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19日，震耳欲聋的碰撞声后，徐勇凌在一阵头晕目眩中睁开双眼，但接踵而来的寒风让他彻底清醒过来，他举目环顾四周，当即冷汗直流。

只见周身是蔚蓝的天空和厚重的云层，而他本人正紧紧攥着一把座椅，以极快的速度从高空向地面坠去。

下坠带来的压力使他耳膜和鼻腔阵阵发疼，但最要命的是，本该自动弹出的降落伞却迟迟没有反应。

同一时间，云南山区中的一名孩童似有所感，抬头向天空望去。

此时，身处8000米高空的徐勇凌还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成为自己此后30年的执念，而孩童也不会知道，徐勇凌将成为他童年中的一份遗憾。

徐勇凌为什么会从高空坠落？他与这个孩子之间又将产生怎样的联系？

这一切都始于一次“误听”。

徐勇凌是我国顶尖飞行员，而驾驶战机在高空中翱翔，是他自小就树立起的梦想。

当年高考时，他不顾家人劝阻，在志愿表上填满了航空类院校，最终成功被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材料专业录取。

之后又顺利转入飞行专业，如愿成为一名飞行员。

对梦想的追逐使得徐勇凌格外努力，很快就从一众学员中脱颖而出，在毕业时被云南空军选中，编入飞行队之中。

初入军队的他驾驶的还是歼5战机，但经过3年的训练，他驾驶歼5的技术就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最终，他凭借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在25岁那年就通过了层层考核，获得了驾驶歼6战机的资格。

当徐勇凌毫无差错地完成了前几次试飞训练后，组织放心下来，让他尝试难度更高的训练任务。

1987年2月19日这天，正是徐勇凌跟随部队，学习“编队超音速飞行”的日子。

也就是多人一组，以超过340米/秒的速度飞行。

训练很快开始，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当飞行高度不断提升，最终升至万米高空时，即使是技术娴熟的飞行员也不免紧张起来。

因为在这个高度，一旦出现意外，极有可能机毁人亡。

起初，徐勇凌还能适应飞行强度，冷静完成副团长下达的各种命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精神也逐渐紧绷起来。

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竟将副团长朱广才下达的“360加推”指令听成了“300加推”，而他的飞机编号正是300。

因此，他开始向副团长战机的方向加速飞行。

然而，飞到一半，他突然发现本该与他一起加速的副团长还保持着原本的速度。

此时他才反应过来，是自己听错了指令！

在“超音速”的加持下，他的战机转眼就到了副团长战机面前，电光石火之间，他猛地拉动推杆，调转方向。

但为时已晚，战机并没有随他一样及时反应过来，仅仅偏移了一点，就直直撞向副团长的战机。

巨大的轰鸣声和强烈的晃动同时到来，两架战机接连偏离航向，冒着滚滚浓烟在空中打转，向地面飞驰而下。

坐在驾驶舱内的徐勇凌不比飞机的情况好多少，剧烈的撞击让他两眼发黑、几欲作呕，但拥有多年训练经验他知道，现在还不是万念俱灰的时候。

他在几秒内尝试了各种操作，试图重新“夺回”飞机的控制权。但不幸的是，撞击破坏了机身，不论他如何努力，飞机都没有丝毫反应。

此时他意识到，再不放弃飞机，就只有机毁人亡一条路可走。

于是，他当机立断，几次深呼吸后，闭眼按下弹射按钮。

巨大的推力将他弹出驾驶舱，这股冲击力加上之前的撞击，超过了他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像是被火车狠狠撵过，使他头晕目眩、浑身阵痛，紧接着昏了过去。

失去意识前，他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害了副团长”。

但仿佛幸运女神垂怜，高空中凌冽的寒风很快将弹出机舱的他吹醒。当他醒过来时，发现自己仍被扣在座椅上，双手因紧张死死抓着座椅两侧。

察觉到自己的处境后，他将座椅丢掉，减缓自己下坠的速度，静静等待降落伞弹出。

然而，又往下几十米后，降落伞依旧没有打开，几息之内他就反应过来：自己所处高度超过了4000米。

原来，飞行员配备的降落伞，只有在4000米以下，才会收到感应自动弹出，4000米以上只能手动开伞。

要知道，高度越高，坠落速度越快，如果徐勇凌任由自己高速坠落，很快就会死于高压、低温、缺氧。

经年累月的训练在此时发挥了作用，他很快从慌乱中冷静下来，稳定好身型，向手动开伞按钮摸去。

当降落伞成功打开后，徐勇凌坠落的速度猛地减缓，晃晃悠悠落向地面。

然而，暂时脱离生命危险的他并没有感到放松，因为这场事故中还有一个受害者，那就是副团长朱广才。

他在高空中四下张望，试图找到副团长的身影，但半晌都没能看见，就在他心提到嗓子眼时，远处突然又出现一顶打开的降落伞。

见此，他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降落伞带着他下落几分钟后，地面逐渐清晰起来，徐勇凌注意到自己即将落在一处斜坡，因此打起十二分精神，准备卸力落地，以防扭伤。

