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那会儿，历史教科书还在讲元朝的四等人制。简单说就是蒙古统治者按照高低贵贱把国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地位最高的当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即西域、中亚等地区的各民族及部分契丹人。第三等叫汉人，实际上仅指生活在原金国、西夏境内的汉人以及女真、契丹等族；第四等称南人，即原来的南宋遗民，甭管啥族都叫南人。

这个四等人制可不是说着玩的。举一个例子，《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就明确规定，蒙古人谋杀汉人或南人，只需责以杖刑57下并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可事情要是反过来，汉人或南人不但须立即处死，还要没收主犯的全部家产，从犯家属也得赔偿烧埋银子（《元典章·卷四十二·刑部诸杀》）——反正主打的就是堂而皇之的搞那啥歧视，爱谁谁。

但据说现在的教科书已经不讲这个了，原因是争议。啥争议？那就是尽管蒙古人搞四等人制符合史实，在如今也是公论，但在现存的史料中却找不到任何这玩意被明确立法并执行的证据。也就是说人家只干不说，咱就只能干瞪眼没辙。

而最早明确提出四等人制这个概念的，要一杆子支到明末清初时屠寄写的那本《蒙兀儿史记》，也就是一个几百年后的汉人替蒙古人归纳总结出来的，说服力自然不足。

事实上我们要是好好研究一下元史，就会发现当时的蒙古人并不是专挑汉人打压和歧视。相反只要是跟权势富贵无缘的的弱势群体，都是他们敲干榨净、欺凌苛待的对象，而且其残暴和狠辣的程度，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反正只要你穷、你弱，哪怕是蒙古同族，人家也照样不把你当人，恨不得打入十八层地狱。

所以为啥元朝一立国，曾经横扫欧亚大陆如卷席的蒙古大军好像在一夜之间就拉胯到不像样子，似乎再也没打出个像样的胜仗？原因之一就在于贪婪的蒙古贵族连军队都不放过，恨不能将每一个英勇善战的蒙古士兵都变成给自己赚钱的奴隶。当元军中的勇士越来越少，奴隶越来越多，这个王朝不足百年而亡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事情了。

而更抽象的是，只要你有钱有势，哪怕出身最卑贱的南人，也可以公然坐拥成千上万的蒙古奴隶。对此那些蒙古贵族非但毫无意见，相反还把贩卖本族奴隶当成一本万利的大买卖，甚至不惜把业务扩展到欧洲、非洲去。

所以说在近现代前，很多东西要是往国家、民族上“升华”其实很难自圆其说。相反要是从利益上找原因，更准确的是往阶级上靠，倒很容易豁然开朗。

说到圈地，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英国人搞的圈地运动，羊吃人嘛。资料上说仅18至19世纪被圈占的土地就有650万英亩（约2.63万平方公里），占英格兰国土面积的20％。其次就是满洲人弄出来的那个《圈地令》了，与屠城并称清军入关初期两大罪状之一，但其实主要影响的是今天的河北和辽宁地区，实际霸占的土地总量还不如英国佬。

但甭管英国人还是满洲人，论圈地在蒙古人面前都是个纯纯的小卡拉米。

因为蒙古人极其糟糕的治理能力，从来都没弄清过自家到底有过多少家当，所以要找到蒙古人圈占土地的具体数字无异于白日做梦。但即便如此，从犄角旮旯里无意中淘出的一点讯息，就足以让人惊掉下巴。

比如元末最大的权臣蔑里乞·伯颜，权倾朝野也不过10年左右的时间，就给自己弄到了200万多亩的土地。这是个啥概念？集全体满洲皇室、贵族之力，花了整整38年（1647~1685年）才圈了不到300万亩地，都差点没干过一个伯颜。

即便如此，伯颜在蒙古贵族中的“拿地能力”也就是一般般。那么顶级水准的又是什么光景？

根据窝阔台立下的祖宗规矩，“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元史·卷一百一十四·列传第一》）的弘吉剌氏，从铁木真到妥懽帖睦尔共出过18个皇后，典型的蒙古贵族里边的铁杆庄稼，那么他们圈了多少地？

