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航/文

有关张景惠等被抓的经过一些书刊有所披露，但有些情况是否准确难下结论。我与当年捕抓张景惠的当事人张绍纪、王光策同志相识，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真情，作为补充、勘正史实，现记述如下：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伪满首都迁至吉林省临江县大栗子沟山区。

8月1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宫山田乙三等人乘飞机离开伪都新京到通化，伪满皇帝溥仪和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及各部大臣等数百名官员当夜乘专列于13日早到大栗子车站。在伪都“新京”，只留下伪民生部大臣金铭世，勤劳奉任部大臣于镜涛，交通部大臣谷次亨，驻南京汪伪政权大使吕荣寰及数名日本要员处理善后事宜。

8月15日，日本天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受14年亡国之苦的东北人民，无不兴高彩烈，欢腾喜庆，而溥仪张景惠等却如丧考妣。在临江大栗子沟，他们秉承山田乙三的旨意，匆匆忙忙为伪皇帝溥仪举行退位仪式。在“新京”，吕荣寰、于镜涛等，乘张景惠等人不在之机，抢先拼凑起“东北地方治安维持会”和“长春市政府”班底，由吕荣寰和干境涛分别担任“会长”、“市长”，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和讲话，表示要担负起维护东北治安秩序的责任，“欢迎国民党中央政府接收”以此作为投靠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张景惠等在大栗子沟获悉这个消息，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心急如火，挥泪告别溥仪后，立即率领在大栗子沟的各部大臣火速赶回长春。

8月17日，张景惠在他的公馆召集各部大臣及日本要员举行会议，宣布重新组合“东北地方治安维持会”，自封“会长，”并通电全国。

长春当时有一个直接由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分局社会部领导的情报组织，它们前身是“新京情报站”，成立于1940年。

在日伪统治东北期间，有一些留日学生，尽管其中多数是官宦子弟，但由于他们年轻，又身受种族歧视，都富有民族正义感，特别是由于中共在日本的地下党的工作影响，不少人接受马列主义和我党的抗日主张，秘密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斗争。

这些学生结业后，陆续返回东北，表面上在日伪政权机构内任职，暗地里足利用他们与日伪上层统治集团人物血缘关系的（如这个组织成员张绍纪同志就是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张绍维同志是张景惠之侄，王恒烈同志是伪满军事部将官王冠英之子）有利条件，广泛搜集日伪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我党掌握日伪动向，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长春情报站同志得悉以张景惠为首的大汉奸们的猖狂活动，不断地向上级汇报反映，根据党中央“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作成，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精神，决定同东北抗日联军、苏联红军取得联系，对这些大汉奸采取行动。

8月17日夜，苏联红军和我抗日联军负责人周保中将军陆续进驻长春。成立以贾尔洛夫少将为司令员、周保中将军为副司令员的苏军长春卫戍区司令部（设在伪满洲帝国协和会中央本部旧址）。长春情报站负责人王光策同志选派既会说俄语，又熟悉大汉奸内幕的张绍纪同志前往苏军司令部联系。我抗日联军和苏军司令部对长春情报站反映的日伪上层人物的动向十分重视，立即指派一校级军官同张绍纪同志保持联系，密切注意这些大汉奸的每日行踪、动态和活动规律。为保密起见，他们往往是在汽车里接头联络，经过五六天的准备、筹划，制定出对以张景惠为首的大汉奸一网打尽的方案。

1945年8月26日，苏军通知张景惠及伪满各部大臣到苏军东北卫戍区司令部（原日本关东军词令部旧址）开会。张景惠等错误估计形势，以为苏军初到东北，不了解当地情况，还得依靠他们，这次开会必定是“共商东北大事”，于是个个争光恐后，整装沾画，准时赶到苏军司令部二楼会议室。出席这次会的大汉奸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邢士廉、阮振铎、阎传泼绂、谷次亨、金铭世、黄富俊、于静远、卢元善、于镜涛、吕荣寰等人。主持会议的苏军军官看被通知的人已到齐，请苏军大将柯瓦廖夫出面讲话，他话讲得很短，直接了当地说：“你们很想溥仪，溥仪也很想你们，今天天气很好，现在就送你们去见溥仪……”。这段话是由在场的张绍纪同志翻译的。

当这些大汉奸听了这番话，立刻口瞪口呆，面面和觑，还没等他们完全清醒过来，有数名苏联红军持枪来到会场，把他们押出楼外，送上汽车，直奔长春机场。

到机场后，张景惠等才有“今日乘机去，何时再返家”的感叹。他们分别登上两架苏联军用飞机，离开长春，飞机起飞不久，在内蒙王爷庙（今呼兰治特）降落，将他们置于原日军物资仓库内监禁两天，后又返回长春，监禁在市郊“三浦公馆”。…周后，用飞机将他们直接押至苏联赤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