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登于《中国文化遗产》2023年第3期 笔谈“阐释与展示——文化遗产多重价值的时代建构与表达” P9-14。
如何使文物/文化遗产“活起来”，既流传千古，又服务当代，这是国内业界当下的热点话题；在国际上，也有着广泛的关注和丰富的实践。其核心要务，离不开对文化遗产的阐释和展示。阐释和展示文化遗产对于国内受众会起到激励和凝聚人心，认识历史，创造新时代的重大作用；对国际，则会使中华民族自然而然地进一步融入人类大家庭文明进步的共同事业，为全人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对文化遗产的感知和认识，不同族群、不同文明体系有着很多相通之处。“在前现代世界，它是一个人们学会不重复错误，而且辨别出成功经验的进程的一部分，以此作为进一步改进的参考。这一过程通常与对品质和技能的意识，以及关系到天地万物的象征意义、生命和创造力相关联，还有‘模仿’。认可某物为遗产的问题，可以被视作社区一种共同的价值判断。它经常被与前几代人获得的土地和建造的财产相关联，但也被认为属于世世代代所获得的文化和精神的认知”。西方保护科学中这种对文化遗产的感知和认同，实际上也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史学传统与文物观念中。这也体现在西方文化遗产理念中一个核心要素从“Monument(s)”（“纪念碑”）到“Monumental”（“纪念碑性的”）的演变、拓展和深化。
尤卡·约基莱赫托的《建筑保护史》写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代表以前君主统治的教堂财产和史迹被认为是过去压迫的象征，成为破坏的对象。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意识，即这些建构的价值在于是如今组成了一个民族的人们过去成就的证明”。“1790年，奥班-路易·米林（Aubin-Louis Millin，1759—1818）出版了他的《国家古物》（Antiquités Nationales）第一卷，在该书中他确立了‘历史的纪念碑’（monument historique）这一概念”。
在延续的发展中，欧洲的遗产范畴从刻有各种古老文字的具主题纪念意义的建造物，发展到一切具有历史见证意义和体现作用的建造物或精神寄托。于是，有了“有意建造的纪念碑”与“无意而成的‘纪念碑性’建造物”的观念；后者延展到建筑群乃至历史城镇等。
同样，中国的文化遗产也经历了从先祖纪念、自然崇拜到人类创造力的全面体现这一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从树碑立传、纪功颂绩、汉阙、唐碑、勒燕然铭……，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切智慧、传统和创造的历史性遗存。如，丽江古城、开平碉楼与村落、哈尼梯田和村寨、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等等。也有了大运河被世界重新认知，作为一座流淌的“纪念碑”，它既是在古老年代的社会发展阶段沟通5大水系不同高差地理和不同经济文化区域间的人类杰出创造（甚至欧洲的运河遗产被公认为与千年前的中国运河技术相关联）；也为史学家认证为中华大一统国家与社会的血脉；还被诗意地描绘为：对于运河两岸的人民，“她不是生母就是乳娘”。显然，对于遗产的科学认知及其不断地深化，深刻影响着对文化遗产的阐释和展示。
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前提，离不开文化遗产的科学属性和客观的物质存在。对文化遗产的主观感应和认知——价值建立在这种属性和存在的基础之上。价值是人们对文化遗产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记忆，有见仁见智，有大相径庭。如一位以色列同行所说，有时会是“同一地点，不同的记忆或纪念”（A same place, but different memories）。而不变的是客观的真实。谁的阐释和展示最贴近客观真实，谁就最有可信度和感染力。
