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份19号那天，戈尔季耶夫斯基刚升上苏联克格勃伦敦站的头头，一到莫斯科机场出口，就冷得直哆嗦。
那位负责欧洲最核心情报渠道的克格勃上校，回国后汇报工作，奇怪的是，机场竟然空无一人来接他，这太不寻常了，真的很奇怪。
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七上八下的，打算回家往床上一躺，好好琢磨琢磨这不对劲的事儿。可没想到，一到家门口，却发现自己被公寓大门拒之门外了。
这公寓是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克格勃那儿分到的，安全防备做得特别到位，得连着开三道门，才能走到客厅里头。
戈尔季耶夫斯基图省事，第三道门从来都不锁。但现在，这扇门却锁得紧紧的，这明显表示，有人趁他外出时偷偷进了屋，走的时候还特地把所有门都给锁上了。
“对，克格勃确实盯上我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喃喃自语，心里明白自己时日无多。他背后湿透了，汗水不停地流，衬衫湿得跟刚从水里泡过一样。
他之所以吓得不行，是因为在11年前，他背地里给苏联摆了道。
1974年10月1号那天，特别喜欢打羽毛球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的一家羽毛球俱乐部里，被英国的军情六处，就是那个搞间谍活动的部门，给盯上了，还向他发出了邀请。打那以后，克格勃的好多绝密资料，就一个接一个地落到了英国人手里。
戈尔季耶夫斯基不觉得这种行为有啥丢人的。他生在克格勃家庭，老爸和哥哥都是死忠粉，他自己也发过誓，要一辈子为克格勃卖命。
但当他接到任务，得去丹麦的哥本哈根搞间谍活动时，这座北欧被誉为童话的地方流露出的自由气息和富裕景象，一下子就让戈尔季耶夫斯基那原本没什么见识的眼界大开。他心里头开始琢磨，苏联跟这些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到底是啥呢。
亲眼看到柏林墙竖起来，还有苏联大军开进捷克，这事儿让戈尔季耶夫斯基对苏联的感觉从疑惑直接变成了反感。他说：“苏联对老百姓下那么狠的手，让我恨得牙痒痒。”
戈尔季耶夫斯基多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地提供情报，从未伸手要过一分钱，英国对此大加赞赏，并从多个方面给予了他实质性的帮助。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工作碰到难题时，英国那边动手赶走了两个挡他道的克格勃高层，还给了他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这么一来二去的，他就这么被推上了克格勃伦敦站站长的关键岗位。
就在快要拿到大堆情报的关键时刻，戈尔季耶夫斯基却冷不丁收到一封电报，让他立马回苏联。这事儿确实挺让人琢磨不透，但看起来他并没有露馅儿，一点暴露身份的苗头都没有。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服从命令，打道回府去莫斯科，同时心里盘算着路上再顺点情报回来。
现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站在这扇紧锁的大门前，心里直犯嘀咕，回国这事儿，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同时，在克格勃的大本营里，那个大家心里都怵头的“克格勃头号棘手人物”——反情报部门的上校布达诺夫，正坐在那儿，眉头拧成一团看档案呢。这家伙以前还是普京的头头儿。过了俩钟头，他火冒三丈地一拍桌子，大吼道：“这家伙绝对是个卧底，我肯定！”
“地下老鼠”这个说法，讲的是那些被各国偷偷放到对方情报部门里的探子，听起来挺带讽刺意味的。
布达诺夫翻阅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档案时，挖出了不少让人起疑的点：
英国最近接连把克格勃的高级官员给赶了出去，动作挺快的。
戈尔季耶夫斯基给出的那些报告，内容和英国外交部的简报简直如出一辙。
他在1973年跟丹麦和英国的情报人员面对面聊过......
