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春，我终于升职了，工资涨到了360块。手里有了点余钱，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百货大楼给母亲买了一件绿色羊毛衫，花了38块！售货员都愣住了，说这衣服非富即贵才买得起。母亲抚摸着新衣裳，站在北京站的候车大厅里，一遍遍抚平褶皱，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和我一样高兴。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我们生活改善的象征，也是我带她回东北老家探望姥姥的契机。十年了，母亲和姥姥分别十年了，这次回去，我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却未曾想到，等待我们的却是更大的遗憾。

火车缓缓启动，载着我们驶向阔别已久的家乡。母亲坐在硬座上，目光紧紧黏在窗外飞逝的景色上，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件新羊毛衫。邻座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媳妇和母亲攀谈起来，得知母亲十年未回老家，媳妇很是惊讶，说自己的婆婆隔几个月就会来北京看望他们。母亲叹了口气，眼圈泛红，说姥姥一个人在老家，自己心里牵挂，只是身不由己，没时间回去。

28个小时的火车旅程，母亲几乎一夜未眠。我知道她心里着急，归心似箭。这些年，每次和姥姥通电话，姥姥总是问母亲在北京过得好不好。母亲总是报喜不报忧，说我单位分了房子，她每天给我做饭，生活很舒心。可实际上，我们住的是地下室改造的筒子楼，冬天墙上结冰，夏天漏雨。

火车终于到站，远远地就看到表哥王长贵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们。他穿着的还是十年前那件半新不旧的军绿色棉袄。见到我们，他眼圈红了，说姥姥这些年没少念叨母亲，天天盼着她回去。一路颠簸的拖拉机上，母亲紧紧抓着车厢，生怕弄脏了新衣服，还不停地询问姥姥的情况。表哥欲言又止，只说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姥姥这两年记性不太好了。

等到了姥姥家，我才明白表哥话里的意思。曾经生机勃勃的院子如今一片荒凉，大葱地荒芜了，墙角的玉米杆也不见了，鸡圈也塌了一半。屋里光线昏暗，姥姥躺在炕上，眼神涣散，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春花啊，你咋还不回来看看我……你在北京过得好不好……”

母亲一下子扑到炕边，哭喊着：“娘，我是春花啊！您看看我，我是您闺女啊！”姥姥慢慢地转过头，看了许久，才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母亲问：“你是谁家的？春花在北京照顾她儿子呢，她孝顺，天天给她儿子做饭呢。”说完，又开始念叨：“春花啊，你咋还不回来……”母亲愣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她死死攥着那件新羊毛衫，指节都泛白了。

表嫂小声地告诉我，姥姥去年冬天摔了一跤，之后就记不清人了，有时把她当成母亲，有时又把表哥当成他爹。只有母亲在北京照顾我的事，她记得清清楚楚，天天念叨。表嫂还指着炕头上的毛线和织了一半的袜子说，前两天姥姥还说要给母亲织袜子，怕她在北京冷。

那天晚上，我听见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母亲和表哥在说话。表哥说，母亲走后的头两年，姥姥还能下地干活。后来腿脚不利索了，就整天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盼着母亲回来。去年冬天，下着大雪，姥姥非要扫院子，说是母亲要回来了，得把院子扫干净，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之后就什么都记不清了。

母亲在姥姥的炕边守了一整夜，给她捶腿，喂饭。姥姥像个孩子一样，有时还会撒娇。她断断续续地说着：“春花啊，你看你儿子，上高中时多瘦啊。你这当娘的，得好好照顾他。对了，你在北京住的啥房子？有暖气不？冷不冷啊？”母亲一边给她掖被角，一边抹着眼泪说：“有暖气，房子也宽敞，您放心。”

住了三天，临走那天早上，姥姥突然清醒了一会儿，拉住母亲的手说：“春花，是你吧？”母亲紧紧抱住姥姥：“娘，是我，我是春花啊！”姥姥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泪光：“你这孩子，咋这么傻，为啥不早点回来看看我？”

返程的火车上，母亲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看着她两鬓的白发，我想起这些年她在北京的辛苦：夏天四十度的高温天，在没有空调的小食堂里刷碗，手都泡得发白；冬天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天不亮就去菜市场买菜。回到北京后，我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好不容易评上的副处长职位，回到了东北老家，工资也从360降到了180。虽然生活条件不如从前，但是能每天看到母亲照顾姥姥，看到她脸上重展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值得。那件绿色的羊毛衫，母亲一直舍不得穿，就挂在衣柜里。

第二年冬天，姥姥安详地走了。临终前，她一直握着母亲的手，说：“春花，你是个好闺女……”那天晚上，母亲抱着姥姥的旧棉袄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她穿上了那件绿色的羊毛衫。

如今，我也快到了母亲那时的年纪，对她的理解也更深了。钱再多，房子再大，都不如陪伴亲人走完最后一程来得踏实。我时常会想起姥姥家院子里的大葱，想起她蒸的大白馒头，还有她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的身影。尽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赡养，更重要的是让父母在精神上没有遗憾。这个道理，我用了大半辈子才明白。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样的遗憾，我们该如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