从铁木真挥师攻打金国和西夏开始，弘吉剌家族就跟在大军屁股后头一路“开疆拓土”，几乎是蒙古打到哪里，弘吉剌家的地产就扩张到哪里。而在忽必烈立国以后，元朝十一帝中除了英宗硕德八剌、明宗和世㻋以及没来得及立后的天顺帝阿速吉八、宁宗懿璘质班外，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皇后都姓弘吉剌。更何况上述4个没娶弘吉剌的元帝总在位时间还不到5年，这意味着在终元一朝98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弘吉剌氏都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想圈多少地就圈多少地。

朱元璋灭元后，派出大量人手在全国各地清查“敌产”。然后各路接收大员就惊讶的发现，北起长城南至武夷山的数千里大地，甭管是山川湖沼还是良田牧场抑或城镇乡村，十之七八的地主都落在了蒙古人名下，而其中过半又都姓弘吉剌！

当孛儿只斤们还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时，殊不知要是他们能在中原再死撑个几十上百年，没准整座花花江山都得统统变成老婆的嫁妆。而堂堂大元皇帝，不过是给老婆娘家打工的CEO罢了。

那么等蒙古人把能圈到的地都圈到自己名下以后，下一步要折腾的就是人了。

怎么折腾的？要分两种。一种是对手头还有地的百姓，就继续搞他们的地，主要的办法也有两种。其一是税——蒙古贵族自然是不用交税的。所以他们占的地越多，理论上朝廷能收上来的税就越少，但这哪行？所以手里还有地但却没有免税资格的，就得补这个窟窿，交越来越多的税。可窟窿还补不上咋办？那就在旧税基础上发明新税种继续刮地皮。要是还不行，就像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寅吃卯粮，一口气把税收到十几年后，替朱元璋把洪武年间的大部分税收任务都完成了……

但蒙古人一开始还是低估了中原百姓的抗揍能力。有多抗揍呢？这里随便举个例子，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时候山东大旱，几个月不下雨，地里的庄稼都完蛋了，百姓没饭吃，但官府上门催缴的钱粮却一分不能少。最要命的是哪儿哪儿都旱，想逃亡他乡讨饭都找不到地方，这是彻底没活路了。这时曹县有个叫刘士端的富户站了出来，就要领着四里八乡的穷哥们杀官造反分粮食，就算死了也要当个饱死鬼。

结果当群情激奋的起义军聚集在一起准备出征时，突然天降大雨。大伙一看，这不是有救了吗？还不赶紧回家种地、争取秋后能吃几顿饱饭？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就剩下个刘士端在风雨中独自凌乱……

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绝大多数的中原农夫就是这个样子。即便被逼上绝路，往往也是“官逼人跑”而非官逼人反。从陈胜吴广到黄巢方腊再到李自成洪秀全，这些所谓的农民QY领袖其实没一个是农民。要说例外，恐怕只有一个朱元璋。

所以光凭收税，蒙古人发现很难把百姓逼反，更难让他们卖掉比命根子还宝贵的土地，这时就需要出第二招了，那就是上金融手段。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禁止金属货币流通，都给我花大元宝钞。

结果忽必烈在景定元年（1260年）发行的大元宝钞，50年就贬值了25倍，等于是印了一堆废纸就搜刮掉民间的绝大多数财富。这还没完，还得继续上强度——蒙古人又非常“贴心”的搞起了名为“羊羔息”的官营高利D，有多高呢？你借一锭钞，10年后连本带息就得还1024锭！

这真是彻底不给人活路了，所以再温顺老实的百姓也不得不反了。话说历代中有据可查的农民造反次数最多的是宋朝，为啥不是元朝？因为人家管杀不管埋，更懒得记上一笔。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历代一开国民间就没完没了造反的，唯元一朝。更可以明确的，是甭管哪朝百姓过得惨，也惨不过元朝。

不信的，去读读张养浩写的韵文《哀流民操》，了解一下什么叫人间地狱。

其实因为非我族类就搞差别待遇，古今中外都不稀罕。别说被清朝活生生养废了的八旗子弟了，连没怎么开化的石虎都知道要把子民分成“国人”（即羯族）和“赵人”（即汉人）两等。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不搞清楚哪是自己的基本盘、谁跟自己不一条心并给予区别待遇，肯定死得贼快，比如苻坚。

汉人王朝其实也一样。只不过手段没那么难看，场面活儿干得更漂亮点罢了，本质上都一样。

但像蒙古人那样连同族都众生平等往死里坑的，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前文说到过元朝有实无名的四等人制。其实在四等人之下，还有一等，蒙古人称之为“驱口”，实际上就是奴隶。

