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刻汉籍善本考录》，李小龙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24年7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作者李小龙自2012年至日本访学至今，花费十年有余的时间，收录日本各大图书馆相关汉籍信息，加以自己收藏的和刻汉籍资料，爬罗剔抉，遂得此书。

该书所录和本汉籍按经、史、子、集分为四类。作者在整理此书时，首先明确了“和刻”的概念（出版于日本，且内容是翻刻/印/录中国旧有典籍），而后确定了图书的著录、考录方式，以便读者有的放矢地查阅自己所需的资料，比对信息。

该书是研究和刻汉籍及传统典籍的必备工具书，可作为后来者的学术津梁，助力当下热门的域外汉籍学术研究。

目  录

前言

总目录

经部

一、易类

二、书类

三、诗类

四、礼类

五、春秋类

六、孝经类

七、四书类

八、小学类

史部

一、正史类

二、编年类

三、杂史类

四、史钞类

五、诏奏类

六、传记类

七、地理类

八、政书类

九、目录类

子部

一、儒家类

二、兵家类

三、农家类

四、天文术数类

五、艺术类

六、谱录类

七、杂家类

八、小说家类

九、类书类

十、道家类

集部

一、唐前别集

二、唐别集

三、宋别集

四、元别集

五、明别集

六、清别集

七、总集断代类

八、总集通代类

九、尺牍类

十、诗文评类

参考文献

书名音序检索目录

后记

前  言

千年以来，日本以汉文模刻典籍无数，仅存于今者，亦近万种，此为中国文献之海外分身，颇值重视。

《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

然和刻汉籍之刊行，源于日本文化之需求，故与吾国或手眼各别，正以此故，即利弊兼有：就其利言，其所刊者，或有佚于此而存于彼者，此皆可为我邦文献之补充；就其弊言，则又不免于鱼龙混杂，劣本泛滥。

故若欲使吾邦文献海涵此异支别派，则须全面考查彼所刻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其要者得为我所用。

笔者自2012年起至日本访学数载，即从事于兹，至今已十年有余。本书所录，除自日本各大图书馆外，泰半为笔者自藏之本。爬罗剔抉有年，所得如此，不敢自秘，聊供研读之一助，亦幸大方之家不吝赐正。

《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

一、和刻本

（一）概念辨析

日本所刊汉籍，宋元之时即有，且曾来献佚书，然吾国久未重视，至清方有关注者，然亦无以名之，多率以“东洋本”或“日本本”称之，均未循名责实。日本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以“和刻本汉籍”称之，近颇得学界认可，且已习用。本书亦沿用之。然尚须辨析。

长泽氏于其书之开端为和刻本汉籍定下标准数则，然所述较杂乱，以至有日本学者亦表示“依然没有特别清楚”（参中山步《和刻本清人著述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4页）。

细查其所述及其实践，简言之，长泽认为，和刻本汉籍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者，必在日本出版；二者，必有（或曾有）中国之原本；三者，其书必有日本学者之加工。前二者自不必言，所谓“和刻”，自然当在日本出版，而其亦必据某一中国原本而来，即非日人自作或伪托者。

然令人不解者为其三，即必有日本学者之返点（用古代日语阅读汉文时的顺序）、送假名（用日语片假名表示读音）或首书（亦称“鳌头”，即于版面上层或两侧加注）方可。

《长泽规矩也著作集》

此标准暂勿论当否，若探其深心，可知其定此名，着眼点在日本文化，即“和刻本汉籍”为日本文化之分支，其梳理此类著述，自当以是否有用于日本文化为目标，亦可理解。

然吾国人研究若全依其范围，则不免枘凿。如日本之五山版可称中国宋元本之螟蛉，几于部部珍奇，然长泽目全然不收，盖其书纯为中国书籍之翻刻，并无日人之心力，故将之大约视为中国宋元版之日本替身耳，于日本之文化传统似无与焉；此后亦多有活字本或全不加返送（即“返点”与“送假名”）之翻刻本亦为长泽目摒而不录。

故本书虽亦沿用其名，然于其定义则削第三条，亦即，本书所言和刻本，即出版于日本，且翻刻中国旧有之典籍者。

然则，日本所刊中国典籍，虽雕版一如吾国，为其大宗，然亦非仅此一途，尚有活字本以及珂罗本、石印本甚至铅排本，亦不可因此名中之“刻”字而略之。

本书将此类版本均包括在内，本拟以“和本”称之，然因“和刻本”之名学界已接受，故仍以“和刻”括之，为行文之便，亦偶称“和本”。

《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

（二）特例说明

前之概念既明，实仍有复杂之情形。如杨守敬、黎庶昌主持刊行之《古逸丛书》，确刊于日本，所用之刻工、纸张、墨等皆自日人，本属和本；然其主事者为吾国人，且其书刻印之后，即由杨氏舶归，版亦留中国。则有类当下之代工者，故此类书则仍视为唐本，本书不再收入。

