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抗战胜利后，戴笠到天津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三次，军统天津潜伏台台长舒季衡回忆，戴笠分别于1945年11月下旬、1946年2月上旬、1946年3月13日抵达天津：第一次是将抗战时期的天津潜伏组织公开组建为军统天津站，并任命陈仙洲为站长；第二次是为老蒋视察北方打前站、布置安保工作；第三次确实是去天津“查贪”，而且时间也很微妙——他13日到达，15日离开，17日就坠机身亡了。

戴笠前两次到天津的时候，我们熟悉的吴敬中（原名吴景中，也确实是保密局天津站站长）还在军统东北区当区长，是不可能被戴笠吓得六神无主，以至于为了保守秘密而口不择言管余则成叫“兄弟”的。

吴敬中的履历，笔者多次重复过，这里再赘述就有凑字数的嫌疑了，所以咱们直接进入正题：戴笠那句“晚上吃什么”，肯定会让吴敬中想起了一段让他追悔莫及的往事——几年前在重庆的那顿饭，他不该吃，也吃得太憋屈了！

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吴敬中在军统确实混得风生水起且左右逢源，一向面和心不和的戴笠和郑介民，都把他当成得力干将。

吴敬中跟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但却分属共、国两方，吴敬中回国后叛变，先是被戴笠调到军统临澧特训班当一大队二中队上校指导员兼电讯、情报教官，后又被郑介民调到中苏情报合作所当总务科长，从情报所出来，就晋升为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成了军统局的“封疆大吏”，接受戴笠和胡宗南的双重领导。

黄埔六期的戴笠跟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老铁，却跟黄埔二期的郑介民是竞争对手（复兴社特务处时期为正副处长），他们都不反感“叛徒”出身的吴敬中，这就足以说明老吴（当时应该还是小吴）的为人处世之道，绝不在另外两个“叛徒”文强（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南昌起义时已经是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和程一鸣（假叛变真潜伏，曾担任多个军统特训班总教官，在吴敬中之前担任西北区区长，他调回局本部任行动处处长，吴敬中才当了西北区区长）之下。

胡宗南丢了西北，吴敬中就去了东北，陈诚卫立煌丢了东北，吴敬中就在同学蒋经国的帮助下调往天津，可以说是哪里油水大、安全性高，吴敬中就能到哪里供职，这份人脉，别说是“叛徒”出身，就是黄埔系特务，也只能望其项背。

戴笠第三次到天津“查贪”的时候，不管吴敬中有没有在天津当站长，都会被吓出一身冷汗——戴笠那次是动真格的了。

据舒季衡回忆，戴笠第三次到天津，确实是想杀几个贪官一正风气：“戴笠此次来天津的目的是处理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瑔）在津纳雍载华为妾一事，当晚即通知该军军长牟廷芳说，奉委座谕，将杨文泉（瑔）扣押法办。3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后升任市长），三人到吴泰勋（戴笠到天津不住宾馆，而住在吴家）家会见戴笠，代杨文泉（瑔）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陈此情，免予处分。戴为了恫吓牟等，故意不允，并大声说，不管是谁，违犯纪律都要严惩。”

戴笠在电视剧《潜伏》里说他要处理杨文泉，确凿无疑是史实，不但舒季衡的回忆录中有记载，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也写了——杨文泉（瑔）没有被戴笠除掉，升任七十二军中将军长后在泰安被俘，也进了战犯管理所。

沈醉回忆：“杨文瑔是四川人，黄埔二期毕业，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师和军的参谋长，以及师、军长等要职。他在1946年间，追求天津最大的军火买办商的一个孙女儿，虽费了不少气力，总算追到手了。军火商孙女嫁给了这位风流将军，除一幢花园洋房外，还给了十万银圆做嫁妆。许多人说，这是他贩卖军火得到的一个恶的报应。”

据沈醉分析，那个军火商的孙女，最后也跑掉了，一次也没有到战犯管理所去探视。而戴笠坚持要处理黄埔二期的杨文瑔，其背后可能也存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谁知道杨文瑔跟郑介民是啥关系？