拓展、发展了的“纪念碑性”文化遗产被近现代遗产领域的科学保护理念认证为蕴含“实物文献”的属性，为1883年在罗马举行的第三次工程师与建筑师代表大会决议所收录、并成为意大利第一部科学保护宪章卷首语的一段文字阐述了这一观念：“来自以往的建筑古迹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建筑学研究方面的作用，更重要的在于它们是阐释和图解形形色色的人们在漫长岁月中多样性历史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献；因此，它们应该被作为珍贵的文献，严谨、虔敬地予以尊重。对它的任何改动，无论多么细微，只要它形成对原状的部分改变，都将造成误导，最终引发错误的推断”。既然是“文献”，当然必须认知、保存和传承它们的真实性；任何篡改都会歪曲历史。如近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著名人物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所指出的，“一个真正的古迹，而非它的现代仿制品，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遗产和过去时光的纪念物”。而既然要真实，当然就要“最少干预”。“最少干预”不是不干预，而是不做超出必要保护措施的更多举动，哪怕是善意的。阐释和展示也需要基于文化遗产历史文献的属性和规则。
梁思成先生是中国文物保护领域最具体系性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前辈大师。他在1935年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一文中也鲜明地提出，作为对文物建筑的守护，“在设计人的立脚点上看，我们今日所处的地位，与二千年以来每次重修时匠师所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之处。以往的重修，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破敝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料坚实的殿宇，若能拆去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更是颂为无上的功业或美德。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却不同了，我们需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其中关于“恢复原状”的概念在今天会有争议。但对于常见常闻的文化遗产变得焕然一新的宣传，梁先生关于文物建筑不可被再现辉煌的感悟和警示至今仍不过时，而且和当代国际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相对于国际保护哲学中的“真实性”理念和相应的“最少干预”原则，梁先生还有“整旧如旧”而不要“焕然一新”、不得已的新添加部分要尽可能地做到“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等著名论断。国际共识日益强调的保护遗产还要保护相关的历史设境（Setting）观念，梁先生很早就用中国的传统语言生动地表述为“红花还要绿叶托”。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历史性文献《威尼斯宪章》开宗明义提出，“浸透了来自过去的信息，人类世世代代的历史性史迹至今仍是他们古老传统活生生的见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价值的同质性，并将古代史迹视为共同的遗产，为子孙后代守护它们的共同责任被公认。将它们真实而又完整丰富地传承下去是我们的义务（义不容辞的任务或使命）”。这里突出了对遗产意义的认定和守护的使命，特别强调了保存和传承的“真实”。
毫无疑问，真实性也是阐释与展示不可违背的原则，与阐释与展示的可信度与真实感密不可分，并与阐释与展示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目前对文化遗产进行阐释和展示的国际共识性文件——ICOMOS《文化遗产地阐释与展示宪章》所阐发的使遗产“活”起来的愿景、原则和做法，可以作为相关活动的重要参考。文件从阐释与展示的业务属性、工作宗旨，到基本原理和原则、做法建议，汇总了全球范围的经验和同业共识，包括同样强调了真实性，以及积极慎重的新技术应用等。从事文化遗产的阐释和展示，对这一纲领性行业文件不可不关注。