日人著述，自不当阑入，似不必再议。然此亦未能截然。有日人以吾国人之思维，从事于汉籍之作，且其书回流禹域，颇得许可，吾国亦多翻印者，此类典籍实已“汉化”，则似不必以其作者为日人而弃之。

要之，此书之作，在为吾国传统文化搜罗文献，则如《七经孟子考文》《全唐诗逸》等本亦为其中应有之义也。然此二书已久播人口，前者列入《四库全书》，后者亦翻印不绝，故本书亦不赘录。而如《八史经籍志》，则知者未多，仍依前例收入。

（三）释书及医书

释、医二类为和刻本大宗，笔者亦曾搜罗，然限于精力，不能深入考辨之。且此二类之书极为丛杂，辨析尤费时日。故本书仍依长泽规矩也前例，暂不收录，以俟将来。

另须说明者，释子多有诗文行世，其书于当代亦多视同别集，如宋释之《天竺别集》《雪峰空和尚外集》《北磵外集》《淮海外集》《物初賸语》之类，祝尚书即均入《宋人别集叙录》中，金程宇亦收入其《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之集部，然或有未当，以各书均多释家偈颂、法语，如《天竺别集》，《中国古籍总目》即入子部释家类；《雪峰空和尚外集》祝氏云“此本既称‘外集’，似犹有‘内集’或‘正集’，当为禅门著述”，其理解或有误，如释居简有《北磵外集》，与之对应者并非内集与正集，而为《北磵诗集》与《北磵文集》（祝氏亦均入录），故从日本学者川濑一马《五山版研究》之例，将此书置于禅籍之部中。再如《物初賸语》，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亦入子部。故此数书均从前例而不录。

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

二、和刻善本

善本之义，于吾国文献界既已莫衷一是，以其为价值之判，然价值则实在于评者之立场。

如长泽氏因其立场，于此即颇扞格。其主持之和刻本集成十数种，无虑百帙，可谓日本所刊吾国典籍之大成，然因观念所拘，故入选之善否已有朱紫相夺之憾，如其韩、柳二集不择五山本，而择万治三年翻蒋之翘本者；白氏文集不择尤要之那波道圆古活字本，而择明历三年翻马元调本者，均其例也。

本书所谓善本，以其价值依次有如下五层。

第一，全书佚于中土而独存于和刻本之中者，如《群书治要》《游仙窟》之类。此为和本之中最有价值者。若无和本，则吾国文献即失此一书。

《游仙窟校注》

此类颇多，日人林衡之《佚存丛书》所收即是，此正其以“佚存”命名之义。

其二，某书中土亦存，然此书之某本中土未见而得见于和本者。如《鹤林玉露》，国内亦存明本，然仅十六卷，而和本则为十八卷完帙，故今通行之《鹤林玉露》，皆据和本整理；又如《诗人玉屑》，国内所传为二十卷，和本则为二十一卷。

其三，某书中土存之，其某本中土亦存，然无和本之优或早者，如《孔子家语》之王肃注本，吾国亦有宋本传世（虽后均毁于火，然亦为人影抄或影刻，故亦可见），然无如和本之精且善，以其所据为尤早之宋本也。

其四，某书中土存之，其某本中土亦存，且与和本并无差异，然中土存本极罕（以吾国收藏界之惯例，大约以公藏不超过三种为限，亦有个别例外），故学者未易得睹其书者，则亦可思求之于异邦，故亦录之。

其五，前述和本定义时已言，其本必有中国之原本。然此原本未必即刊本，故亦有反于日本首刊之者，如明、清二代常有国人旅居日本，其着述即交日人剞劂，如陈元赟《老子经通考》，或《导庵金先生墨迹》之类；亦有日人于中国游历时携国人著述至日刊行者，如《枕山楼茶略》《徐三庚楷书兰亭叙》之类，均为国人著述并刊于日本者，亦合前云之“和本”之义，故亦纳入。