但他没法动手抓人。
克格勃在审问上校级官员时，规矩很严，不能光靠猜忌就把人给扣下。他们得找证据，要么就是在情报交换现场抓住把柄，要么是等间谍自己招供，再不然就是从间谍平时的通信里翻出确凿的证据来。
要是反间人员没那么大意，把门锁得好好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可能还什么都不知道，那样他说不定会露出更多破绽。
现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小心翼翼地用那把很少用到的钥匙，打开了第三扇门，心里满是戒备。
他瞅瞅屋里四周，仔细寻找有没有克格勃来过的痕迹。他心里明白，自己干啥都被盯着呢，打的每个电话也都被录了音。他得装得淡定、从容、有底气，可说实话，这真不容易，他的两只手一直在哆嗦。
幸好那本我经常翻阅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还乖乖待在书架上，真是谢天谢地。
他打算去找直接上司格里宾聊聊，摸摸底细。
戈尔季耶夫斯基试着说了说自己的想法：“我琢磨着得赶紧回伦敦了，我那帮手下在联系特工那块儿，还得我领着走呢。”
格里宾挥了挥手，一脸不耐烦地说：“别瞎扯了！很多人经常外出工作好几个月，那份活儿少了谁都能干。”
格里宾那副不在乎的样子，明摆着告诉我们，要从莫斯科走人，简直是难上加难。
尽管心里乱得跟一锅粥似的，快要顶不住了，戈尔季耶夫斯基还是硬着头皮，天天往总部跑。他琢磨着跟克格勃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反正看样子他们手里也没啥铁证，不然自己早被扔到那黑漆漆的地牢里头了。
真倒霉，他费了好大劲才攒够的胆量，被同事简简单单一句话就给彻底打垮了。在克格勃第三部门的过道里，他碰见了熟人鲍里斯，后者朝他喊道：“英国那边咋了？咋把所有的特工都召回来了呢？”
戈尔季耶夫斯基差不多软倒在地板上，心想克格勃肯定已经察觉到伦敦站有间谍暴露，特工们处境堪忧，于是火速把特工网络给撤了。
5月27号，周一。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连续八天没被安排上场了，失眠和压力让他感觉快撑不住了。上班前，他吞了一片提神药，感觉稍微精神了点。
我到办公室坐了大概5分钟，电话就响了。部门头儿在电话里轻声细语地说：“这儿有俩人，想找你聊聊。”
碰头的地方选在一栋挺漂亮又安逸的小屋子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压根儿没见过这两位来客。说实话，他们是K局反情报组的，专门干捉拿“内奸”审问的活儿。
他俩脸上没啥笑容，说话倒是挺礼貌：“咱们边吃东西边聊吧。”说完，旁边站着的男服务员就给在座的几位倒了些白兰地。
戈尔季耶夫斯基注意到，等轮到他的时候，那个男服务员把之前的酒瓶搁下，接着转身去开了另一瓶新酒。但他压根儿没琢磨出这个简单动作背后的意思。
喝了酒没一会儿，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猛地一颤，就像掉进了个全是镜子的梦里。他瞅着那些弯弯曲曲、反射来反射去的影子，歪着脑袋，一脸懵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他喝的那瓶酒里被加了点东西，叫“真话药水”，是克格勃造的一种药，编号是SP-117。这药专门用来攻破人的心理防线，让人把实话都倒出来。
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时间里，他被彻底地问了个底朝天，这是他这辈子碰到过的最狠的拷问。
我们清楚你的底细，你是个英国的间谍。我们手里有你确凿的犯罪证据，没法狡辩。赶紧坦白吧！
“说出来，我们知道你的后台是谁，别藏着掖着了！”
吃了早上那片提神药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脑子还算清醒，虽然记不太清自己讲了啥，但心里头有个响亮的声音一直跟他说：“不认，不认。”
最终，他眼前突然一黑，啥都不知道了，直接晕了过去。
醒过来，戈尔季耶夫斯基像丢了魂似的溜达回公寓。他还喘着气呢，这就意味着克格勃那头还没摸到事情的真底儿。
