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如北魏之崔、卢，东晋之王、郗，是其最著之例。旧史所载奉道世家与善书世家二者之符会，虽或为偶值之事，然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治吾国佛教美艺史者类能言佛陀之宗教与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之关系，独于天师道与书法二者互相利用之史实，似尚未有注意及之者。……知道家学经及画符必以能书者任之。故学道者必访寻真迹，以供摹写。适与学书者之访寻碑帖无异。是书法之艺术实供道教之利用。而写经又为一种功德。如《太平经》记“郗愔之性尚道法，多写道经”，是其一例。画符郭填之法或与后来之双钩有关，兹不详论。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初编》

……然则依医家言，鹅之为物，有解五脏丹毒之功用，既于本草列为上品，则其重视可知。医家与道家古代原不可分。故山阴道士之养鹅，与右军之好鹅，其旨趣实相契合，非右军高逸，而道士鄙俗也。道士之请右军书道经，及右军之为之写者，亦非道士仅为爱好书法，及右军喜此鶃鶃之群有合于执笔之姿势也。实以道经非倩能书者写之不可。写经又为宗教上之功德，故此段故事适足表示道士与右军二人之行事皆有天师道信仰之关系存乎其间也。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初编》

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王鸣盛因齐梁世系“道”“之”等字之名，而疑《梁书》《南史》所载梁室世系倒误，殊不知此类代表宗教信仰之字，父子兄弟皆可取以命名，而不能据以定世次也。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初编》

至道真之名颇有天师道色彩，而陶侃后裔亦多天师道之名，如绰之、袭之、谦之等。又袭之、谦之父子名中共有“之”字，如南齐溪人胡廉之、翼之、谐之三世祖孙父子之例，尤为特证。吴氏《晋书斠注》转疑其有误，盖未思晋代最著之天师道世家琅邪王氏羲之、献之父子亦同名“之”也。

《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初编》

……此传载谦之之名少一“之”字，实非脱漏，盖六朝天师道信徒之以“之”字为名者颇多，“之”字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以“昙”或“法”为名者相类。东汉及六朝人依《公羊春秋》讥二名之义，习用单名。故“之”字非特专之真名，可以不避讳，亦可省略。六朝礼法士族最重家讳，如琅邪王羲之、献之父子同以“之”为名，而不以为嫌犯，是其最显著之例证也。

《崔浩与寇谦之》，《初编》

天师道对于竹之为物，极称赏其功用。琅邪王氏世奉天师道，故世传王子猷之好竹如是之甚。疑不仅高人逸致，或亦与宗教信仰有关。姑附识于此，以质博雅君子。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初编》

竹，王羲之子子猷最爱之，“何可一日无此君”。其爱之当有宗教上之理由，与爱鹅之理由正一样。《真诰》中言竹能益子。晋武帝无子求于竹林，生简文帝。

《两晋南北朝史料》，《梁方仲笔记》

来源：《陈寅恪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