以上均以“书”之物质形态而非抽象形态立目，如《御注孝经》之类，开元初注本与天宝重注本自不同，即分列之；即开元初注本间，三条本与藤原本又不同，则均入录。

影印之本择少见、不易得者入录，如《冥报记》之高山寺本及《尊经阁丛刊》所影之长治钞本等；个别易得易见者如《三国志平话》《元刊杂剧三十种》《西游记杂剧》之类则不赘录。

京都帝国大学大正三年（1914）刊本《元刊杂剧三十种》

据以上标准，对和刻本全面核查其与国内古籍之关系，最终确定五百三十五种，此书虽数十万言，然最为核心者实即此入选之名单。

因每一书能否列入，需多方查考：于第一层需检其书于国内有存者否？众所周知，言有易言无难，故需反复推考查证而后能定，且随核查范围之扩大又不得不时有增删；第一层实尚易为，以其有则有，无则无，然于第二层，则又需将和刻本与国内所传之本进行比对，以此厘定和本之价值；第三层则更难，因尚需知国内传本之版本源流，从而知其与和本之先后关系；至第四层，虽其价值无如前三者，然工作量则尤大，因需从查考有无，至核比文本，再至梳理源流，至此知与国内传本同，则似无价值，然又欲为研究者提供便捷之研究资料，故若国内馆藏三种以下者亦入录，于是又需查索国内馆藏之情形。

故知一书之进退，颇费踌躇，比如仅据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即著五千余种，笔者力求全部梳理一遍，最终得约十分之一，中亦颇有初考时觉其可收，故专力于斯，上下考索，终知其不合以上五层之标准，唯有放弃之例。

《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补正》

三、著录

（一）次序

全书次序从《四库全书总目》及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参互而用，二目未录者，依性质插入相应位置。个别条目亦稍调整，如四书中单行文献与四书次序等。

（二）分类

分类仍依四部之法，并于四部下分小类，然小类之下即不再细分。亦有类别据和刻本多寡作相应微调。

（三）书名

以文献著录之例，当以卷端题名为准，然卷端题名者多有附益之辞，于检索甚不便，故条目书名仍以核心词为主，以便寻检，至卷端题署则于叙录中表出。

（四）卷数

古籍著录之惯例，凡未明确设卷者，皆标“不分卷”，则实未当，本书不从。若原书未分卷，且仅一册者，则均录为“一卷”；若原书体量多于一册且不分卷者，则以册为卷称之。此实亦分卷之古意也。

《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

四、考录

（一）叙录

依文献著录惯例，介绍文献物质形态。

其一，关于典籍之尺寸，为有直观印象，将其书分为五类，均以长度为标准（长宽比例特异者极少，故可忽略）：三十厘米以上为特大本，二十五厘米以上为大本，二十厘米以上为中本，十六厘米以上为小本，十六厘米以下为巾箱本，大本与中本最常见。

其二，文献之扉页、版权页、牌记均必详录，书之序跋尤为征文考献之要者，故于其文末作者职衔、署时等皆详录之。

其三，关于书名，若卷端之名与扉页名同，则省去不录；若不同，则单录之。

《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

（二）考证

此为本书核心内容。然所考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据前文所列五层之善本标准，说明此和本何以列入本书“善本”之原因，即重在考证其与中国文献之关系，不旁生枝节，偶作详考，亦因或人或书或传播之迹有隐晦不明处，总之，不做文抄公，以常识介绍填充篇幅。

尤需说明者，本书之目的，仅在将和刻本一一梳理，寻其有补于中国文献者，至于其书之内容、价值，则非本书所能评判。

日人林衡于《佚存丛书》前作序云：“余尝读唐宋已还之书，乃识载籍之佚于彼者，不为鲜也。因念其独存于我者，而我或致遂佚，则天地间无复其书矣，不已可惜乎！于是汇为一编，姑假诸欧诗，名曰《佚存丛书》。顾是编所汇，唯‘佚’是收，不必问其醇疵瑕瑜，譬之古器，千年外物皆可宝重，宁惟夏彝周鼎然后可传也哉！”

此言深得我心，故此书亦不过抛砖引玉，为学界提供名单而已。笔者今后若有余力，亦当逐部再作研索。

此处另需说明者，和刻本与中国原本之间偶亦有朝鲜本居其中，故仅据所知亦偶及之，然学界于朝鲜本素少问津，笔者更无涉猎，故本书仍仅限于“和刻本于中国文献之价值”之重心，至于此和本与朝鲜本之关系，则为另一课题，深望于来哲也。

