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登于《中国文化遗产》2024年第6期 专题 “基于活化利用需求的大遗址保护传承路径” P15-26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集遗址保护、研究阐释、文化传承、多元利用等要素多元一体，将大型考古遗址的保护利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使之与生态修复、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相协调，从而形成遗产景观与游憩休闲相融合[1]的多功能遗址公园空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在文物保护理念创新、文化遗产价值阐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自国家文物局2009年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来，经过2010、2013、2017、2022年四批次评定工作，已公布挂牌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另有80家单位申报立项。2023年，全国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接待游客总量超6700万人次，实现运营收入44.75亿元[2]，前往考古遗址开展遗产旅游活动已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

然而，我国考古遗址的公园化建设模式和发展路径仍需进一步优化，遗产旅游空间生产方式还有待完善，在保护性开发过程、展示阐释策略、旅游发展路径、游客游览体验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提升之处。因此，本文拟在空间生产视阈下，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产旅游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基于遗产旅游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分析，以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产旅游空间生产为例，探索考古遗址转向遗产旅游空间的路径模式，并提出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发展空间生产路径的初步思考。

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的研究探索

伴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有序推进，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也日趋成熟，如何在遗址上建设公园、在公园中展示遗址，成为近年来学界、业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理论研究方面，研究热点多集中于理论思辨、保护利用、展示传播、管理运营等方面，如通过研究遗址公园建设的定位、目的、方针与原则等[3][4]，开展理论体系建构；在保护阐释方面，从概念辨析[5]、问题解构[6]、路径策略[7-9]等视角，总结实践经验，优化利用模式；在规划管理方面，则多聚焦规划设计[10][11]、运营管理[12-14]、使用后评价[15-17]等开展策略研究。

当前，有关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开发的相关研究多聚焦在旅游开发模式、游客感知体验等方面。如陶力等[18]结合遗址的本体特征，利用最邻近分析法测算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发展路径；李宾等[19]提出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的政府规制方式及对策建议；席岳婷等[20][21]基于阐释展示系统构建研究，探索考古遗址公园公众感知度的提升策略；张中华等[22]通过问卷调研和模型验证，探讨考古遗址公园空间环境营造与游客感知的关系；杨姗姗[23]设计游客感知量表，提出基于感知体验的旅游产品深度开发策略；何金璐等[24]采用回归分析等定量手段，研究各类旅游体验与文化认同的互动关系；赵丽娟[25]聚焦旅游服务的设计优化策略，探索考古遗址公园旅游体验提升策略；季丽慧等[26]结合共生理论，设计遗址公园与周边旅游资源的共生优化策略。这些成果对于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研究的深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标考古遗址公园融入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生活的建设新需求，进一步厘清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遗产旅游空间的生产路径，以及空间利用属性的转变方式，为推进考古遗址的旅游开发与空间重塑，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二、“空间生产”理论与遗产旅游相关问题分析

（一）“空间生产”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1960年代后，随着大工业生产不断加速，西方国家纷纷出现城市中心衰落、财政危机、城市暴乱等社会问题，由此引发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27]。“空间”概念从物质形态，拓展为兼具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的复合形态，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也从关注空间中事物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拓展至研究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28]。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29]是研究空间生产的重要理论框架，他提出空间具有三元一体的格局特点，包含“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征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共同生产并影响着空间本身。

考古遗址公园作为边界清晰的限定空间，不仅包含遗址本体及其背景环境等物质载体，还包含物质载体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以及空间范围内的社会生活与精神感知。考古遗址的旅游开发就是对其空间本身的生产重塑，不仅生产物质性的旅游景观，还生产空间的价值内涵与感知体验，分别对应“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物理空间的生产实践”“空间表征的文化再造”和“表征空间的精神感知”。

其中，遗址本体的保护展示、旅游元素的合理嵌入，共同构成考古遗址公园物质的、实践的遗产旅游空间实践，是政府、规划师等权力主体主导的物质空间生产；对遗产价值的深层次阐释与建构，并塑造文化符号与场所精神，则属于设计的、概念化的空间表征，是经过价值阐释、符号解码、景观塑造的文化空间生产；遗产社区的日常生活、遗产旅游者的参访体验，则构成生活的、亲历的表征空间，是社会公众抵抗并适应空间统治秩序（空间表征）、参与并重塑日常生活（表征空间）的社会空间生产。

