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百姓们都在热议原研药全面退出中国市场的话题。不少患者和医生爆料称，原研药退出中国市场后，现有的集采药在药效上存在问题。 而就医是关乎民生的一大重要问题，很多人都担心未来是否会买不到具有充分疗效的药品。 这件事的核心是原研药企业集体退出中国。而他们之所以退出，是因为集采药报价太低导致原研药企业无法生存。 原研药价格为何降不下来 对此，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药企那么赚钱，降低一些价格怎么了？甚至不少不明真相的无知者又开始把问题归结于资本的贪婪。 但实际情况是，至少这件事和资本是没关系的。原研药企业之所以无法接受集采药的低价报价，根本原因是成本不允许。 很多人只知道谴责药企，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原研药企业的成本远比国内那些只做仿制药和中成药的药企高多了。 对于一家研发新药的药企而言，研发费用一般占全年销售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虽然研发费用的占比不是最大的，但比重依旧不低。所以，一家不做新药研发的药企与不断研发新药的药企，其成本压力截然不同。 而国内大多数药企都是做仿制药和中成药，他们不做新药研发。因此，他们的成本压力相对较小，在报价时有更多谈判空间。 同时，研发新药的成功率又相对较低。行业内正常情况下，新药研发的成功比例只有一成左右。这意味着，十款新药项目最后研发成功的只有一款。但研发失败的项目也是有成本支出的。这些成本都必然要分摊到成功项目的未来现金流。 简而言之，对于一家药企而言，研发新药是一项风险巨大的业务。相比之下，国内那么多只做仿制药和中成药的药企，自然不需要承担这种风险。他们只管等别家新药开发出来后，自己进行仿制即可。 但从医学角度而言，没有那些研发新药的药企，很多疾病至今都会面临无药可医的困境。正是那些研发新药的药企，在推动医学不断向前发展。 至于成本占比最高的销售费用，在正常情况下，这部分成本是降不下来的。原因很简单，销售费用居高不下的，主要是因为广告、公关、推广渠道方面的硬性支出。尤其是渠道开拓方面，作为成年人，其中的门道应该都懂，看破不说破。 所以，原研药企业不是不愿降价，而是没有降价的空间。他们就是依靠已有的产品回收之前的成本，从而投入到未来的新药研发上。如果硬要逼迫原研药价格降低到仿制药和中成药的价格水平，那他们接下来也无力去研发什么新药。 最终，原研药企业面对集采药那么低的报价，只能选择退出中国市场。 集采药已经暴露的问题 其实，集采药制度的本质目的是为了削减医疗成本。但从目前的执行结果来看，好心办了坏事。 在公众罕见地反对政府削减医疗成本的举措之际，一些中国资深医生对国内仿制药的质量表示担忧。这些仿制药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医院使用的西方品牌药。 该机构于昨日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机构本周将在上海与医生和专家会面，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建议并收集更多国产仿制药的临床数据。 自六年前推出以来，政府的药品招标程序（称为批量采购）已将阿斯利康和辉瑞等全球制药巨头的非专利药品替换为国内公司生产的类似药品，这些药品的价格通常仅为其一小部分。 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宣布对政府采购药品的质量进行调查，此前该国一些医生提出了警告。医保局已于周二派官员前往上海，评估与集中采购计划相关的潜在质量风险，该计划导致价格下降了50%至90%。 这项调查是在人们对通过国家批量采购计划采购的某些药物治疗结果不一致的担忧日益加剧之际进行的，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和麻醉应用的治疗药物。据报道，自2018年以来，采购计划已节省了约6300亿元人民币（865亿美元），同时通过国家健康保险谈判将创新药物支出增加了5200亿元人民币（715亿美元）。 上海瑞金医院普通外科主任郑敏华与其他19位专家向国家医保局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强调了临床观察到的治疗差异——涉及的大多数药物都是国产仿制药。提案中指出：“即使增加剂量也无法提高疗效。医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也没有渠道报告问题。” 郑敏华在接受《财新》采访时列举了国产仿制药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例子，例如无法有效控制高血压，或麻醉药无法使患者入睡。 这场争议是由一批新批量采购的仿制药引发的，这些仿制药缺乏原研药或专利药。许多医生声称采购的药物疗效不如进口或原研药，尽管没有临床试验证据支持这一观点。郑敏华主张允许医生在需要时开出原研专利药，并呼吁根据药品类型（原研药、仿制药、进口药或国产药）制定不同的医疗保险报销率。 更火上浇油的是采购药品价格极低，中标仿制阿司匹林每片仅0.03元，叶酸片每片仅0.0289元。媒体报道称，多家专利药供应商因利润损失退出公立医院处方。 国家医保局的调查将结合临床数据分析，重点关注疗效指标的统计显著性。该机构特别要求上海市医保局协助与医疗专家进行直接对话。 虽然供应给中国医院的国产仿制药已经通过了生物等效性测试，表明其效果与品牌药一样好，但自去年以来，患者和医生之间越来越多地谈论这些药物的质量与西方药物不相上下。 中国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动新一轮采购。医生们的罕见反对引发了人们的疑问，降低药价的努力是否可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最终可能引发公众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