《日本汉籍图录》

（三）影印整理

列出此书曾经影印整理之信息，方便学界查阅。然附者必以此和本为底本或重要之校本者，否则不录。和本影印之要籍如长泽规矩也主持之和刻本集成数种、金程宇《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乃至《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等丛书不赘列其出版信息，可检阅参考文献。本即影印之书者一般不列此项。

（四）公藏

列出公藏单位，方便学者查找原始文献。公藏单位均用简称。中国之公藏依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著录，其简称亦据此书；日本公藏以“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为基础，尽力搜罗，其简称亦依此网站所用。

以上收藏单位超过二十家则不备录。又有标“无”者，非敢谓世间无藏者，惟尚未检到藏本者。本即影印之本或早传入吾国且多被翻刻与影印之书偶亦不附此项。

（五）注释

为供学者批评与进一步研究，行文中所及资料均依例出注，以便覆检，然引用未经影印或整理之古籍原本则不注。另常用之书则仅于首次参引时标注详尽出版信息，其后则仅注书名与页码；不常用之书则每出必详细标注。

笔者从事于此虽已十余载，然书囊无底，或因作者识见未周，有遗珠之憾；或因作者孤陋寡闻，致滥竽之弊。然小书实阶段性成果，抛砖则意在引玉，若引起学界关注，则有补于学术匪鲜；若再得同道之雅正，则笔者幸甚，小书幸甚！

《宫内省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

2010年底，我以《中国古典小说命名方式与叙事世界建构之关系研究》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青年项目，这是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的姊妹篇，我刚刚把博士论文修订完毕并交付出版，正准备全力以赴进入这个新的课题，希望能趁热打铁，用几年时间完成此项目。

《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

同时，这年底，爱女苏苏的诞生也是我生活节奏上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我更需要精力来深入研究这个新的课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最不愿意生活上有较大变动，更重要的是，我一向外语不好，对国外也并无向往，本就不想出国。

但生活往往有意外，2012年春，我被派到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任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任务，因为它意味着我自己的学术计划与生活节奏都要被打乱了。

就这样不情不愿地来到日本。来的时候就想在日工作的两年，虽然前述第二个课题无法深入研究，但第一个课题还是可以进行的。

但正如我在此课题最后出版《必也正名：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的《后记》中所说，“到了日本才发现，日本的网络上几乎什么资料也没有，我又不可能把书房也搬到日本——当然，后来才发现，在日本也可以凭借 VPN 技术利用母校资源，但那时我已经快要回国了”。所以，这个课题的研究也并不顺利。

《必也正名：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因素在我自己，就是我突然发现，在日本还有着庞大的和刻本存在，然后，我就一头撞了进去。

相关问题我在《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一书中已有较详细的说明，此处不赘。总之，在日本工作的两年中，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搜罗和刻本，而搜罗的费用也几乎是我在日本全部的工作所得。

事实上，2014年回国后，虽然没那么方便了，但我仍然通过日本古本屋以及在日本的朋友搜购和刻本，同时几乎每年都会利用假期的时间重返日本一次。因此，回国后数年中，每年搜购和刻本的数量仍不比前几年少。

虽然这项工作进行得如此艰辛，但仍然衷心感谢一路走来得到的关心与帮助。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首先，2015年，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关照，申请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这是一个培育项目，对于我这个初起步但全无资金支持的项目来说意义重大。2017年，项目结项，我已积累了三十余万字初稿以及数十万字材料，于是便继续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感谢评审专家的支持，也获得了项目资助。

原本以为全书已完成八成以上，则一年即可蒇事。孰料虽然获批项目后一直努力，然仍至2021年底方提交结项申请，之所以迁延日久，实是书囊无底，反覆调整增补，此时虽仍未满意，然项目不可再延，只好结项。

不过，2021年最后一天提交结项，但从结项至今，仍然不断修订完善。故提交结项的书稿与此时出版的书稿又有较大不同，结项时共收书四百八十一种，修订稿则又增加了五十余种，还有个别书目删去，修改之处更多。

其次，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审专家，在申请项目时，专家的意见就很有益。结项时，有位专家写了近四千字的评审意见，且非常细致精深，我也认真据每位专家的意见一一修订。

也要深深感谢学界的前辈们。张伯伟先生首倡域外汉籍研究，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研究力拓新宇。

《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增订版）

2007年，我曾有幸赴南京大学访学，那时，《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已出版三期，我虽未能有幸得聆謦欬，但也在域外汉籍研究所图书室门前“徘徊瞻眺”。应该说，如果没有张伯伟先生的呼吁与建构，可能就没有这部小书。同时，域外汉籍研究所自然是相关研究的重镇，诸位先生的成果多为小书所取资。