考古遗址公园三元一体的空间格局及其多元化的空间利用属性，显示出空间生产理论对其研究有着较强的适用性。部分学者也运用空间生产相关理论，开展历史文化街区、古城古镇、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30-32]、景观塑造[33]、空间正义[34]等研究，从侧面印证了空间生产理论在考古遗址旅游开发研究中的可行性，为本研究拓展了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

（二）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的关键问题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彰显独特历史文化特点、可供阅读的“实体教科书”，实现“遗产”属性与“公园”属性在同一物理空间中协调相融，是其空间生产的重要任务，也是其建设成效能否发挥的关键所在。但当前部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仍存在风貌园林化、景观雷同化，缺少文化氛围、难以寓教于乐，只见“公园”不见“遗址”，只有“遗产”没有“旅游”等现实问题，还需要在理论研究与实证探索的基础上，基于文旅融合发展新视角，不断探索新的空间生产模式与优化策略。

从旅游目的地来看，遗产旅游是前往遗产地的旅游活动，需要发生在特定“地方”，需要物理空间[35]。考古遗址的物理空间范围及其遗产价值内涵，是遗产旅游开发的空间基础，而其空间生产的关键则在于：基于“遗址”空间属性的公共性、开放性特点，通过对空间的开发、改造、利用、重塑，不断融入遗址的保护、科研、教育的空间利用属性，以及公园的游憩、观赏、休闲的空间利用属性，进而推动遗址空间转变为多重属性的遗产旅游空间。实现这一转变，需要重点关注旅游要素嵌入与物理空间生产、遗产价值阐释与文化空间生产、旅游感知提升与社会空间生产、空间组织形式转变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共赢等关键问题。

1. 遗产价值阐释展示问题

我国考古遗址多为大型土遗址，现场观赏性不高、震撼感不强，游客看不懂、难理解的情况较为普遍，需要多层级、多渠道的文化解码与阐释展示，凝炼遗产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与文化渊源，并建构遗产符号标识，重塑遗址文化景观，搭建起遗产价值与公众理解间的信息通路，提升遗产旅游的历史文化价值内涵。

2. 旅游要素合理嵌入问题

公园所强调的公共性、生态性和景观性等空间属性，要求遗产旅游空间中应包含旅游景观与服务设施，其空间形态也应具有休闲、游憩的整体氛围。因此，需要基于遗址空间及其历史环境特征，将具有旅游意义的物质空间要素（如自然生成物、人为构筑物）和非物质空间要素（如文化符号、场所精神）通过空间介质融入遗址空间，将遗产资源转化为多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旅游活动要素。

3. 旅游体验感知提升问题

因遗产保护需要，考古遗址往往呈现庄严感、厚重感的形象，一定程度上拉远了遗址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进而影响游客体验。应基于遗产价值内涵与遗产资源特征，合理引入互动式的旅游体验项目，以满足游客的精神感知与文化体验需求。近年来，部分考古遗址公园售卖文化符号标识形状的冰激凌、增设网红打卡点、开展考古体验活动等，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4. 利益相关方博弈问题

考古遗址旅游开发进程，往往伴随着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与妥协，遗址空间、旅游空间的相继嵌入，侵占挤压了遗产社区的生活空间，特别是城市型、城郊型考古遗址的开发利用，极易造成生活空间的消失，产生空间非正义。需要在凸显遗产价值、丰富旅游体验的同时，不断恢复在地社群对空间的使用价值，重构空间的生活实践，以缓和空间非正义，促进遗产地及其周边区域良性有序发展。

三、“空间生产”视阈下良渚古城遗址遗产旅游研究

良渚古城遗址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以稻作农业为支撑的城市文明杰出范例，显著提升了中华文明起源时序，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作为重大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良渚古城遗址对于推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及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与保护管理进程中，良渚古城遗址区经历了两次外源性空间生产与格局重塑，空间形态经历了“城郊村镇—考古遗址—遗址公园”的发展转变，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典型案例，也是研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开发的理想区域。

因此，本研究将基于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空间格局及其生产历程，借助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社会理论框架，结合场域理论“物理—文化—社会”的逻辑思维，从“物质空间”（空间物质形态）、“文化空间”（空间象征意义）、“社会空间”（空间生活体验）三重空间的塑造与生产，分析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空间的生产进程与开发模式。

