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学良

历史上，每个年代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这个特征或人物或事件或事物等，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符号，远的不说，就以近四五十年的历史来说，就有许多这样的符号，如“万元户”，成了80年代初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符号，“下岗”，成了90年代国企改革、打破铁饭碗的符号，“红码绿码”成了新冠疫情肆虐三年的防控符号等。

农村生产队，从58年开始成立到80年代初期解散，存在运行了二十多年，自然也留下许多年代记忆和符号，这些符号构成了生产队时代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民生的标志，小编就收集归纳整理了农村生产队时代具有时代特征的年代符号，欢迎大家一起交流讨论。今天要谈的年代符号是“社员”。

“社员”就是农民，农民就是社员，农民是职业，社员是身份。生产队时期，为什么把农民称之为“社员”？小编揣测，大概是以下原因吧。

建国后，我们的理想是推崇集体，消灭私有，工农兵学商，都要组织起来，成为集体的一份子。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农民都是以各家各户为生产单位，容易产生两极分化，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在农村这一块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统一劳动生产，农民也是有组织的群体。

按理说，当时，农村基层最小的单元组织是生产队，生产队里的农民也应该叫“队员”才对，为什么叫“社员”呢？这自然与农村组织名称由来相关。50年代，先后分别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初级社和高级社，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特点是“一大二公”，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队大队辖若干个生产队，其前身就是农业合作社，所以，那时把农村统称为农业社，自然入社的农民就称为“社员”。那时，农民外出或遇到需要介绍身份时，都会自称：“我农业社的，我是社员”，意思就是我是农村的，我是农民。

生产队时代，社员虽是农民，可毕竟有生产队这个组织，成了“体制内”人员，自豪感也就不一样。当年有首歌叫《社员都是向阳花》，歌词有“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还有一首歌叫《我是公社小社员》。，歌词有“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身背小竹篮，放学以后去劳动”。这些歌曲，集中体现了“社员”身份的自豪感和地位。连那时大队或者生产队开会，开场白也都是这样称呼：“广大社员同志们”。

农民变社员，不只是换了个马甲，称呼发生改变，权利义务、社会关系和地位都有质的变化。个体农民的话，完全是为自己和家庭而劳动生产，收获农产品归自己支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完全是自由自主身。而农民成了社员，就是属于生产队这个集体的一份子，生产、劳动、分配等均要服从于生产队管理，他们挣的是工分，社员们生产收获的粮油、副业收入等，都是集体的，还要进行二次分配。所以，社员们参加的是集体生产，生产粮食是为集体、国家产粮，社员们在参加集体劳动的同时，还要出义务工，修水渠公路等建设。

大集体时代，每个人都要在组织内生产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和标签。如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叫国家干部，工厂矿山工作的，叫工人，商业服务行业包括国营农场，叫职工，而在生产队里劳动生产的，叫社员，尽管看起来，社员似乎也体面，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除社员外，其它都是吃的“国家粮”，有固定的工资收入，粮食、工资可能确实也不丰裕，但至少不会挨饿，而社员不同，生活是跟生产队收成息息相关，做最累的活、吃最多的苦。所以，那个年代，社员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

有人说，大集体时代，大家吃大锅饭，都是平等的。这种说法不完全对，人分三六九等，虽同在生产队集体生产劳动，但因具体劳动岗位的不同，社员也是有等级之分的。依小编观察和总结，同是社员，大致可以分成这么几等。

头等社员，大队干部和民办老师、赤脚医生等。大队干部包括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会计等，虽然不是脱产干部，但一个大队管理十几个生产队、上千人以上，要经常开会、陪同公社检查、到生产队督促检查等，日常事务也是很忙碌的，可以算是半脱产干部，再加上掌握社员参军入伍、上大学等推荐权，权力大、地位高。至于民办老师、赤脚医生等，虽然条件也艰苦，但是呢，比起普通社员，无须日晒雨淋，也不用参加高强度的农业生产，在经济上，除了享受社员正常的工分外，且每个月还有几块钱的补贴，经济实惠让一般社员羡慕。

次等社员，手艺人和生产队干部。手艺人是生产队时代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份是社员，但又不跟社员一样参加集体生产，而是自由职业者，社员参加劳动挣工分，凭工分分粮分红，手艺人挣的是钱，不过，要上交部分给生产队买工分，然后和社员一样享受生产队的粮食、现金分红待遇。手艺人上门做工，工价肯定会高于向生产队的上交，再加上在主人家好吃好喝，那时的木匠泥匠篾匠石匠杀猪匠等手艺人，经济条件上明显优于普通社员。至于生产队的干部，如队长、会计、出纳、保管等人，社会地位还是物质实惠，也都高于一般社员。

最底层的社员，就是使大力气、流大汗的农民社员了，他（她）们全凭力气，早出晚归，抡锄使锹，肩挑手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做的是枯燥乏味的农业生产劳动，获取的是最微薄的回报，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一类社员，成为那一代吃苦耐劳的农民代表。

大集体时代，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可称为社员，还有种最特别的社员，他们的职业是农民，跟普通社员一样参加劳动，挣工分糊口生存，但却不享有社员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那就是生产队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俗称“四类分子”，他们直到70年代末期，国家才宣布给他们摘帽，才让他们拥有了“社员”身份和称号。这是时代的悲催。

“社员”是与生产队紧密相关联的，80年代初，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农民所说的分田到户，生产大队改为村，生产队解散，改称为村民小组，自然，“社员”这个称呼和特定属性也就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了历史的一种记忆和年代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