还要感谢诸多师友。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兄是最关心此项目的人了，一方面谷兄多次驾临寒舍，为笔者一点点小小收藏加油打气；另一方面也每见必询项目进展，并多勉励之语。

北京大学陆胤兄看了小书《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后，曾打电话多所奖掖，并约于北大举办所藏和刻本展览，时在2019年末，虽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然于陆兄之谬赏实甚感激。

感谢董岑仕君，多次提供学术信息，并将其资料无私分享。

感谢原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张小苹女史，此项目刚刚获批，便接小苹女史电话，愿提供出版机会并有优厚之条件，惜时与另一出版社有口头约定在前，未能继续合作，然此情仍铭于心。

《日本翻刻建本汉籍图释》

感谢天津古籍出版社吴曈曈女史，虽至今仍未谋面，但微信飞鸿不绝，感谢她的认真、细致与负责，更感谢她对作者的尊重与信任，与她的交流非常愉快。

感谢帮我购书的刘幸兄，他在广岛大学求学数年，他的住址已成为我在日本古本屋注册时所填之地址，多次帮我汇款、收书、寄书；同时，陈玥、李曌宇、吴玉三位同学在日本学习之时，也多次为我的购书奔波；还有罗宇君，她在东京时，恰逢疫情最严重的日子，她去日本书肆、书市时，会给我发图片来，使我身未入书肆然书却在眼前；此后她远赴北海道，她的男友梁旭璋兄又接替了这个苦差事；还有谢文君同学，把帮我购书也当作论文来完成，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今年她又赴日本求学，行前特意发信给我说“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还有我结识三十年的老友傅恺兄，他们举家赴日旅游，却也特意留出几天为我搜书，在高温的神保町街头进出一家又一家书店，给我拍照片以供我选择，还得在书店里等候我的犹豫。

《和刻本汉诗集成》

这里，我还想抄录我在《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后记》中的一小段话：“还应该感谢与和刻本有关的所有人：提供原本者、书坊主、刻工、印刷工、贩售者、读者、收藏者……他们在千万里之外、千百年之前，把他们的精魂倾注在这些戋戋小册之中，使典籍的精神得以附丽于某种物质形态并存续至今。他们与我处于不同的时空，有着不同的生存境遇，但这些书籍却仿佛中国古诗世界里永悬中天的明月，不但慰藉着千百年前的他们，也同样引导着现在的我，甚至照耀着千百年之后读者。”

最后，想作一个说明，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小说，和刻本研究只是2012年至日本任教时的一个岔路，虽然十数年来，在这条岔路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未来也仍然要不断搜集和刻本，并完善此书，但说实话，我其实并非作此工作的最佳人选，关键在于我虽然在日本两年，但完全不懂日语，这一缺陷对这个项目而言当然是致命的；加上我不爱出国，因此也没有多年在日本各大图书馆寻书的机缘。

但我又深切地感受到，和刻本是拓展中国古籍文献的富矿，目前学界对和刻本当然也比较关注，那些对中国文献尤为重要之和刻本多经发掘论列，但对更多不那么重要但也确实从文献角度有补充意义的和刻本也当作一些探索，至少当列目以待后来者之研究。所以，虽知自己绝非其人，仍承乏就道，以至于今。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

在出版这本小书时，我也甚为惶恐。这时，想起了十数年前看到蒋寅老师的一篇文章。那时，蒋老师为京师学者，在师大开课，《博览群书》2007年第1期发表了蒋老师的《就〈清诗话考〉回应吴宏一教授》，我们自然叹服于蒋老师的严谨，更心折于他的气度，他在文末写到：“吴先生主编的《清代诗话知见录》也有不少可议处……有人发现问题，并约我写书评。我回答：‘你说是有这部书好，还是没这部书好？’他说当然还是有这部书方便，我说‘那不就得了’。”

这句话看似简单，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的小书当然无法比肩前贤，疏误只会更多，但扪心自问，对于和刻本之研索，似乎也是“有这部书方便”。

所以，我愿意把小书贡献出来，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与指正，我未来还会继续积累资料，打磨此书，希望它的疏误能再少一些；同时，也期待学界出现更全面、精深的着述来取代它。

李小龙识于凉雨轩

2023年大暑

《清代诗话知见录》目录

李小龙，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全国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胡绳青年学术奖提名奖、冯其庸红学学术提名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是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教师，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带头人、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明清文学与文献》主编。主持国家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出版专著及古籍整理类著作二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四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