随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最怕的那档子事儿真的来了。他老婆莱拉和两个小娃娃，突然间就被叫回了莫斯科，一头雾水地就成了克格勃手里捏着的把柄。
得采取行动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紧紧抱在胸前，打算自救。
在这本挺普通的诗集里头，其实悄悄藏着一个专门为他设计的脱身方案。
1978年春天，已经48岁的军情六处那位女情报官普赖斯，碰到了一个超级棘手的任务：要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被人盯上，得召回莫斯科，那该怎么保证他安全溜走呢？
普赖斯这人挺认真，他把坐船、坐飞机，还有假装外交包裹这些正常也好、离奇也罢的点子都给否定了。最后，他就想到了一个招儿：让戈尔季耶夫斯基躲在英国外交官的车后备箱里，从苏联和芬兰的边界偷偷跑到挪威，然后再坐飞机回伦敦。
外交人员坐的车，挂着专门的外交车牌，一般过国境时都不用检查，普赖斯靠的就是这个特权。
看完那份复杂的计划书，戈尔季耶夫斯基直摇头：“这里面细节太多了，乱糟糟的，很容易出错。再说了，英国人的外交车上，说不定早就偷偷装了监听和追踪的东西呢。”
可普赖斯硬是不听别人的劝阻，非要把逃跑方案写在一张透明的塑料纸上，然后夹在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头。这样戈尔季耶夫斯基要是碰到紧急情况，就能随时掏出来看看，保证啥细节都不忘掉。
说到这个计划，阿斯科特，他明面上是英国的外交官，可暗地里，他是军情六处在莫斯科的头儿，他也觉得这事儿压根就不可能成功，逃跑？太难了。
但他反对也没用，反而被普赖斯强行拉上了船。连续两年，阿斯科特都带着老婆和他的副官亚瑟·吉（就叫他吉吧），频繁开车在莫斯科和芬兰之间跑来跑去，就为了摸清逃跑路线和集合的地方。
要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碰上麻烦，那两个在莫斯科、压根儿没见过他的英国外交官，就成了能救他一命的唯一希望。
但是，他们不会自个儿帮忙，得戈尔季耶夫斯基自己动手，点下那个开启复杂逃跑计划的按钮。而这个启动开关，就藏在一家平平无奇的面包店里。
7月16号，礼拜二，夏天的一个大晴天，快到晚上时，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家里出来，开始了一连串挺复杂的甩掉跟踪者的行动。他好几次跑进跑出不同的楼房，一会儿去商店逛逛，一会儿又坐公交、挤地铁，就这么来回折腾，终于把那些“尾巴”都给甩开了。
七点四十，他手里拿着一个从西夫韦超市来的塑料袋，走到了约好的面包店前头。那袋子上有个大红S，特别显眼，在人多的地方一眼就能瞅见。
就在这时，阿斯科特开着车路过这儿，由于工作养成的习惯，他忍不住往面包店的门口瞟了一眼。
这家面包铺是初步计划里碰头的地儿。要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摊上大事儿了，他就会拎上个在苏联挺稀罕的西夫韦超市购物袋，头上扣顶灰皮帽，身着灰裤子，在7点半到8点这半小时内，准能在这面包铺瞧见他。
接头人会拎着一个印有哈罗德百货绿色标志的塑料袋，同时啃着一块玛氏巧克力棒，悠哉地从戈尔季耶夫斯基旁边晃过去。他们俩会快速地对视一下，但不能说话也不能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
每周二，阿斯科特和吉会轮流去瞅瞅那个暗号地点。日子久了，他俩心里开始琢磨，说不定那个接头人根本就不用他们帮忙，人家好好的呢。
没想到，那个神秘的家伙突然间就冒了出来，闯进了阿斯科特的视线。他心里琢磨着，要不干脆踩一脚刹车，从车尾箱翻根巧克力棒啃上，三两下就能跟戈尔季耶夫斯基碰上头。
但他做不到，因为今天接头的是吉。再说，阿斯科特的车屁股后面，克格勃的监视车咬得死死的，要是随便停车，肯定会让对方起疑心。
吉迟迟没来，再过20分钟，接头就超时了。阿斯科特开着车，但眼前一片黑乎乎：“说不定，咱们这位兄弟再也回不来了。”
说真的，吉的车就停在离阿斯科特不远的地方，但今天路上堵得真厉害。还好他瞅见了那个提着购物袋的家伙，可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搞砸了：巧克力棒忘拿了，灰裤子也没穿。
7点45，吉回到家，立马换上条灰裤子，拎起哈罗德购物袋，又从厨房抽屉翻出一根玛氏巧克力棒。他使劲憋着想快跑的冲动，赶紧出了门，大步流星走到了街上。
