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沈醉，曾经是军统最年轻的少将，也是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最积极的“学员”——能与沈醉“并驱争先”的，只有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一人而已。

作为军统特务，能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沈醉和董益三“积极改造”的表现，除了大力揭发“同行”，还写了大量回忆录。尤其是沈醉，几乎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实现了“家用电器化”，并在回忆录中颇为骄傲：“由于我不仅工资高，稿费收入多，国外亲友常有馈赠，我家早已全部电器化和有不少存款了。”

沈醉收取国外“馈赠”是什么性质且不去管他，他的回忆录有很多不尽不实之处，那可是早有公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笔者买全了）中有多个原军统特务写了数万字的“订正”、“勘误”、“补充”，有理有据地证明沈醉说了假话、错话。

沈醉说“戳话”是有意无意都有可能，因为他毕竟是从复兴社特务处时期就追随戴笠当秘密特务，后来又当过身份公开的常桃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上校处长兼湖南第二行政区保安司令部侦察组上校组长、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重庆警察局侦辑队长、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上校督察长，手上应该有不少人命，全都说实话，就难以在第二批特赦了。

沈醉在写回忆录的时候避重就轻情有可原，因为他在被抓前一直是“铁杆特务”，假叛变真潜伏的原军统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可就不同了，这位潜伏敌营三十四年，1964年才完成任务公开身份的红色特工，写的既是回忆录，也是揭秘史料，其详实程度和可信度，绝非沈醉那类似评书的“回忆录”可比。

程一鸣在担任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之前，还当过军统临澧特训班上校总教官、兰州特训班总教官、军统局西北区少将区长，对军统及其前身复兴社特务处的了解极深，而且下笔无需留情和避讳，他写的《情报学》《刑事侦察术》《军统特务组织的真象》，到今天仍然有学习和借鉴价值。

程一鸣在军统临澧特训班当总教官时，地位仅在主任戴笠、副主任余乐醒谢力公之下，行动术教官兼总务处事务股股长沈醉、情报电讯教官兼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吴景中（就是《潜伏》里的那个吴敬中，他在程一鸣调回局本部后接任了军统西北区区长，后来又当了东北区区长、天津站站长），都算程一鸣的半个下属。

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中，详细介绍了军统（特务处、保密局）特务的种类：所有的特务分三大类，也就是秘密特务、武装特务、公开特务；秘密特务又分十二种，像沈醉那样的军统少将，也是从基层的秘密特务做起，最后才成为挂上校乃至中将军衔的公开大特务的。

军统武装特务，在抗战时期数量庞大，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立了一些功劳，比如文强协助戴笠杜月笙组建的上海忠救军、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总队、全美械的“交警总队”，都属于受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直接指挥的武装特务。

忠救军和别动总队不是一伙的，当时忠救军的总指挥是马志超，别动军总指挥是徐志道。

这个文强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参加南昌起义时就已经是师党委委员、少校连长，比他黄埔四期同宿舍的林同学还高一级（林也是连长，但军衔是上尉）。

文强转换阵营后曾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文强又担任了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

在淮海战役被俘时，文强的身份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

文强的身份，也是在秘密特务、武装特务、公开特务三者之间不断转换的：据程一鸣披露，当时很多军统特务都是以警察名义为掩护，如警察局、交通警察总局、各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各绥靖公署第二处、各驻外使馆的武官、三军的联络参谋，基本都是由身份公开的军统特务组成或领导，跟沈醉一同特赦的董益三，在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当第二处处长，就是公开的特务。

据程一鸣介绍，秘密特务也分内勤和外勤，一般是内勤指导外勤，秘密特务指导公开特务，这样细分之下，秘密特务又分情报特务、行动特务、交通联络和电讯特务。

情报特务一共有五种，那就是直属情报员（如余则成以“蟹”为代号潜伏在七十六号）、直属通讯员（为直属情报员传递情报）、情报员、义务情报员（不在编制之内，无薪水）、运用情报员（被收买者）。

行动特务只有两种，那就是行动员和运用情报员，也就是军统在编特务和雇佣的打手，一般都是从江湖帮派中选择，比如杜月笙的很多徒子徒孙，都会被军统当做运用行动员。

交通联络和电讯特务跟情报特务的中的通讯员不是一个概念，通讯员是跑腿的，交通联络和电讯特务中的联络员、报务员、电讯监察员、电讯侦测员、密电码破译员都是“坐办公室”的专业技术人员。

沈醉在特务处上海区，既当过秘密情报特务，也当过秘密行动特务，1933年5月，戴笠提拔沈醉为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那就是直属情报员，后来又于1934年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

沈醉之所以能在二十八岁就晋升少将，也跟他“经验丰富”有关，他在当情报组组长之前，就是个跑腿学舌的直属通讯员，干成几件事之后，就不再用记者身份掩护，而是进入“军方”，成了身份公开的中高级特务。

吴敬中（为了方便起见，咱们还是称吴景中为吴敬中）一开始还算不上秘密特务，甚至算不上真正的特务——军统特训班教官和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都是既不接触情报，也不参加行动的。

吴敬中真正成为秘密特务，是在担任军统西北区区长期间，就连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站长，也属于秘密特务，正如他在《潜伏》中说的那样，在戴笠和毛人凤眼里，他们这些区长、站长也都是“小人物”，顶多算大号的“直属情报员”。

吴敬中因为跟小蒋和郑介民关系都很好，所以在军统改为保密局，公开特务机构与秘密特务机构分开的时候，弄了一个“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少将处长”的职务。

吴敬中和沈醉之所以从秘密特务变成公开特务，这里面实际也是大有门道的：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正授军衔只是少将，他挂两颗星是职务军衔，特务的军衔跟正规军的军衔是不一样的，而且也得不到广泛认可，于是很多军统特务的秘密身份军衔和公开身份军衔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熟悉的程一鸣，在军统是西北区少将区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但是公开的身份却是“第八战区军法执行监调查室上校主任”。

文强是在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期间，在胡宗南和孙连仲联名举荐下晋升中将的：文强的中将是铨叙军衔而非职务军衔，如果他一直当秘密特务，少将就封顶了——当时军统的正授中将郑介民、唐纵，都是在“国防部”和“内政部”另有身份才得以铨叙，如果只有军统秘密特务身份，还是没戏。

通过程一鸣的回忆，我们梳理了秘密特务、武装特务、公开特务的关系，了解了十二种秘密特务的“职能”，最后的问题也就出来了：秘密特务有十二种之多，沈醉和吴敬中都从秘密特务变成了公开特务，那么郑耀先、余则成、许忠义等潜伏者，在军统算哪一种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