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一）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我奉派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接待来访记者。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拒绝。
事后，我报告总理，并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他问我：
为什么？
我说：
“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
总理蹙了蹙眉头说：
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
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是，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
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
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
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我说：
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
总理说：
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
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
代表团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成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
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
你也做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
不过，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
但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
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战斗就更有把握。
我说：
我就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讨论。
总理说：
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
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总理还关照我，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
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二）
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
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总理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中国代表团在驻地商谈工作。左起：章文晋、王稼祥、周恩来、师哲、王炳南、张闻天、雷英夫、李克农
总理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
（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
（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
（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
（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
（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我们应接不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
中国政府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
总理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作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总理还指定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出差错。
总理听了汇报后说：
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你们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还只是“守株待兔”式，效果还不很大。
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
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总理说：
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
总理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
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用的，外国记者反映很好。
有的记者说：
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
还有的说：
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
有记者认为：
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
有的说：
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总理及时了解到这些反映，但他更注意对我敌视的反映。
美国有个记者说：
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总理了解到这种反映后，让我们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节的纪录片。
他特别交代：
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
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做简单说明。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
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向我们握手祝贺。普遍反映，印象深刻。
有的认为：
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
有的说：
美国不少记者也来看，不知他们做何感想？
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写到：
“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
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我们学习。
听我们汇报了这些反映后，总理问：
有没有批评意见？
我说：
间接地听到美国一个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
总理说：
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我还没有看过。
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我们在旅馆里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闻讯也来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地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
我要是不看字幕，也听不懂唱词。我想，让外国人看这部电影，真是“对牛弹琴”。但是，还得尽力而为，便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
我先把剧名译成英文，叫作《梁与祝的悲剧》。
我向总理汇报试映的情况以及所做的准备，不料，他批评我是在搞“党八股”。说：
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
总理接着说：
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
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我说：
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
总理说：
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办，为了停车方便，租用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前10分钟，250个位子坐得满满的，王家松也来了，后到的无处可站。
放映过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场肃静。我举目四顾，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我听到啜泣声。
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1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
大家普遍认为：
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有的说：
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
还有的说:
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
与我国友好的记者为电影的成功感到骄傲。一位印度记者说：
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
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
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
周总理与代表团成员王炳南（右）拜访美国著名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及夫人。
与此同时，总理还让负责交际工作的王倬如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总理汇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说：
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
总理说：
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他还告诉服务员，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的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