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出于后汉末年之清议，人所习知，不待详考。自东汉末党锢之后，继以魏武父子之摧抑，其具体评议中朝人物任用之当否，如东汉末之清议，已不为世主所容。故人伦鉴识即清议之要旨，其一部依附于地方中正制度，以不与世主直接冲突，因得幸存。其余则舍弃具体人物任用当否之评议，变为假设问题抽象学理之讨论。此观于清谈总汇之《世说新语》一书，其篇类之标目可以证明，而锺会之《才性四本论》及刘邵《人物志》，又此清议变相之最著及仅存之作也。

《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二编》

所可注意者，即性分才能大小宜适诸问题，皆刘书（按：刘邵《人物志》）之所讨论，而此诸问题本是清议中具体事实之问题，今则变为抽象理论之问题而已。斯则清议与清谈之所由分也。

《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二编》

兹请略言魏晋两朝清谈内容之演变：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借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启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初编》

又其言必玄远，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则不独用此免杀身之祸，并且将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具体指斥政治表示天下是非之言论，一变而为完全抽象玄理之研究，遂开西晋以降清谈之风派。然则世之所谓清谈，实始于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初编》《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溯原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前已言清谈在东汉晚年曹魏季世及西晋初期皆与当日士大夫政治态度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至东晋时代，则成口头虚语，纸上空文，仅为名士之装饰品而已。夫清谈既与实际生活无关，自难维持发展，而有渐次衰歇之势，何况东晋、刘宋之际天竺佛教大乘玄义先后经道安、慧远之整理，鸠摩罗什师弟之介绍，开震旦思想史从来未有之胜境，实于纷乱之世界，烦闷之心情具指迷救苦之功用，宜乎当时士大夫对于此新学说惊服欢迎之不暇。回顾旧日之清谈，实为无味之鸡肋，已陈之刍狗，遂捐弃之而不惜也。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初编》

……六朝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后期之清谈仅限于口头及纸上，纯是抽象性质。故可视为言语文学之材料。至若前期之清谈，则为当时清谈者本人生活最有关之问题，纯为实际性质，即当日政治党系之表现。故前期之清谈材料乃考史论世者不可忽视之事实也。

《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初编》

清谈一事，虽为空谈老庄之学，而实与当时政治社会有至密之关系，决非为清谈而清谈，故即谓之实谈亦无不可。

《清谈与清谈误国》，《杂稿》

来源：《陈寅恪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