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奚若，辛亥革命志士，曾任共和国的教育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提议者，还是徐志摩口中的“硬人”。

他能讲人话，肯讲真话，敢讲硬话。在蒋介石面前如此，在毛主席面前也如此。

1941年，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张奚若应邀参加。会上，他当着蒋介石的面，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独裁。

蒋介石顿时难堪不已，按铃提醒，尽量语气平和地提一要求：“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

岂料张奚若竟当场起身，拂袖而去，自此再不出席参政会。

后来参政会又开会时，国民政府照例给他寄去开会路费和通知，结果却收到张奚若的一封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对此，国民党当局也只能尽量保持“心平气和”。

张奚若，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早年他即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缔造的同盟会，为推翻中国的千年帝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为建立孙中山先生梦寐以求的共和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曾被捕入狱。

出狱后，他抱着科学救国的大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获硕士学位，随即回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局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教授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力主抗战，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并在此期间担任了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组成的临时大学（后更名西南联大）的政治系主任，被全校师生推选为学校教授会代表，参与主持了全校性工作。张奚若在当时西南边陲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经济学家陈岱孙评他是一个“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的人物”。

逻辑学家金岳霖则说他“这个人‘完全是四方的’，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

如此，刚严方正，却又博大融和的张奚若即便处在俊彦多多的民国时期，仍能以鹤立之姿引人注目。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奚若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全力反对内战，最早响应毛主席的《联合政府论》。

1946年重庆，国民党主持召集的旧政协会议开幕前夕，张奚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容纳了六七千人的大草坪上发表了以“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为主题的演讲。

演讲中，他大声疾呼：“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滚蛋！”

与此同时，他还给国民政府下了个定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如此旗帜鲜明的发言，引得现场掌声雷动，更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解放战争期间，张奚若更利用知识分子的特长，以口和笔为武器，不间断地演讲并发表文章，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口诛笔伐。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的张奚若先生已经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但他的生活又拉开了崭新的一页。

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协会议在北平筹备召开。张奚若作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了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预备会。

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由27人组成的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委员。

在有关国旗、首都、国名以及国歌的讨论中，他的意见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是他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并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令众代表折服，并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一众领导人的肯定。也是他，力主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以警示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并于1952年9月接棒马叙伦出任共和国第二任教育部长。

1954年9月，他作为北京市选出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此后，他又接连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又历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

这时，和过去一样，一以贯之的是，张奚若依然坚持讲真话，讲硬话，且始终惜字如金，而不张空言以炫才智。

1957年，全国整风运动如火如荼，中央统战部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

也是在这次会上，张奚若说了毛主席“好大喜功”。

而这之后，张奚若依旧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照常参加外事活动。

不知情的人或许以为这话并没有传到毛主席耳里，但1958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重提了张奚若说自己的话，并道：“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有正义感的人。”

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又曾提及张奚若的名字，并坦率道：“自己确实好大喜功，那种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

由此不难窥见毛主席胸襟的开阔。

后来在一段风雨岁月中，张奚若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强力保护，被列入12位应予特别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一直享副总理待遇。

可以说，在硬派角色的群体中，张奚若的命运是最少坎坷和风险的，所以人们又将他称为进上直言的“不死鸟”。

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自此走完了坦诚耿直，仗义执言，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往大处着眼做学问，为社会服务做事业的大义一生。

时至如今，距张奚若先生去世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他身上敢于直言，且一以贯之，不论年轻年老，也不论面对谁，始终没有变得圆滑世故，而能坚持不谄媚，保持独立人格的精神，至今令人钦佩。

素材来源：

[1]李满星.张奚若:棱角分明是“硬”人[J].同舟共进,2018,(07):42-46.DOI:10.19417/j.cnki.tzgj.2018.07.012.

[2]高士振.张奚若深思熟虑提国号[J].湖南党史,1999,(05):58-59.

[3]刘政.张奚若批评好大喜功[J].中国人大,2006,(12):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