（一）良渚古城遗址遗产旅游空间生产形态的发展

良渚古城遗址区自5300年前开始出现大规模人类活动起，共经历了4次不同组织模式的空间生产，呈现出4种不同格局的空间形态。

第一次空间重塑是良渚先民适应并改造原生自然空间的过程，生产出良渚时期“山—丘—水—城—乡”的早期国家空间格局。第二次空间重塑是强势权力主体退场后，空间生产回归自然演化的组织模式，逐渐演变为城郊型传统村镇，构成考古发掘与遗产旅游化之前的内源性自生式本体空间。1936年施昕更发现良渚古城遗址后，该区域进入了以考古发掘与价值阐释为主的第三次空间生产，考古学家等外来主体主导了“空间表征”的生产重塑，推动自生式的传统村落转向遗产化的遗址空间。伴随着2007年古城城址的发现及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政府、规划师等权力主体开始主导该区域的空间实践，空间生产重点转为基于保护利用的旅游空间嵌入，遗产旅游化、遗址公园化进程不断加速，推动遗址空间转向遗址公园空间（图1）。

图1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空间生产路径（作者自绘）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①已初步建立起博物馆综合展示区，以及遗址本体、背景环境、空间格局、特色景观共同组成的现场展示区，形成由良渚博物院、古城遗址公园（以下简称“古城园区”）、瑶山遗址公园（以下简称“瑶山园区”）、老虎岭遗址公园（以下简称“老虎岭园区”）和分散遗址展示点共同组成的“一院三园多点”遗产旅游空间。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西城墙展示点（摄影：李荣炜）

伴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的旅游开发进程，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立起较高水平的遗产旅游服务体系，旅游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良渚博物院已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4A级旅游景区；古城园区合理嵌入了访客中心、服务驿站、研学营地等近30处服务点（见表1）；瑶山园区、老虎岭园区各设置多功能访客中心1处；“美丽公路”良渚绿道与良渚文明探索步道等慢行绿道游线，将遗产点、旅游点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各类旅游配套服务设施的合理嵌入，推动了区域整体性的遗产旅游空间格局形成。

表1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古城园区游客服务点（作者自绘）

经过遗产旅游的空间生产与景观嵌入，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形成了类型丰富、价值突出、结构完整的旅游资源，为遗产旅游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基底。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级》(GB/T18972—2017)对旅游资源的分类标准，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资源包括8个主类、18个亚类和52个基本类型（见表2），经赋分计算其整体旅游资源基底优异（见表3）。遗产区周边密集分布的特色乡村文旅街区瓶窑老街（5A级景区）、人文生态门户社区“良渚暖村”、艺术创意园区“良渚5000+艺创园”、良渚时尚艺术街区“玉鸟集”、重要文化地标杭州国家版本馆等，为该区域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元、特色的共生资源。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公众考古区（摄影：李荣炜）

表2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资源类型分类（作者自绘，分类标准参考《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级》）

表3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资源评价赋分情况（作者自绘，分类标准参考《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级》）

基于区域旅游开发的优越资源基底，良渚古城遗址通过“物质—文化—精神”三元一体空间形态的生产重塑，在遗产空间中嵌入物质形态的旅游“斑块”、景观符号的文化“廊道”、生活体验的感知“基质”，将旅游资源转变为适于观赏游览的物质性旅游景观、传播遗产价值的精神性文化景观、可供感知体验的社会性生活空间，实现该区域从城郊传统村落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转变。

（二）空间实践与物质空间生产：权利主导下的制度规训

空间生产的第一层为物质空间生产的“空间实践”，生产的是直观的、可感知的空间形态，是遗产旅游空间生产的第一步。良渚古城遗址旅游开发的关键在于旅游空间属性的融入，首先就开始于旅游要素嵌入所带来的物质空间形态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以政府、规划师为代表的外源力，取代了在地社群自然生长的内源力，成为空间实践的主要驱动力量，主导了遗产旅游的空间实践。

为推动遗产地保护传承与社会协调发展，良渚古城遗址建立起“管委会管理+公司运营”的运行机制④以及“专职机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数字赋能”的世界遗产保护特区发展模式，形成“规划先行”“先审批后建设”的空间生产组织模式，保证并规范了权利主体在遗产旅游开发中的合法性、规范性与科学性。

在以“保”为主、“保”“用”协调的发展原则指导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管委”）通过用地调整、土地用途管制、原住民外迁、大规模交通外移、农业空间形态重塑、生态环境修复等空间重塑手段，持续消解遗产区内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为遗产旅游空间的嵌入腾出物质空间。