从秦到清除了宋朝以外，基本都存在事实上的奴隶制，官方也默认。但甭管哪朝哪代，起码在官方口径上都还是将奴隶视之为人的，也给予基本的权利保障。当然实际执行上是个什么德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唯独元朝不一样，直接不装了，把奴隶等同于马、牛、猪、羊——要不咋叫“驱口”呢？就是跟牲口同列，都是主人可随意处置而无须担心任何后果的私产，甚至还在大都等地开设了官营的专门售卖驱口的市场，公然进行人口买卖。

在同样是前文提到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里，就公然规定私自杀牛，须处杖刑一百；而杀死一个奴隶，仅需杖责一百七十下就可脱罪。而在司法实践中，即便是这么轻微的处罚往往也会大打折扣。比如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的刑部第四卷中，就记载了4个私自打杀奴婢的案例。其中判的最重的是残忍杀害未婚先孕女婢的蒙古人昔剌，仅被杖责27下，其余三人（还都是汉人）则被认为“难议定罪”而释放。

可能有人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么卑贱的驱口，显然是汉人、南人的专属，顶多牵涉到部分倒霉的色目人。至于高贵的蒙古人，自然不会摊上这种倒霉事。可实际上各民族沦为驱口的比例，蒙古人毫无疑问要排名第一。

而这，要从蒙古的兵制说起。

但凡游牧/渔猎民族，从匈奴到满洲在兵制上几乎都一般无二，那就是全民皆兵。简单说就是平常大家都各过各的日子，等到单于或是大汗一声令下，所有的男丁都要自备马匹、兵器和干粮，然后去集结和作战。而这样的征召行为既是强制的，也是无偿的，也就是必须去还没军饷，连战死了都没有抚恤。

那单于大汗们为啥还能摇来人？因为可以“合法抢劫”啊！草原大漠实在太贫瘠了，牧民们拼死拼活的干也未必能填饱肚子。而相比之下中原就太富庶了，哪怕是汉人瞧不上的边角料，搁匈奴人蒙古人那儿没准都能当传家宝。所以尽管抢劫所得的大部分要被大汗头人们分走，但剩下的汤汤水水也比他们放牧牛羊所得强太多了。

所以哪怕是“自费”打仗，他们也心甘情愿，还是拦都拦不住的那种。

其实西汉的征兵制和初唐的府兵制也是一毛一样的——平时务农，战时从军，也没有军饷，大多数装备辎重得自备，然后可以参与战利品的瓜分。所以汉唐军队的军纪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不抢劫那么这趟出征就铁定亏本啊，这谁受得了？尤其是唐军，侯君集灭高昌就因为抢得太狠，引来西域诸国告状，弄得李世民很没面子，所以才把这厮丢进监狱去反省一下；苏定方灭百济后更是大搞三光，因为搞得太过恶劣，让一向护犊子的史官都受不了，直斥其“纵兵劫掠，壮者多死……比屋凋残，僵尸满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唐纪第十七》），活生生逼出来个百济复国运动。而曹县半岛的得而复失，也与这有很大的关系。

而同样是自费打仗，汉唐能横扫匈奴、突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军队的保障工作做得好。比如抢劫所得的分成比例更高，比如给军人免费分发土地并免除赋税徭役等等，所以汉军唐兵的士气更高，动力更足，再加上装备技术等固有优势，自然所向披靡。

蒙古的崛起其实遵循的也是同样的逻辑。铁木真又是搞领户分封又是发展军事科技，目的就是提高军队的综合战斗力。而那时的蒙古军队东征西讨、到处灭国，打的都是进攻战，更是“能吃到肉”的仗。所以每战都所获甚丰，每个人都能分润到好处，自然打起来浑身是劲，不愁有人不卖命。

可自元朝立国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话说北宋跟辽国谈澶渊之盟时，大部分议题双方都能达成共识，只有一条争执了许久，就是关于“打草谷”这件事。

北宋谈判代表要求辽国彻底杜绝军队越境抢劫，也就是打草谷。辽国代表则说这根本做不到，没得谈。如果非得加这条，不如咱们再打一场，大不了同归于尽。

与我们的传统印象不同，宋辽签澶渊之盟时，契丹人在战场上处于全面劣势，甚至有倾覆之危。只不过赵恒被寇准骗到前线后吓尿了，根本不敢打下去，这才逼着谈判停战。所以后来富弼出使辽国受到战争威胁时，直接拿澶州之战说事，立刻就把契丹人的嘴堵得死死的：