文化遗产的形态和存在状况千差万别。在人类共同经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哲理和路径可以作为 “道”，实际的实现会多姿多彩。其中，完整史迹和可移动文物的阐释与展示相对较容易，虽然方式、效应和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而对地面上不完整的残存和完全的地下遗存的阐释与展示，则独具特性和难度。部分或全部被掩埋在地下的古迹遗址，尤其是土质遗址，面临着长久保存与直观展示的不兼容处境。露天展示，即使是在有罩护的空气中展示，都不可避免、或快或慢地使遗址在风化中受损、消逝；而完全封存后展示，观众会缺失直观的感知和认同感。对这一两难的课题，首先还是要确保文物真迹的存留，否则一切就都失去了根基。当前，对已埋藏于地下相对稳定条件下的历史性遗存，全世界也还都没有完善的暴露保存技术，也就难以实施大规模的暴露型展示。西安半坡遗址在当年是花巨资建馆采取室内暴露式保存和展示的，现状已远不如初。北京十三陵定陵发掘后的文物很多曾采用了有机硅水玻璃等当时认为先进的技术保存，许多文物在出土后的环境中遇到保护的困难和损害，尤其是古代纺织品如袍服等，现在已几难再展开。
身边的这种案例和国际上很多类似情形一样，都从不利的一面反映了这一难以克服的客观规律。因此，普遍流行的对地下埋藏的古迹的展示方式还是以尽可能不主动发掘，发掘后的考古遗址（尤其是土质遗址）回填封存为主；在封存的遗址上根据考古的真实发现丰富阐释的手段。具体的做法大致分为3种：对整体曾在地下的遗址，在考古发掘后服务于保存、保护需求的完全回填覆盖；对部分地下、部分存留于地上的遗址，覆盖保护加对地上部分的原状保护和环境整理；增添反衬效应或添加研究（有时会是臆测）性复原或创建（此种方式和做法近年已不多见）。阐释和展示都基于不同的保存方式展开，或在相应的地面上做简单的各种标记或标示，或做某种象征性的复原，辅以各种阐释内容和手段。日本的同行将对考古遗址的保护方式细分为5大类，要旨在于以覆盖回填的方式稳妥保存真实的考古现象，在地面上进行对应的标示、有限的局部复原、树植柱式或台基展示等；也有少量的真迹可视性展示与保存。
日本同行对考古遗址本身的安全是十分重视和精心的。但日本考古遗址中的复原展示一直是国际同行关注、有时会争议的问题。日本同行也一直在认真探讨和对待相关的课题。为了更能保障地下遗存的安全，日本申遗成功不久的新石器时代绳文遗址的复原建造都被安排在不直接对应地下对象，而且下面也没有其他考古遗存的地上位置。这样也显示出新的展示建造只是考古研究成果的一种参考体现，辅助对遗址的阐释和表现。不过，如果能有多种考古意见被对比展现，并启发观众参与思考，或许更好。中国中山王墓曾出土一方罕见的铜版陵园图。国内顶尖的两位建筑史学家根据这同一幅历史证据分别做出了当时完整陵园的复原图，却各执一色，就为学术研究和阐释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间。
总之，首先确保对真实遗存保护，在此基础上进行阐释和可行的各种展示，是针对地下遗存的国际通行做法。在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址保护中显现的都是这样的理念，不乏令人驻足、流连忘返的场景。英国约克郡有一处维京人的遗址博物馆是这样一处所在。该遗址被发现于一座商业建筑的建筑基址。依据当地强有力的法规，建设工程曾被迫停工，等待漫长的考古发掘过程。考古发现了丰富的古代遗迹遗物，最后建成了关于维京人的地下博物馆；地上建起了设计有所变更的原批准商业大楼。博物馆将考古遗存全部回填覆盖封存，地面上无声无影的轨道箱车载引一拨接一拨的游客，探奇和遐想于模拟展现的维京人生产、生活的街巷场景中，酒吧的喧闹、打铁铺的铿锵、商贸的喧嚣，不绝于耳，直至遗址被发现、发掘和实验室研究的当代生活。趣味盎然，知识丰富。自开馆以来，馆外的等待长队就没有断过。因考古而耽误了工期的业主意外地在工程完工后因地下博物馆而在1年内收回了建设投资；每年还能和当地的考古学会分享数以百万英镑的博物馆收入。无论从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还是从保护与发展的协调关系，抑或是公众和社会的参与，以及文化遗产的法制管理等诸多方面看，这处遗产地都堪称典范。
物质的文化遗产与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纠葛和统筹，不可移动（不借助机械力难以移动的或不适宜搬离特定遗产关系的）的物质文化遗产与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的相互依存和印证，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互作用，以及日益繁多的遗产类型的相互关联，等等，都给遗产保护不断带来新的挑战和问题，阐释和展示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会随之日新月异。但真实性的完整保护与传承，总会是其中的依赖和主线。除了保存真物，面对自然规律和时间的消残，面对可能出现的有形遗产无形化、传统生活表演化、建筑特征符号化、历史体验模拟化、不得已的蜕化，确凿、准确、翔实的文献档案基础对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极其重要。文献信息档案和研究以文字、图片、影像、研究成果或其他形式为阐释、展示和记忆历史遗产提供着实证、补救和保障。