同时，充分利用腾退空间，打造文化展示空间、游览体验空间、旅游服务空间，不断凸显空间的文化、休闲、旅游要素。古城园区内原有道路改建为游览观光道路；原住民外迁后的保留民居部分改造为游客商店、休憩驿站、旅游厕所等游客服务空间；位于古城园区与良渚博物院中间位置的工业腾退厂房（原长命印刷厂），改造为占地2.4万平方米的“良渚5000+艺创园”，补齐了核心游线的游览节点，串珠成链，有效激活了良渚博物院至古城园区间的旅游空间。

经过权利主体主导的物理空间要素重构与更新，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空间利用属性逐渐由工业用地和村镇居住用地为主，转变为文物古迹用地和公园绿地为主，有效推动了遗产旅游物质空间建设与空间利用属性转变。

（三）空间表征与文化空间生产：文化符号下的空间再造

空间生产的第二层为“空间表征”的文化空间生产，生产的是构想的、符号化的、蕴藏知识与意识形态的空间形态。在物质性旅游要素合理嵌入的基础上，基于遗产价值的阐释解读，赋予物质空间精神文化内涵，而这正是凸显空间遗产属性与价值内涵的关键环节。

考古遗址公园空间表征的生产，需经过“文化解码—符号编码—景观重塑”的空间价值内涵重构过程（图2）。首先，由考古学家基于考古发掘的遗产资源，进行文化解码，提炼出核心遗产价值内涵；其次，由规划师进行符号编码，创设新的文化形式与符号表达，不断凸显价值内涵的表征性；最后，还需要将价值内涵及其符号标识植入展示、阐释、教育、游憩空间的物质载体上，生产出具有遗产价值特性、便于游客感知体验的空间表征，推动文化内涵与场所精神嵌入遗产旅游空间。

图2 遗产旅游空间表征生产路径（作者自绘）

良渚古城遗址近百年的考古发掘，揭示出由城址、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外围水利系统、城外聚落、出土文物等5类人工遗存共同承载的遗产核心价值，彰显阶级分化、统一信仰、城乡分野、空间规划、稻作文明等价值特征，为空间表征的生产提供了独特且丰富的价值内涵。而出土文物、遗址本体及背景环境，则构成了遗产旅游空间中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资源，为空间表征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载体。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莫角山台地区域展示的良渚古城3D缩略模型（摄影：李荣炜）

规划师通过对遗产价值特征的符号编码，IP打造、景观设计，凝炼出良渚古城遗址“文明圣地”“玉礼王国”“水乡泽国”等文化标识，并在遗产区内嵌入与之相关的核心景观斑块、文化景观廊道、整体景观基质，不断凸显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圣地”的场所精神，构建起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空间表征。

经过“斑块—廊道—基质”的景观塑造，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立起“博物院综合展示+遗址本体与环境现场展示”的综合展示阐释体系和多元阐释方式（见表4）。“一院三园多点”核心景观以及慢行绿道系统中的休憩驿站、口袋公园、景观小品，共同构成“文明圣地”文化廊道与景观斑块；良渚的玉琮、玉鸟、神徽等形象符号，大量应用于遗产区乃至杭州市区的景观装置、市政设施，并借助杭州第19届亚运会等大型赛事举办多渠道传播推介，建构起“玉礼王国”文化廊道与传播通路；16200公顷的核心景观管控[36]，历史水系疏浚、山体风貌修复等景观提升工程，旨在恢复良渚时期“群山环渚映古城”的整体景观格局，塑造出“水乡泽国”文化廊道与感知基质。

表4 良渚遗址遗产价值阐释体系（部分资料参考《良渚遗址和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

系列景观的塑造过程，又推动文化空间融入遗产旅游空间本身，赋予了空间遗产教育价值、游憩休闲价值等衍生价值，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遗产保护限制带来的土地资源转化难题，缓解了遗产保护与土地开发之间的矛盾。而文化景观要素的嵌入，又有效拓展了遗产价值的阐释传播通路，为游客的旅游感知体验和在地社群的生活实践，提供了空间的文化精神内核。

（四）表征空间与社会空间生产：精神体验中的生活感知

空间生产的第三层是“表征空间”的社会空间生产，生产的是再现性的、本真性的空间形态。作为空间活动者生活的、经历的、体验的空间，其空间生产主体主要为遗产地的在地社群和参访游客。

