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留守的小脚发妻王淑兰，“亲人呐，我和你们一起在战斗！”

在毛家群星璀璨的大家庭里，王淑兰是不太耀眼的一颗星。她出身贫农、没有文化、裹一双小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她也没想到，因为父母之命嫁入毛家，却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王淑兰性格开朗，能说会道，干活麻利勤快，她经常听大哥讲些“稀奇事”，耳濡目染，她也跟着长了见识，并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兄弟不同的是，杨开慧跟着毛泽东、周文楠跟着毛泽覃四海为家干革命，唯有王淑兰因为一双小脚成了留守妇女，可她并没有为小脚所困，反倒用一双小脚丈量出自己的“长征路”。

大革命失败后，毛家三兄弟的妻子都在追捕之列，她们各自带着孩子东躲西藏，最先被捕入狱的是王淑兰母女。1927年5月，长沙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王淑兰没有幸免。

在长沙“师井湾”监狱，王淑兰母女结识了第3次入狱的罗醒母子。女监关了100多名政治犯和刑事犯，拥挤在五间囚室内，臭气异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吃的是变质的饭菜，睡的是铺稻草的水泥地，为了改善狱友们的生活条件，罗醒和王淑兰作为女监代表领导狱友开展了一系列的狱中斗争。

电影电视中常出现的镜头，真的就是她们的亲身经历。比如：争取到像毛华初一样的孩子到男监去读书，和男监取得联系传递消息，并悄悄地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淑兰当了小组长。

1927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年，八一南昌起义，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各地风起云涌，一股强劲的巨风吹进师井湾监狱高墙内，王淑兰得知亲人的消息，悬挂的心放了下来。

她在狱中握紧拳头，默默地说：“大哥大嫂、润莲、泽覃，多保重，我和你们一起在战斗！”

“淑兰，我要去追红军，儿子交给你！”

在狱中，王淑兰与罗醒建立起了姐妹般的革命友情，她们无话不谈。

罗醒得知毛泽东在江西三湾进行部队改编后，率领起义军上了井冈山，她如坐针毡，多么想立即冲出牢笼，去追随红军。

罗醒（1901~1931）湖南浏阳人，自幼在平等儒雅的家庭成长，罗父的通达，让她有机会读书，她很早就接触了革命思想。

罗醒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浏阳红色政权区委副书记，浏阳妇女委员会主任。能骑善射，一手好枪法，随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被捕入狱。

罗醒对王淑兰说：“淑兰，我们是革命战友，都是共产党员，万万没想到我会在狱中遇见你”。

“我的身份是暴露了，横竖都是个死，如果我能活着出去，也是要去找红军。”

这两位坚定的女共产党员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孩子，两位母亲约定：如果能出狱，罗醒就放心地去找红军，孩子交给王淑兰抚养。

1930年7月26日，彭德怀率领红军攻打长沙，营救出狱中的同志们。分别时，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淑兰，我去追红军了，华初儿交给你！”她最后抱一抱儿子，含着泪转身离去。

王淑兰牵着两个孩子，默送她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从那以后，彼此再无音信。

直到1949年，毛华初南下回到湖南，才得知妈妈罗醒的英雄事迹。

原来，分手的第二年，罗醒又一次在战斗中被捕。国民党以女赤匪罪名将罗醒处以极刑，五马分尸杀害于浏阳河石滩边。敌人将她的头颅割下，悬挂在浏阳城墙上示众。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政府追认罗醒同志为革命烈士。

王淑兰走上孤独又艰难的漫漫“长征路”

从1930年~1937年的七年时间，我们都知道杨开慧被杀，毛岸英三兄弟流落上海街头，很少有人知道王淑兰带着一双儿女投亲靠友、东躲西藏、忍饥挨饿、行乞漂泊是如何熬过来的。

她们去过上海找毛泽民，可到了上海才得知，因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遭破坏，毛泽民紧急转移苏区，母子又无奈返回长沙。