他找来找去，就是没瞧见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人在哪。
眼瞅着就要到8点了，戈尔季耶夫斯基还是连个接头人的影子都没见着。他猛吸完手里头最后一根烟，把烟屁股在地上使劲蹭了好几下，心里头那个失落啊，只好打算走人。
突然间，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注意到一个穿着灰裤子的男士，感觉挺不一样。这人长相平平，但身上有种特别的味道。对，就是那种和周围苏联人明显不同的，英国绅士的风范。
这时候，那位先生也瞧见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他嘴里嚼着巧克力棒，一步步靠近。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头那个激动啊，他不动声色地给那个男人传递信息：“对，就是我！”
对视了一眨眼功夫，两个人就擦肩而过了，这样一来，信号就算成功发出了，第二阶段的逃跑计划也随之启动。
原本打算是老婆莱拉带着俩娃一起跑的，但戈尔季耶夫斯基这个老特工心里明白，要想带着孩子顺利过边境，那根本不可能。
虽然她们会先被打上麻药来保持安静，但还是有可能会半路醒过来哭闹，或者在又闷又热的后备箱里面因为缺氧而丧命。
另外，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很担心他的妻子莱拉。
莱拉和戈尔季耶夫斯基都来自克格勃世家，她老爸是个克格勃的大将军。自打结婚后，她这人挺实在，一门心思扑在家庭上，当起了全职主妇，对老公那些神神秘秘的工作事儿，她是一点儿也不清楚。
但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很清楚，一旦告诉莱拉自己的真实身份，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他出卖。
某个夜里，戈尔季耶夫斯基跑到公寓阳台那块没法被偷听的地方，他开始用上以前克格勃那套老法子，就是故意说些“诱饵”话，想瞧瞧他老婆到底忠不忠心。
你是不是挺喜欢伦敦的呀？
莱拉觉得，在英国的日子过得真是挺棒的。她已经心里头老想着那些咖啡厅和小公园了。
我这儿有人跟我过不去。咱俩是没机会再回伦敦了。不过，咱们可以悄悄地溜回英国去。咋样？干脆逃跑算了。
莱拉心思简单，她弄不懂丈夫那离谱的想法，就对他说：“别这样傻乎乎的了，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山大了？”
说到这儿，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已经明白，老婆是靠不住了，他得偷偷溜走，不能让她知道。
说实话，戈尔季耶夫斯基溜之大吉后，莱拉每天都要被克格勃审上整整8个小时，但她还是硬气地说：“我会给他三天工夫跑路，过后我就去举报。”
三天工夫，一个人足够跑得老远老远，跑到没人找得到的地方。比起莱拉那种英勇无畏的态度，戈尔季耶夫斯基先顾自己的做法，看起来真是挺不光彩的。
大义灭亲这事儿，说白了就是在为大局着想和个人利益之间徘徊。它让人在无私奉献和只顾自己之间难以抉择。
在苏联地盘上，英国大使馆的车一动就会被盯上，所以戈尔季耶夫斯基得自个儿想办法溜达到苏联和芬兰交界那儿，等着人来接他。
星期五，7月19号那天，戈尔季耶夫斯基又一次机灵地摆脱了跟踪他的人，然后搭上了去列宁格勒的过夜火车。克格勃某个部门为了尽量不让太多人知道他叛变的事，就派了自己人暗中盯着他。不过，跟第七处的专业跟踪高手比起来，这些人简直就是新手，这也算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走运了。
真倒霉，他睡觉时候从火车的上铺翻滚到了地板上，脑袋侧边磕破了，毛衣上沾满了血。
7月20号早上7点05那会儿，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脸是血，看起来特别惨，他换了趟火车到了离芬兰边境十几公里远的一个小城。接着，他又搭公交去了接头的地方，那个叫维堡的城。
公交车拐到路尽头右边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头一热，瞅着外面的景致，感觉特别亲切，就像是梦里头见过的一样。
