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你小子运气真好，提干这事儿有戏啊！＂我还没来得及高兴，排长刘铁军就把那封信重重地拍在桌上，脸色铁青得跟锅底似的。

1976年的春天，北方军营的早晨冷得钻心。操场上的积水结了薄冰，踩上去咯吱作响。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时隐时现，像是被蒙上了一层灰纱。

我正带着全排练俯卧撑，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混着细雨打湿了领口。

＂一二三四！＂我扯着嗓子喊着，浑身的肌肉都在发颤。身旁的战友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眼里都带着笑意：＂王建军，等你当了军官，可别忘了咱们这帮糙老爷们啊！＂

这话让我想起了老家那个小山村。土坯房的墙角长着青苔，泥巴路上总有鸡鸭在晃悠。爹是个木匠，整天扛着工具箱在村里转悠，帮人修修补补，挣的钱勉强够家里开销。

妈的病一年比一年重，吃药打针的钱像流水一样往外淌。每次我放学回家，都能看见妈躺在炕上，脸色发黄，咳嗽得直不起腰。

要不是姐姐王秀兰去纺织厂打工，我连高中都念不起。记得姐姐第一天上班，手都磨出了血泡，可她硬是咬牙坚持下来。每个月发工资，她都给我留出学费，自己就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

李秀芳家在村口，她爹是小学老师，家境比我们好些。小时候，我俩总一块儿放牛，她坐在草垛上，给我讲课本里的故事。

那会儿她就说：＂等我当了老师，你当了军官，咱们的日子一定美。＂谁知道现在，就因为这军官的事儿，闹出这么大动静。

那天早操回来，我正用毛巾擦汗，排长就把我叫进了办公室。那封信摆在桌上，纸都被捏皱了。＂建军，你自己看看！＂排长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信是李秀芳写的，说我家庭成分有问题，怕影响部队声誉。我脑袋＂嗡＂的一声，手脚都凉了。入伍时家庭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咋会有问题？

晚上，战友们围着我，七嘴八舌地议论。李德福神神秘秘地说：＂听说是村里那个叫张月的知青，整天在秀芳耳边说闲话，说当了军官的男人准变心。＂

想起前几天，机关来人说要推荐我提干。战友们乐得跟过年似的，给我开了个庆功会。老张拿出半个月的津贴买了汽水，李德福掏出珍藏的花生米，连平时不大说话的小刘都笑得合不拢嘴。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姐姐为了供我上学，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想起李秀芳在草垛上给我讲故事时的笑脸，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对面床铺的老赵扔给我一支烟：＂别愁了，连长说了，给你做主。＂黑暗中，香烟的火星一明一暗，就像我那会儿起伏不定的心情。

张德明连长雷厉风行，第二天就去了我们村。他走访了村支书，找到了那个知青，又去了李秀芳家。回来时，他表情缓和了许多：＂建军啊，我都打听清楚了。你家里清清白白，秀芳也是个好姑娘，就是让人说动了心。＂

没过几天，李秀芳来了部队。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站在营院的白杨树下直抹眼泪。远远看去，她还是那个坐在草垛上给我讲故事的小姑娘，只是眼睛里多了分愁苦。

＂建军，对不起，我太傻了。＂她掏出一封检讨信，声音哽咽，＂那个知青总跟我说，提干后的军官都会变心。我一害怕，就......＂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泪珠子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想起小时候，每次我被人欺负，她都会挡在我前面，红着脸替我说话。

排长听完前因后果，拍着桌子说：＂感情要讲究个真心实意。建军这孩子，我看得准，实在得很。＂

连长也笑了：＂秀芳啊，你也别自责。这事反倒证明你们感情深厚。年轻人嘛，难免冲动。＂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年底，我顺利提了干。李秀芳特意从家乡带来了她亲手织的毛衣，说是要给我当新年礼物。她织毛衣时，手上的针扎出了好多小洞，可她愣是一声没吭。

战友们看到毛衣，都起哄：＂嫂子好手艺啊，啥时候请我们喝喜酒？＂李秀芳的脸一下子红了，低着头不说话。

临走那天，我送李秀芳到车站。她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我俩小时候在晒场上的合影。照片上的我们都黑瘦黑瘦的，笑得傻乎乎的，身后是一片金黄的稻谷。

＂建军，咱们都长大了。＂她说这话时，眼里闪着泪光。我知道，她是在为自己的冲动道歉，也是在表达对我的信任。

火车的汽笛声远远传来，站台上的人群开始骚动。我帮她提起行李，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车厢里。心里突然明白，这份感情，经过风雨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固。

多年后再回想起来，那封举报信反倒成了考验我们感情的一块试金石。前几天，老连长张德明都当上团长了。他常说：＂军营就是咱的家，战友就是咱的亲人。只要心里装着真情实意，啥事都过得去。＂

那年的白杨树早已长成大树，树皮上的沟壑像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可那份真挚的感情，和战友们的情谊，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就像那张泛黄的老照片，永远定格在记忆深处。

有时站在军营的操场上，看着新一茬的小战士们训练，我就会想起那个春天。想起战友们的关心，连长的明理，还有李秀芳的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那时的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