阐释与展示中的对比分析或许是可以或应该大力探索的另一种方式。世界遗产的世界意义和所契合的判断标准、保存状况等，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全球范畴相对应的对比研究中认定的。中华文明及其生成环境中已有56项遗产地被列入了这样产生的《世界遗产名录》，这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及其特殊贡献。将这种对比分析的逻辑应用到对文化遗产的阐释和展示中，无疑会使文化遗产更为生动鲜活。中国川西有一大片区域分布着历史悠久的羌族和藏族村寨与碉楼。村寨坐落于崇山峻岭之上，俯临深壑湍流，风情浓郁；碉楼奇峻挺拔，蕴含着创世的艰辛和生活的跌宕。现代人可以去采风、诗情，微信圈传送画意，但在外来人眼中村寨的人们似乎很难成功地生存下去。有西方发达世界的资深同行见此“如圣诞卡”般的村寨之美，从人类文明发展脚步的对比眼光惊叹，这应当足够是世界遗产，它体现出人类的一种珍贵精神和创造力—“Resilience”、坚忍不拔。在那样的环境和自然条件中，中华民族的原住民在这里不仅世世代代成功地生活着、繁衍着，而且快乐着，还创造了美。人类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耐力和创造力才发展至今；“藏羌碉楼与村寨”为此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和现世存在。可见，对文化遗产的认知、阐释和展示，可以沟通人类共通的情感和追求。
另一方面，从文化遗产本身所能体现出来的历史真实中，所做出的实事求是而又鲜明活泼的文明发展路径与阶段的对比，也能给予不同文明发展道路上的人们以启示和借鉴，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和交融。广东虎门海战博物馆结合虎门炮台、江口地理形势和当时的历史，展现和阐述了特定事件和时段中的惨烈、悲壮和中国军民英勇的抗争，使人们深刻感受到近现代那一令人热血沸腾、心怀激荡的历史篇章。其中关于事件中中西理念和实力，以及对历史沿革积淀的对比，特别令人感触，发人深省。
对比分析的内涵应当不限于相同事务的不同方面之间，也包括同一事物的自身。一处遗产的属性和意义在特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即时的科技与生产力水准中所能达到的成就，在同时代同类事物中无与伦比，在今人眼光中不可思议。诸如金字塔的建造，也如北京猿人用火遗迹、雄伟的长城、艺术宝库和沙漠丝路节点明珠的敦煌莫高窟，等等，莫不如此。这无疑会启示人类的自信和前瞻。在对比分析中依托实物证据，通过行云流水般的联想和方式手段进行丰富多彩的展现，无疑会使文化遗产令人信服地更加“活”起来。
遗产的留存与传承离不开科学、强大、有效的系统性保护和管理。这既是遗产可持续性的保障，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区的文化觉悟、文明素质和综合实力的体现和表征，展现着崇高的信念和自豪的信心。这也是阐释和展示文化遗产时常常忽略但不应该被空缺的内容和方面。对文化遗产的阐释和展示，同保护工作一样，大道至简，但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截至2023年，中国现在统计在册有56项世界遗产、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565家博物馆、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2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约190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87个，以及6819个传统村落，2015年以后全国又划定了历史文化保护街区970片，确定了历史保护建筑4.27万处。各种类型的遗产还远不止于此，而遗产理念的发展也永无止境。用全人类共通的精神讲好中国故事，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前景辉煌灿烂，任重道远。
作者简介
郭旃，世界遗产专家，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主任委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主席（2005—2014）。
（文章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