杜建时是吴敬中同学兼靠山小蒋的嫡系，戴笠可以不给黄埔一期“老大哥”牟廷芳的面子，也可以不理即将“因病去职”的张廷谔，但是不鸟杜建时，那就是不把太子放在眼里了，于是有人说戴笠“坠机”，实际是“多方合作”的结果，起码是大家都不想让他安全落地。

戴笠可能在天津没有要收拾吴敬中的意思，甚至可能见不到吴敬中，但是他问吴敬中“晚上我们吃什么”，还真不是一点历史依据都没有，用我们老家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过这个”，也就是他们有这方面的交情。

你吃我的，我吃你的，这是数千年来官场的礼尚往来，尤其是像吴敬中这样在戴笠私密别墅吃过饭的“核心人物”，在“自己的地盘”上盛情款待戴笠，更是“应尽的责任”，戴笠也可以很不见外地跟他讨论吃什么了。

说到吃饭，吴敬中肯定会想起他第一次到戴笠“漱庐”吃饭的场景。

沈醉十分清楚，戴笠的“漱庐”，就是他不对外开放的高级会所，吃饭的时候，连警卫都不在场：“戴笠很愿意有我在场，因我的武术和枪法，使他在生人面前有安全感。他天天暗算人，也时时提防别人暗算他，请客时不能让警卫站在旁边，我既够做陪客的条件，更可充当很好的保镖，所以他在‘漱庐’请客时，十有七八是我做陪客。”

吴敬中第一次到戴笠的“漱庐”吃饭，身份跟沈醉一样，都是“陪客”，不同的是沈醉吃得很开心，吴敬中吃得很憋屈：“戴笠听到门口汽车停车的声音，便叫几个准备作陪的军统大特务出来迎接。一听说请的这位客人拒不肯来，戴笠便大骂吴不中用。他骂得连饭都忘记吃了，还是我走进去催了一下，他才叫大家吃饭。我把这顿饭准备得特别丰盛。戴笠吃饭时还在边吃边骂，因为与我无关，我吃得很舒服。”

吴敬中要不是脸皮不够厚，那顿饭得横着咽下去，更悲催的，是他原本想通过出卖同学而获得戴笠的青睐，却没想到本想露个脸，却没想到把屁股露出来了，弄得两头不是人——他想出卖的那个同学，来头实在太大了，他得罪了这位同学，基本等于断了自己“归队”的后路。

同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叛徒”，程一鸣是假叛变真潜伏，沈醉的姐夫余乐醒也幡然醒悟跟地下党取得了联络，而吴敬中却因为那顿饭，而坐实了“铁杆叛徒”的身份，如果他被抓进了战犯管理所，那位同学是可以影响他特赦时间的。

吴敬中准备“卖给”戴笠的那位同学叫徐冰，也是后来的统战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务委员，他是参与和领导了特赦工作的。原公安部一局局长、副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在《教育改造国民党战犯工作的回顾》一文中回忆：“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等组成的‘处理战犯专案小组’，负责有关政策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的研讨和处理。1959年12月1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和……（前面还有几位，名字有些敏感，略过）中央统战部的徐冰同志等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刚刚获释的原国民党十位高级将领及溥仪。”

吴敬中吃了戴笠那顿饭，就已经再无面目见昔日同学，也断了反正之路，天津被围之际，他肯定会十分后悔当初为了讨戴笠欢心而准备出卖徐冰，而“嘴不严”的沈醉，恰好是旁观者和参与者，这件事即使徐冰不在乎，经沈醉大书特书之后，也会让吴敬中无地自容。

1949年之后，吴敬中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如果他不出卖老同学，以他的多谋善变，肯定会像余乐醒那样改弦更张，可是他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一时糊涂，才在戴笠的骂声中吃了那顿不该吃的酒饭。

艺术来源于生活，谍战剧中有更多的历史，戴笠那句“我们晚上吃什么”，居然还隐藏着这么多军统秘闻，读者诸君看了相关史料，站在吴敬中的角度想一想，可能也有很多话要说：当戴笠跟吴敬中“商量”晚上吃什么的时候，吴敬中心中是不是五味杂陈？他向戴笠出卖自己的同学，有没有想过自己最后会走投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