一番标准落地操作后，徐勇凌毫发无损地抵达地面，等他站起来，却发现自己所在之地荒无人烟、遍布林木。

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怕不是落入了无人区。

不信邪的他在森林里穿梭起来。

然而，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依旧不见一点人影，此时的他才开始相信，自己是坠入了原始森林。

才出虎口，又进狼窝，这次他又要如何化险为夷？

这次，一名“9岁”男孩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得知自己的处境后，徐勇凌又展现出了身为军人该有的坚韧、冷静的心理素质，毫不犹豫地继续前进，试图寻找一丝生机。

他从晌午一直走到落日西沉，越走越累、越累越慢，一路上水米未进，饿得一阵阵发昏。

但他知道，森林里一花一果都不安全，哪怕一口不纯净的水都有可能要了他的命，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进食。

天色逐渐暗淡，如果在夜幕降临前，他依旧没能走出去，就极有可能葬身于危机四伏的森林之中。

就在他即将走投无路之际，脚下突然踢到一节木棍，停住一看，这木棍切口光滑，分明是人为砍削的痕迹。

他敏锐意识到，这附近很可能有人居住，于是放慢步子，在周围仔细观察。

果然如他所料，不多时就看见一个9岁左右的孩子，正低头皱眉，手中拿笔写着什么。

徐勇凌大喜过望，赶忙走过去打招呼。

这孩子被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吓了一跳，但看他一身军装，不像坏人，就冷静下来回望过去。

徐勇凌想向孩子求助，但他说的是普通话，而孩子却是只会说方言的彝族人。

因此，徐勇凌说了半天，孩子都没能明白他的意思。

徐勇凌只好拿过孩子的笔，在纸上写道：

“请带我去村公所。”

孩子看完，立马明白过来，收起纸笔给徐勇凌带路。

但孩子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去村公所，而是把他带回了家，给饥肠辘辘的他递了水，又做了份蛋炒饭。

两次死里逃生的徐勇凌一时间红了眼眶，因为这份蛋炒饭不仅仅是果腹之粮，更是一份救命的恩情。

吃过饭后，孩子带他去村公所。

一路上，许多村民都知道了徐勇凌的事，纷纷拿出家中桃李瓜果、米酒粱肉，让他走前带着。

村民们的善良和热情深深打动了他，他因此将“雷稿”这一村名刻在心中，记了一辈子。

当然，这已是后话。

到达村公所的徐勇凌很快与部队取得联系，在电话中，他还得知副团长已经送往医院，目前生命无忧，这让他备受煎熬的心情好了许多。

很快，部队派来的车抵达村公所，由于时间紧迫，加上此次坠机事故还有诸多后续要处理，所以他来不及同孩子告别，就随车回到了部队。

这次事故虽然是徐勇凌的责任，但试飞训练本就是极其危险的任务，再加上他认错态度诚恳，做了深刻检讨，副团长也接受了他的道歉。

因此，经组织同意他得以归队，重回蓝天。

时过经年，当时的危机重重、惊慌无措都随时间慢慢褪色。但那个孩子，那碗蛋炒饭却因时时梦回而历久弥新。

他一直想再回去一次，找到那个孩子，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但碍于军队的保密性，再加之对坠机一事心里有愧，没法大张旗鼓，因此一直没能完成这个愿望，只能等待机会，而这一等就是30年。

2014年12月，徐勇凌带着一身荣耀从部队退役。

刚退役，便开始寻找当年那名孩子，但时过境迁，他找了许久也没能找到。

一年多后，他开始求助网络，连发10条微博，寻找救命恩人。

“1987年2月19日我遭遇飞机失控，坠落于云南大山，元谋雷稿村9岁彝族男孩将我营救，并给我炒了一份蛋炒饭。

近30年过去了，我渴望找到这位当年的孩子。”

徐勇凌的微博引起了网民注意，人们纷纷转发，帮他完成心愿。

事情很快惊动当地政府，了解详细情况后，地方当即派专员前往雷稿村寻找那名孩童。

经过走访调查，当地政府成功找到了徐勇凌的救命恩人，也就是尹正海。

但尹正海当年并不是9岁，而是15岁。

原来，由于尹正海自小在山里长大，身材瘦弱，所以被徐勇凌误认为是9岁。

但好在，这段缘分没有因徐勇凌的“误会”而错过。

得知孩子被找到后，徐勇凌立马动身从北京赶往云南，又辗转来到雷稿村，见到了惦念多年的恩人。

看着已经45岁的尹正海，徐勇凌与他紧紧相拥，几欲落泪，只恨没能早点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尹正海见到他时也十分激动，甚至语无伦次，连声道：

“身体真棒，身体棒，身体好吧？”

实际上，不只是徐勇凌对尹正海“念念不忘”，尹正海对他也是记忆深刻，临别没能两相告别，是尹正海多年来的遗憾。

“我只是心里有一种想法，如果能和这个飞行员再见一面的话，应该是多好。”

岁月蹉跎，但感情依旧，两人当年的相遇虽是巧合。

但承载的情义重逾万金、长存不变，这既是人与人的情义，也是军与民的情义。

-END-

【文｜干果】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