑞玑都被他重用。1912年8月，张凤翙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陕西都督，同时，井勿幕以办石油矿的名义赴南京，被排挤出了陕西。有了袁世凯撑腰的张凤翙着手收拾哥老会。1913年，“秦陇复汉军”缩编为两师四旅，张云山被任命为师长，万炳南被任命为旅长。万炳南不服，张凤翙于4月13日乘万炳南到机器局领取装备时，将其枪杀。张云山于1915年病逝。

西安俗称小南门的勿幕门

　　1918年11月，井勿幕赴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12月23日被靖国军第1路郭坚部下杀害，时年仅30岁。1943年8月14日国民政府明令褒奖，追赠井勿幕陆军上将。

　　1914年6月，袁世凯用明升暗降的手法，撤任张凤翙都督。此后张凤翙大部分时间赋闲在家。1949年解放前夕，张凤翙拒绝随国民党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凤翙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并被选举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7月29日因病逝世，终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