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曾志与丈夫蔡协民受党组织之命转战福州。然而刚到福州，当地的警察、特务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原因是他们在填旅馆登记表的时候在名字上斟酌了一下，这个细微的举动被旅店老板看到，便报告给了警察。幸好警察只是怀疑蔡协民是拐带妇女，再加上他们之前做了充分准备，才应对了过去。

这次小小的波折让曾志和蔡协民不得不提高警惕，这里的白色恐怖要比想象中还要严重得多。

不久，曾志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她与蔡协民的第二个孩子。

由于当时经费比较紧张，每个交通员除去房租之外，伙食费只剩下6元，其中有一半还要花费在交通费上，真正用在伙食上的钱就只有3元。好在当时福州物价便宜，生活还算过得下去，不过对于怀孕的曾志来说营养根本无法摄足。

十月怀胎，就在这年11月，曾志生下了一个男婴，她给孩子取名为“铁牛”。

看着怀中的孩子，曾志不由得想起了自己与蔡协民的第一个孩子。

那是1928年11月，曾志将要临产，可后方留守处无人会接生，只好由一位干部的妻子来帮忙。这位干部夫人在广东学过几天护士，但对接生一窍不通，见曾志疼得厉害，孩子却始终不见出来，她就按着曾志肚子使劲揉。

结果，光见肚子里的血水往外流，依旧不见孩子。在剧痛下，曾志昏了过去，多亏一位有经验的大嫂请来了中药房的医生，用药物刺激，才让曾志苏醒了过来。这样反反复复，直到第三天曾志才将孩子生了下来。

当时曾志只有17岁，对喂养孩子一窍不通，加上战争环境艰苦残酷，她对孩子的未来产生了忧虑。

就在这时，王佐部队中有一个姓石的副连长的家属来看曾志，得知曾志的忧虑后，对方说：“那就送给我吧！”这位家属三年前生过一个孩子，但不幸夭折了，她正想要一个孩子。

考虑到孩子跟着自己风险太大，曾志答应了，此时孩子刚出生26天。

送走孩子后，曾志心情非常低落，但她很快就振作起来，投入了新的工作中。三年来，曾志有无数次在思念着孩子，因此铁牛出生后，曾志并不打算送人。

那段日子，曾志边工作边带孩子，紧张工作之余，还能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可好景不长，转眼来到第二年时，蔡协民接到了调任厦门的命令。

曾志又陷入了为难，她写信回老家诉说了此事，母亲立即为她寄来40块大洋，要她把孩子送回老家抚养。曾志对这个方案很满意，也打算请假把孩子送回去。

可她刚到厦门准备请假时，上级王海萍就来找她，说担心孩子在路上颠簸出问题，还是交给当地百姓抚养为好。曾志坚持要送回老家，王海萍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此时厦门中心市委急需要钱，就提前向一户人家预支了100块大洋，条件是要为这户人家找一个孩子做养子。

曾志听后十分伤心，但最后对信仰的坚持还是战胜了亲情，她同意将孩子送给那户人家。为了纪念铁牛，曾志与蔡协民带着孩子照了一张全家福。

事后，曾志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难过，但她却一点儿也不怪上级王海萍，因为比起自己，王海萍为革命付出的贡献更大。

王海萍与妻子梁慧珍都参加了革命，1931年的一天，一批警察突然包围了他们的家，怀孕的梁慧珍当场被警察带走。不知情的王海萍刚要回家，就被藏在巷口的保姆拦了下来，这才躲过一劫。

可怜梁慧珍当时已怀孕六个月，敌人依旧没有放过她，将她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杀害了。

失去亲人王海萍何尝不悲痛，但他却没有沉溺在个人悲痛之中，而是更加拼命工作。想到这里，曾志想通了许多，她认为像王海萍这样的领导是值得尊重地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