遗产社区在遗产旅游化的空间生产进程中，因话语权较小，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在权利主体的强势介入下，遗产社区往往会经历抗拒、适应、接受的转变过程，最终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开展遗产教育与自然教育等形式，找到参与空间生产的实践场域，对规划师主导生产的空间表征与场所精神进行个性化、生活化的重塑与再生产，生产出具有在地社群文化特征的、可知可感的表征空间。

近年来，一系列诸如“良渚暖村”“共富市集”的文化旅游项目，将乡土文化、自然生态感悟、现代生活感知融入遗产旅游空间，不仅恢复了在地社群的社会生活空间，还为游客的遗产旅游体验提供了生活维度的感悟基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引导、企业支持、社区主导的开发模式，推动了各利益相关方从矛盾博弈走向合作参与，有效缓和了因遗产保护利用而产生的空间非正义。

遗产社区的空间生产参与，不仅让遗产社区重新获得了空间的使用、开发权利，还有助于形成遗产利用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又反哺遗产保护的良性循环，为遗产区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良渚博物院2022年发起“良渚童huà”项目，连续三年开展馆校合作、馆社联动，引导青少年儿童深入参与世界遗产的感悟、解读与创作，并持续生产出文创产品、儿童艺术展、原创绘本等项目成果，有效丰富了遗产价值表达的在地化创新，也为遗产社区的文化自信、精神共富贡献了遗产力量，实现双向赋能。

游客是考古遗址公园表征空间生产的另一主体，作为空间的使用者和亲历者，通过各类讲解服务、文化体验活动、遗产教育项目等遗产旅游活动，对遗产价值进行个性化的接受与理解，对旅游体验进行主体性的感知与评价，构成游客表征空间的生产模式。截至2024年8月，封闭管理的“一院三园”已累计吸引900多万人次沉浸式体验[37]，游客们的参访行为与观众反馈，又为空间生产的主导者提供了借鉴与参考，进而推动空间再生产。

从政府主导的“一院三园多点”的旅游物质空间生产，到符号标识和场所精神的旅游文化空间生产，再到精神体验与生活感知的旅游社会空间生产，空间实践支持并体现了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而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又通过嵌入与合作的方式塑造激活了空间实践，三元空间互相作用，共同塑造了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空间，推动良渚古城遗址成为展示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重要窗口”。

良渚博物院“良渚童huà”儿童艺术展（摄影：李荣炜）

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的“空间生产”路径

良渚古城遗址的旅游开发全面重塑了良渚古城遗址区的物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唤醒了良渚文化的可持续生长力，重塑了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成为推动文明互鉴、区域发展的“新引擎”，也为新时代大型考古遗址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遗产旅游发展模式的“良渚经验”。基于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从“典型性”案例到“普适性”经验的分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可基于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多重遗产旅游空间的生产重塑，推动遗址景观更加美好、价值内涵更易传播、生活感知更具活力，真正实现从考古遗址向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转变。

（一）在空间实践中推动物质空间的文化景观嵌入

考古遗址向遗址公园转变的空间实践，就是遗产要素不断凸显、旅游要素持续嵌入的过程，这一改变物质空间的生产改造，不仅是对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更是通过旅游景观的塑造，使遗址空间成为兼具文化价值与现代旅游功能的景观空间，以更好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

遗址景观设计是考古遗址公园物质空间再生产的关键环节，需要在坚持“保护第一、有效利用”的核心原则基础上，通过环境再现、复原展示、景观塑造等手段，不断凸显公园的公共性、生态性、景观性，提升整体环境的休闲游憩氛围。遗址景观的修复与重塑应注重保护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旅游要素的嵌入则应注重与遗址整体氛围相协调、与遗产价值展示阐释需求相契合。

因此，作为空间生产实践的权力主体和主导力量，政府等管理主体应对物质空间的改造谨慎把关，严格遵循最小干预原则与可逆性原则，各类景观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嵌入，都应充分考虑遗址的空间布局和景观风貌，而非嵌入与之相割裂的“异质空间”。同时，可借助现实增强（AR）、虚拟现实（VR）等智慧旅游技术，呈现物质空间中无法嵌入的文化景观，让游客在虚拟空间中体验历史的“在场感”，获得更丰富的历史信息，参与更深度的文化体验。