回到长沙，她踮起一双小脚步行400里去华容投靠亲戚，毛泽东二姑的儿子贺晓秋给了她们安身之所，可吃饭成了问题。最难时，为了活下去，她让儿子给人放牛、干杂活，把女儿送给人当童养媳。

她曾准备带着儿子去江西苏区找毛泽民，舅舅告诉她：那里正打仗，江西苏区已被国民党包围，你根本进不去。

母子仨人又转回韶山，可韶山的老屋被没收，只好投亲靠友生活。

好不容易熬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老屋收回，韶山恢复了党支部，王淑兰终于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更让王淑兰欣喜的是，延安派人带来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信中大意是：组织已将你们近些年的情况汇报到延安，现派人接毛华初、毛远志来延安，见字可接洽，并作安排。

王淑兰捧着信的手在颤抖，她已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没有见到过一个毛家人，她多想把自己这么多年的苦讲给亲人听，母子仨人欢呼雀跃，心已经飞去延安，仿佛看到了巍峨的宝塔山。

可是，王淑兰走到武汉，因为一双小脚又一次被劝回。

送走两个孩子，王淑兰没有时间儿女情长，她用一块布包几件换洗衣服，转身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

王淑兰又经历12年炼狱般的生活

这个12年，王淑兰和地下党组织一起，提着脑袋奋战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儿子在桂阳山沟里找到她。

王淑兰干的是危险的地下交通员工作，她经常穿梭在敌特星罗棋布的白区，虽然不识字，但她有超强的记忆力，能一字不漏地记下任务细节。

她随身总带着一根木拐杖和小竹篮，这是她的掩护工具。送文字情报时，王淑兰将纸条卷起，坎进木拐杖留好的缝隙内，再用泥灰抹上，做得天衣无缝。

1940年春节后，王淑兰受命只身一人去桂林建立八路军联络站，直到1944年10月日本人占领桂林，桂林陷落之前，王淑兰才撤回湖南湘乡市。

最困难的是1944年冬天，湖南地下党组织陷入极大的危机中，没有活动经费，日本人处处逼近，衡阳被日寇占领，地下党组织撤离，王淑兰和范卓同志与组织失去联系，他们乔装难民离开衡阳，准备转移到桂阳去。

两位老党员一路乞讨走到桂阳，没有多久日寇进攻桂阳，1945年5月，王淑兰又转移到临武县的龙口山。

一路上走走歇歇，她弱小的身板因劳累和饥饿已经摇摇晃晃，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艰难，讨到好心的穷苦人家，她不忍心喝老百姓的那碗救命粥，讨到大户人家，开门的一看是个要饭的，便放出一条狗来咬她。

终于，王淑兰支撑不住了，一阵天旋地转昏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王淑兰被人摇醒，她听到一位农妇的呼唤，迷迷糊糊地问：“这是哪里？”

“这是桂阳与临武交界的大铺领凉亭。”

农妇见王淑兰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将她扶起，问：“你这是从哪里来？”

“是从日占区逃难出来的，这两天都没讨到一点吃的东西。”王淑兰有气无力。

这个农妇叫曹润莲，她二话不说把王淑兰搀扶回家，赶紧给她做点饭吃，帮她梳洗，安排房间叫她好好休息。王淑兰被这位善良的农妇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

1945年6月，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湖南省地下党工委书记周里同志派王来苏同志(后任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到临武龙口山，找到王淑兰和范卓二位同志，向他们传达了上级指示：恢复党组织，建立地方武装。

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范卓、王淑兰等同志将临武地区发展为牢固的革命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前夕，王淑兰与同志们一道向游击队和解放军先后提供两万多斤粮食，为新中国的解放又立下汗马功劳。

做这么多年的革命工作，王淑兰并没有正式职务，但她毫不在意，她常说的一句话：我生是毛家人，死是毛家鬼，毛家的荣誉是至高无上的！

1949年春，王淑兰在桂阳山沟等来了儿子，12年过去了，母子终于团聚，王淑兰见到儿子，又哭又笑，当年的放牛娃，如今站在妈妈面前的是一名英姿飒爽的解放军，恣意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儿子哽咽地说：“妈，我来接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