“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赵恒）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七十二》）

那为啥辽国代表宁可大家全完蛋，也不肯答应这个看似不怎么重要的条款？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因为这涉及到任何一个游牧民族都无解的难题。

那就是游牧民族的军队只能攻，不能守。换句话说，就是只有进攻而且攻进敌人的地盘上，才能抢劫。也只有抢劫，才能弥补自费参战的损失甚至有所收益，士兵才有士气和动力服从命令，奋勇作战。你让他天天蹲在城墙上防守，既没有军饷还得啃自带的大饼，家里的妻儿和牛羊还得喝西北风，你觉得这存在可行性吗？

所以哪怕契丹人再想跟宋人保持和平，也不敢阻止边境守军去打草谷。一旦这么干了，大头兵们要么得哗变，要么就得活活饿死，所以怎么可能禁止？

那有人可能要问了，就不能也学中原王朝那样发军饷？还真不能。

先不讨论他们有没有这个钱（大概率是没有），就算有，也没法发。为啥？因为游牧民族军队的来源构成和指挥体系太复杂了，说起来又是篇大文章。这里就拿《古惑仔》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片中的蒋先生就相当于一个大汗，他麾下的B哥、靓坤等老大相当于一个个大部落，而陈浩南、山鸡等小弟相当于依附和听命于B哥的小部落，下边还有小小弟和小小部落等等，形成了一个套娃体系。

如果有天蒋先生想扫掉某个场子，那他能不能直接命令陈浩南或山鸡去干这件事呢？答案是不行，因为这叫乱了规矩。蒋先生必须把命令下给B哥，然后B哥再指使陈浩南或山鸡去办。而抢到这个场子收的保护费，蒋先生也必须给B哥分成，B哥再从自己那份好处中分润一部分给陈浩南或山鸡。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如果有天蒋先生说这个利益分配体系不合理，以后改成由我给所有的小弟按统一标准发工资，那会发生什么？B哥和靓坤等老大一定会认为蒋先生捞过界了，必然群起而攻之。

所以游牧民族的领袖，从来都只是名义上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实际上就是一堆军阀中实力最强的那一个而已，类似于左冷禅——左大盟主可以把岳不群拿捏得死死的，但他要想通过命令的形式把令狐冲调到嵩山派或是由华山派大师兄贬成小师弟，就绝无可能了。

所以左冷禅就不可能给令狐冲发工资。岳不群就算再怂，也不会允许他给令狐冲发工资。

所以史上的绝大多数游牧民族，哪怕他们学习汉人建立王朝，仍无法统一兵权。在这一点上，只有满洲人干得还不错，而蒙古人则是最拉胯的那一个。

蒙古人之所以最拉胯，是主客观因素叠加的结果。

想当初鲜卑人的北魏，北有柔然，南边与南朝为邻，根本不愁没处抢劫。更何况人家还鼓捣出个府兵制的雏形来，又是给士兵分地又是免税，免除了很大的后顾之忧，从而保证了战斗力。至于后来的辽、西夏和金朝，人家可是跟史上最富而且没有之一同时软弱得一塌糊涂的宋朝为邻好吗？出门打趟草谷，绝对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大买卖，也犯不上为驻军的问题发愁。

但蒙古人就不一样了。

人家一发威，差点把欧亚大陆打了个对穿。至于东亚这边，更是把能够得着的都给灭了，以至于忽必烈要对安南、缅甸、倭国甚至东南亚海岛下手。只可惜蒙古人只能在北温带大陆耍威风，出了这个舒适区就是给人送菜，只能在被揍了满头包后偃旗息鼓。

所以蒙古人就遇到了游牧祖宗都没遇到过的新问题——可抢劫的对象找不着了。

另一个难题就是他们的开山老怪铁木真给弄出来的了。别的开国之君，都在拼命的集权、收权，唯独这位成吉思汗非得反其道而行之，恨不能把权力均分给每个儿子。结果等他一死，蒙古帝国立刻分裂成本部和四大汗国这5个部分，彼此间貌合神离，谁都不服谁。即便是在本部，先是窝阔台系和拖雷系死磕，然后拖雷系的忽必烈派又跟阿里不哥派结上了血海深仇，最后忽必烈的子孙们内讧起来比干谁都来劲……

