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上的山西军阀阎锡山，曾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两面政策，内战中又曾与解放军为敌，无疑是一个反面典型。

但有一个现象颇为耐人寻味：从辛亥革命一直到太原解放，阎锡山一直是坚如磐石的“山西王”，独霸山西长达38年，其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是统治时间最长的民国军阀。

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能做到这一点呢？鲜为人知的是，阎锡山之所以能独霸山西38年，与其所奉行的所谓“中的哲学”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军阀的阎锡山，自幼读过四书，长大后曾学习于山西武备学堂、日本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在众多的地方军阀中，他算得上是一位“见多识广”、有一定的政治、军事、经济经验的人，并且也有辩论和文论的基础。

山西灵丘人李冠洋毕业于北京大学，1924年参加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国民党，曾与同学苗培成、韩克温等回太原筹建山西临时党部，任常务委员兼文书。他自视甚高，把阎锡山看作是一个“土佬儿”，但第一次见阎锡山，即被阎锡山的谈吐所折服。

当时正当北伐之后，阎锡山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平津卫戍总司令，李冠洋则以国民党华北五省市党务视察员的身份拜见了他。

事后，李冠洋谈到了这次会见的情况，他说：“我当时年轻气盛，自以为上的是名牌学校，优秀学生，奔走南北，接触过不少知名的大人物。我觉得阎锡山不过是娘子关内一名土军阀，虽留学过日本，毕竟是商店学徒出身，未必胸有文墨，或者比张宗昌、韩复榘之流高明一点。可是晤谈之后，感到阎锡山态度谦和，阅历丰富，能烛事机。还以孔孟思想阐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颇有新意，使我为之惊异。”

因此，李冠洋很快投入阎锡山的麾下，甘受驱使，主持阎锡山组织的劳资合一研究会会务。中原大战时，李升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行营少将党务组长。

自民国以来，阎锡山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和扩大晋系，放在如何在军阀混战中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地盘，虽然他对理论一直抱有兴趣，也推行过“村本”政治，却没有很多时间去顾及。

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败给蒋介石之后，阎锡山隐居大连，为他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总结多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发挥理论，提供了机会。

阎锡山在大连呆了八九个月的时间，除从天津带来赵戴文、孙焕仑、宁超武等文臣班子外，还从南京、北平、太原陆续来了不少幕僚，如李冠洋、刘杰等人都到了大连，协助阎锡山继续研究所谓的“物劳学说”和“劳资合一”。

还有曾被阎锡山聘为太原私立外国文言学校校长的美国人卫西琴，一贯提倡所谓“中的哲学”，深为阎锡山所赏识，此时也派其高足杜太为、郭子明、周中一等到大连作“中的哲学”的专业研讨，与阎锡山协作。

阎锡山的“中的哲学”，是晋系军阀生存、形成的哲学基础，用阎锡山的话来说，便是“在存在中求生存”。

这套理论，是阎锡山及其幕僚总结中国古代帝王的统治经验，揉合儒家及现代潮流的一些东西，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从白己的立场加以研究，经过多年的探讨炮制而成的，称得上是一堆“大杂烩”。

其中的主要观点集中在此后编成的《阎锡山百川言论集》中，并且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多有发挥。

所谓“中”，取义于儒家经典中的“允执厥中”，即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但阎锡山把“中”演绎扩大为宇宙的本体，万象的来源。

他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只有一个“中”，即“恰好处”，“中”是解决事物矛盾的灵丹妙药。

在他看来，“中是使矛盾的不矛盾，冲突的不冲突，不平衡的平衡，不调和的调和，不存在的存在，不发现的发现，有者有，可无者无”。把它运用于为政治国，也最为适用，一个掌握权力、高高在上的人，如果能用“中”，那么则会“政平治理”，“中”是政治之最公平处。

“中的哲学”尽管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创造，但却被阎锡山巧妙运用，用它来指导晋系的实践活动，把真理与效用混为一谈，强调有用就是真理，使之成为实用主义哲学。

在统治山西和维系晋系的几十年中，阎锡山所采取的骑墙派手法，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决定取舍，最终解决晋系的“自存与自固”，这都是对“中的哲学”的微妙运用，也是阎锡山高于其他军阀的地方。

难怪有人说：阎锡山的确很顽固很反动，但懂得运用“中的哲学”就是他的一大过人之处，甚至可以说，他在民国诸多军阀中算得上是个“杂牌哲学家”。

由此，阎锡山能独霸山西38年，晋阎集团之所以比其他军阀存在的时间长，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