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把题目理一理。“外物不可必”，以前讲这个“必”指的是什么呢？前面讲过《刻意》，“必”就是刻意而为嘛。孔夫子所“绝”的四项必须除去的心态，“必、固、我、意”，“必”是占了首位的。

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中，在自己面对精神、事物之时，“刻意”都不是值得表扬的心态，不是能引以为豪的智慧，所以要把它清除掉。

哪怕是对“外物”这一崇高的修行目的，也不能刻意而为，这是我们学佛、学道的人应留意的。如今大师们都在讲“放下”，说明了刻意这种执著的确是修行的障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什么是“外物”？我们在讲《大宗师》的时候，南郭子葵与女偊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要有圣人之道，还要有圣人之才，互相传授，就很容易得道。如果没有圣人之道，只有圣人之才，那就需要有圣人之道的人来传授圣人之才。如果有圣人之道又有圣人之才，传授就很方便了。

修道的第一道程序是外天下，外天下是什么？就是要有出离心，要把社会性的种种都放下。第二要外物，外物就是法空，对身边的吃喝拉撒睡、酒色财气，自我生存需要的东西都放下。第三，不仅仅要外物，外物以后外生，从法空到我空，人法两空，把自己都放下，然后才“朝彻”，就是顿悟了。

庄子在这里所谈到的“外物”，和《大宗师》谈的“外物”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里的“外物”，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外部事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内心世界。

古人对这个“外物不可必”还有不同的解释，如释为外面的祸事难以避免，把“物”作为祸事、灾难讲。当然，结合下文看，这样解释也是通的。佛教也讲因缘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嘛，也有相近之处。所以庄子在其文中，多次讲到了“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种心态。这样的心态，可以说是消极的，也可以说是积极的，差别在各人的修养和境界上。“无可奈何”是必然的，能“安之若命”则大有层次，大有境界了。

“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夏桀胡作非为，关龙逢一次上书，两次规劝，三次五次地弄得夏桀非常厌恶，就把他杀掉。比干，大家也知道，殷纣王的亲叔叔。大家看过《封神演义》就知道，这个纣王的确是昏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比干作为他的亲叔叔，一再去规劝他。他却说，圣人心有四窍，我想拿出你的心来看一看，是不是长了四个孔，于是就把比干杀了。箕子也算是殷纣王的叔叔，看见纣王昏聩，国家将亡，于是乎装疯，被关进监狱。恶来死，恶来是殷纣王的一个宠臣，是一个大奸臣，坚定地紧跟纣王，也是不得好死。把忠直之臣都弄光了，昏君桀纣也很快灭亡了。

关龙逢、比干、箕子他们都是忠臣、贤臣，固执于先王之道，认为他们掌握了人间的真理、社会的真理，于是乎要求国君按他们的意见去做，就与国君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而被杀。恶来是一个奸臣，桀纣是夏商的末代君主，他们沉溺于物欲的奢侈，过乱七八糟的日子，桀纣更认为自己是天子，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根本不听劝告，最后当然也是国灭身亡。

明君也好，暴君也好，永远都是社会的客观存在。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出现这类现象，佛教称之为“共业”。面对这个共业，你能回避吗？你能忽视而超然吗？当然，你若不在其中，是一位隐士，当然奈何不了你。你若身处局中，又在其位，这些麻烦就难免了。在历史上，范蠡、张良、李泌这样的智者毕竟太少，而关龙逢、比干、文种、韩信这样的人则太多。

正是因为政治上的风险太大，加上道家对社会性的功名富贵不屑一顾，才有道家对儒家这一系列的批判，对政治完全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于是才有庄子笔下的许由、子州支伯、善卷这类逃避“禅让”而隐遁山林的神仙似的人物。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运行，乃至其中的治乱，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没法选择，只能生活在其中，这大概是“外物不可必”的真实含义吧。

本文摘自《禅说庄子—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