那其实是真实存在的，普赖斯之前给他瞧过好多回接头地点周边的风景照片。戈尔季耶夫斯基猛地一下站起身，在那空荡荡没人的公交车里走来走去，瞪大眼睛瞧：“对，就是这儿，接头的地方到了。”
司机从后视镜里一直留意着那个行为古怪的乘客，戈尔季耶夫斯基感觉自己这样太显眼了，于是就装模作样地说：“哎，我有点儿不对劲儿，能让我在这儿下车不？”
上午十点半左右，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到了碰头的地方。那地方挺好找的，旁边有块大石头特别显眼，就像是特意放的记号。进去的路挺宽，有段一百米左右的圈子绕着走。路两边都是树，还有密密的灌木，挡得严严实实的，挺隐蔽的。
距离碰头还有4小时，他心里头慌得要命，突然感觉肚子饿得咕咕叫。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咬牙，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要拦辆车，去16英里外的镇上，好好喝一顿，压压惊。
餐馆里的温馨氛围让戈尔季耶夫斯基直犯困，等他猛地一回神，发现时钟已经走到了下午1点。他算了算，离约定的接头时间只剩大约1小时20分钟了。为了活命，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拼尽全力往接头点狂奔。
同时呢，阿斯科特和吉两个人，开着两辆不同的车，负责去接应他，他们正开在去往维堡的高速路上。
局势相当棘手，他们前后被四辆追踪的车紧紧咬住。眼瞅着标记点就在眼前，要是到了地方这些车还尾随不舍，那营救行动就得泡汤了。
阿斯科特和吉为了救一个不认识的特工，真是把车开到了极致。他俩的车速一会儿慢到45迈，跟散步似的，一会儿又猛地加到140迈，快得跟飞一样。就这么一会儿慢一会儿快地变来变去，后面跟踪的车就被他们甩了大概30秒远。
一瞅见那块有名的大石头，阿斯科特立马把油门踩死，然后方向盘往右一转，嗖的一下拐进了小路，接着就是一顿猛踩刹车。车轮在地上摩擦出尖锐的声音，滑了一段距离后，总算是稳稳当当地停了下来。
他们后头，那几辆跟踪的车子在主路上轰隆隆地飞驰而过，压根没察觉到这两辆车已经拐进了小路。真是走运，这时间掐得刚刚好，接头的地方选得也太机灵了。
这时候，那丛密密的灌木里头猛地钻出个胡子拉碴、邋里邋遢的流浪汉。他全身都是泥，头发上还挂着干了的血，手里头拎着一个挺普通的棕色皮夹子，看起来跟人们心里头那种狡猾的间谍形象压根儿不沾边。
众人都呆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瞅瞅阿斯科特和吉，用英文小声嘀咕：“我该上哪辆车啊？”
两位大使的太太没想太多，赶紧动手把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外套给扒了下来。大家一块儿手忙脚乱地把他塞进了车的后备箱，接着用一张铝毯子给盖上了。
过了大约一分多钟，两辆车再次驶上了主干道。那几辆属于克格勃的跟踪车辆就停在路边，还是一声不吭地尾随着大使馆的车，悄悄地盯着，完全没发现有啥不对劲的地方。
给戈尔季耶夫斯基脱掉衣服，再披上铝毯子，目的是防止他在边境被热感应器和红外监控发现。不过，阿斯科特的老婆卡罗琳心里还有另外的顾虑，那就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身上那股子浓重的汗臭味，夹杂着香皂、烟味和啤酒的气息，嗅觉好的搜爆犬，很可能一下子就闻出他来了。
就在那只搜寻犬围着后备厢疑惑地打转时，卡罗琳为了分散克格勃的注意力带上的小女儿弗洛伦斯可帮了大忙了。小家伙尿了一泡，卡罗琳赶紧抓住机会，把尿布扔到了搜寻犬边上。那股尿味把大狗给弄迷糊了，它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车子越过边界线，戈尔季耶夫斯基总算是逃出生天了。他这一跑，害得克格勃里头好多大官都丢了位子，普京也是其中之一，被降了职。
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头还庆幸着呢，就开始琢磨起另一件事来，到底是谁把他给卖了？
这个谜底，得过上整整9年才能知道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