元朝只有98年，却有11个皇帝。排除掉在位时间分别达23年和37年的忽必烈和妥懽帖睦尔，剩下9位元帝的总共在位时间也只有38年。为啥这么短这么频？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都被自己家的亲戚干掉了。

可见元朝的宗室力量多么分散和混乱。就算威望最高的忽必烈想要收权集权，也是痴心妄想。

所以哪怕入主中原了，元朝的兵制还得继续弄草原上的那一套，根本改不了。忽必烈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就是给每个需要随时接受征调的蒙古壮丁争取到了4顷地的免税额度，超出的部分还得交税。

话说唐朝每个府兵能得到的免税土地才100亩，看似跟蒙古兵的待遇没法比。可我们都知道汉人擅农耕，蒙古人只会放牧，而100亩精耕细作的土地能让一个五口之家轻松小康，而4顷牧场……饿死一条单身狗好像都没啥难度。要知道当年在塞外老家待着的时候，一帐（户）蒙古牧民弄个十几平方公里的牧场都是太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当然蒙古人搬家到中原，可以雇佣或奴役汉人替他们种地，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但事实上别说普通的蒙古平民，就算蒙古贵族也普遍缺乏这样的意识和能力，绝大多数仍下意识的继续操持老本行，大规模的搞“退耕还草”，到处大建特建牧场。直到朱元璋都把蒙古人撵走了，发现自家的新地盘上仍残留着上百个蒙古人弄出来的大型牧场，畜养牛羊数百万头、优良战马数十万匹，平白发了笔大财。

朱老板很开心，但蒙古人，尤其是普通的蒙古军户就很闹心了。

蒙古人成了天下的主人，大汗小汗都大发横财，唯独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过去更难了。尤其是在没仗可打也就意味着捞不到合法抢劫的机会时，甚至连活着都难。

大德七年（1303年）江南行御史台给皇帝铁穆耳上了一封奏折，说了这么一件事：

“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橐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鬻田产，甚则卖妻子。戍者未归，代者当发，前后相仍，困苦日甚。今边陲无事，而虚殚兵力，诚为非计，请以近甘肃之兵戍之。而山东、河南前戍者，官为出钱，赎其田产妻子，庶使少有瘳也。” （《元史》卷一百三十四列，传第二十一）

啥意思呢？就是虽然当时国无强邻，亦无战事，但边疆该守还得守。于是元廷循旧例征发各地军户去驻防，结果就出事了。

因为像山东、河南这样相对富庶的地区，本就是官府征税的重点。而定居于此的蒙古军户，本就因为人多地少导致分到的土地就少，生活比较困难。再被征发戍守边关，还得自筹资金去购买战马、兵器以及粮食，该缴的税还一分不能少，根本就负担不起了。为了筹措出征所需的物资，这些军户往往被逼得不得不典妻卖儿，搞得士气极其低落，基本不具备战斗力。因此江南行御史台建议铁穆耳用就近征调的方式取代这种劳民伤财的劳师远戍，同时由官府出钱赎回军户的田产、妻儿作为补偿。

要知道大德三年的时候，大元朝才立国30年出头。按说应该是开国气象犹在的好时候，可本应成为国之干城的蒙古军户却已经窘迫到了鬻妻卖子的程度了，难道要提前上演“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的那一幕？

其实蒙古兵比明军惨多了。

我们都知道蒙古的文明程度很低，“孛斡勒”制度也就是奴隶制始终根深蒂固。而且跟契丹、女真、党项以及后来的满洲等族不同，蒙古人虽然同样对本民族有着先天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但却不觉得这玩意跟底层同族有什么关系，更不觉得肆意奴役、欺凌本族人有啥可丢人现眼的。所以在别人一旦发达了就大力扶植、优待同族，努力增加本族人口时，蒙古人却众生平等——就像我们前边提到的那个案例，同样是私杀奴隶，蒙古人挨揍，汉人却可以免罪。

只要你有钱有权，有地位有尊荣，在蒙古人眼中就天然拥有特权，而这与你的族裔不能说完全无关，但也关系不大。相反你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哪怕是名义上最尊贵的“国族”，也连屁都不顶。

关于蒙古人的这种奇怪的想法，在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所著的《史集》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端倪。他曾在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蒙古兵的战马死掉了，失去了继续为他的大汗征战的资格。正在绝望的时候有一个老妇人骑着马经过，他二话不说就把马抢走了。对蒙古人来说，在数百里无人烟的草原，失去马匹就意味着失去生命，所以老妇人哀求道“你不能这样对待你的祖母"，蒙古兵则冷漠的答道:“作为一名战士，我并不认识什么祖母。”