此外，还应注重周边区域旅游资源的挖掘与整合，充分利用在地文化、非遗元素、生态景观，打造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形成以考古遗址公园为核心的旅游产业链和区域旅游品牌，构建内涵更丰富、景观更多元、体验更全面的遗产旅游空间，推动文旅消费与文化经济持续升温，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河道景观小品（摄影：李荣炜）

（二）在空间表征中引导文化空间的价值内涵阐释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区别于其他公园的关键在于其遗址空间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内涵，通过符号、语言、图像等表达诠释方法，增强遗址的可读性和观赏性，实现遗产价值的阐释与传播。然而，部分遗址公园的阐释展示方式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审美需求仍有较大错位，观众与遗址的时空距离仍然较远，需要在空间表征的生产中，不断加强遗产价值的阐释与场所精神的营造，做好考古成果的转化与信息传播。

首先，遵循“一园一策”的工作原则，加强对遗产价值的历史解读和文化诠释，不断提炼凸显遗址核心价值、精神内核和文化精髓，打造具有代表性、象征性的符号元素，形成遗址IP与文化品牌。并通过塑造文化地标、景观建筑等形式，使符号标识融入各类旅游要素中，构建起具有标志性的遗产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让遗址公园的空间表征更加独特、更具魅力、更有内涵、更为生动，真正成为传递知识、赋能精神的公共文化空间。

其次，还应强化遗产地精神文化氛围的研究与营造，构建起多层次、多渠道的传播通路，以增强社会公众对文化空间的获得感、认同感。通过开发“订单式”“预约式”“交互式”的参访服务，策划可观、可看、可体验的互动式文旅活动，引导游客更沉浸式地感悟考古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获得更深刻的遗产旅游具身体验与情感共鸣。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互动式标识牌（摄影：李荣炜）

（三）在表征空间中实现社会空间的生活感知回归

在强调文物本体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的遗产保护理念下，考古遗产的空间开发往往伴随着遗址与真实生活剥离的过程，空间自然生长的、日常的生产实践逐渐消解，空间中日常的、生活的使用价值逐渐消失，只剩下物质空间载体和精神文化符号，成为“博物馆化”的遗产保护空间。

当动态的生活场景被静态的保护要求所取代，人们感知空间并参与生产的渠道随之切断，文化活力与社会互动也逐渐消退，其空间结构形态也逐渐失衡，对区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可以通过表征空间的重塑，恢复遗产区的生活实践和文化传承，以实现社会空间生活感知的回归，推动遗产保护与当代生活协调发展。

恢复空间的使用价值，重构不同群体共享的场所精神，需要重新构建空间生产策略，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合作博弈”。政府作为空间生产的核心主导者，可以在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同时，注重遗产社区的文化记忆与发展诉求，推动实现遗址保护与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的“双赢”。考古遗址公园的空间生产过程，也要不断增强民主化与开放性，建立更公平的社会公众参与机制，促进更合理、更高效的空间生产，在多方参与的合力中，推动遗址公园的表征空间更加丰富、人地情感链接更加有效、生活感知体验更具活力。

2024丰收节良渚遇“稻”你系列活动稻香音乐会（摄影：李荣炜）

五、结语

本文引入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社会理论框架，对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空间的生产过程、建设现状、开发模式、空间结构展开系统分析，以厘清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旅游空间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三元一体结构及其内在关联。并基于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案例研究，初步建立起考古遗址公园物质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遗产旅游三元空间生产路径，为考古遗址公园在文化景观嵌入、价值特征阐释、生活感知回归等空间生产环节提供思路借鉴。

这一空间生产路径是在“权利主体”“专家学者”“企业”“遗产社区”“游客”等空间生产主体，以及权利、资本、利益等空间生产推动因素的博弈影响下，对原有遗址空间进行的开发、改造、利用、重塑，不仅涉及遗产景观和旅游服务设施等物质形态空间的嵌入，还涉及文化符号和感知体验等非物质形态空间的融入，以形成文化价值内涵丰富、游憩休闲环境良好的遗产旅游服务，实现考古遗址从原生本体空间转变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产旅游空间。

基于遗产空间、游憩空间、感知空间等多层级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空间生产”研究，对于探索遗产旅游空间生产的新模式、优化遗址公园活化利用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让遗址融入生活，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

张颖岚，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兼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专家、科学技术部科技专家库咨询专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专家组成员等。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李荣炜，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考古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文章注释和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