作为士兵时眼中容不下亲人，奴隶主的眼里，驱口就更不是人了，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哪怕是同族。

蒙古有个叫兀鲁带的部落，规模算是很大的了，足有4万人口。可在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派人“检核诸王兀鲁带部民贫无孳畜者三万七百二十四人”，也就是该部落每4个蒙古人中，就有3个是奴隶。

而这，并非个例。根据至顺（1330~1333年）年间的《镇江志》记载，在当时整个镇江路总计有592个蒙古人，其中沦为驱口的就有429人，占比达73%。

当然在全国的总体比例不可能这么夸张，但情况也相当严重，当然也别指望蒙古人能统计出详细的数据。可为啥蒙古驱口就这么多？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蒙古人太招人恨。不光是中原的汉人恨他们，周边如倭国、高丽以及东南亚各国哪个没被他们欺负得欲仙欲死？更甭提中亚、中近东以及欧洲、非洲那些被蒙古西征搞得国破家亡、白骨遍野的各民族了。打是肯定打不过，有恨有气就只好憋着，结果偏偏发现蒙古人好像不怎么介意把自己的同族当奴隶使唤，甚至对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买卖蒙古驱口也不怎么介意，那还等什么？

于是乎，蒙古人成了整个十三、十四世纪，在欧亚非大陆上最受欢迎的奴隶。

于是蒙古驱口早早就成了“热销商品”，利润高得超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见钱眼看的蒙古贵族哪能放过这么巨大的商机，纷纷当起了人贩子。尤其在四大汗国，向周边国家贩卖本族驱口几乎成了他们最大的财源，不下于抢劫所得。可是蒙古人口本就不多，遥远的四大汗国就更少了，所以他们就将贪婪的目光盯上了本土。

早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初，向海外贩卖蒙古驱口的规模就已经非常惊人，严重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时，忽必烈不得不专门给泉州等通商口岸下旨，严禁贩卖蒙古驱口去海外：

“泉州那里每海船里，蒙古男子妇女人每，做买卖的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将去的有，么道听得来。如今行文书禁约者，休教将去者。将去人有罪过者。么道圣旨了也。”（《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杂令》）

但忽必烈的命令，是否有效的弹性很大，具体情况要看蒙古贵族愿不愿意支持。像禁止贩卖蒙古驱口这种命令，显然是在断他们的财路，所以必然阴奉阳违，最终沦为一张废纸。

等到普通的蒙古人不够卖了，他们终于将贪婪的目光盯上了军队。

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前文提到的劳师远戍——把山东、河南的军户派到甘肃去，再把甘肃的军户派到东北去，凭空提高从军成本，逼着军户鬻妻卖子。但光是弄到人家的老婆孩子就满足了？怎么可能！贵族军官们还绞尽脑汁找各种借口增加士兵的戍期，等后者自带的粮食吃完了，要不想饿死就只能找随军色目人开办的金融机构贷款。而这样的高利D是永远也不可能还上的，最终债务缠身的士兵只能自卖自身，成为能让上级大发横财的驱口。

这种情况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因为这位皇帝陛下发现自己近乎无兵可证了。在震惊和恐惧之余，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刻下令由朝廷出资全力回购蒙古籍驱口，仅在当年各地赎买的数量就达到了万户之巨。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蒙古驱口的数量太大，而朝廷能出的钱又太少。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根本无法维持，只能不了了之。

于是一切照旧。

所以到了元末时，那支在铁木真的驱使下横扫天下如卷席的蒙古铁军早就不复存在了。甚至可以说，从忽必烈建元后的不长时间，这支军队就已经消失在人世间了。这也很好解释了为何在灭掉南宋之后，蒙古军队好像就再也没打出过一场像样的战争。

事实上当朱元璋等元末枭雄崛起以后，能帮着妥懽帖睦尔勉强维持残局的，都是像王保保这样的新兴蒙古地主势力。而绝大多数的底层蒙古人，宁愿跟着朱老板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也要跟奴役欺凌他们百余年的贵族老爷们拼个你死我活。

有人说朱元璋13次北伐和朱棣5次亲征时，明军中的蒙古人比北元军里边的还多。这话肯定是夸张了，但道理还真是那么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