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亲自交涉“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
4月14日上午，中国代表团飞抵仰光。周总理除与吴努、尼赫鲁、纳赛尔、纳伊姆商讨亚非会议有关问题外，还与尼赫鲁就“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进行了交谈。
周总理说：
在这一案件中，中国、印度都是受害者，应共同促使英国政府指令香港当局破案。如果英国政府有合作诚意，中国政府愿意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材料。
周总理希望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他表示同意。
4月16日，周总理率团由仰光乘坐包租的印航“空中霸王”式客机去印尼。
这种飞机很陈旧，爬高能力不够，中途遇到雷雨，冒险迫降新加坡。天气好转后继续飞行，当晚抵达雅加达。
随后，周总理连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的名义致电“北京石志昂等烈士追悼大会”，电称：
“我们以无限愤慨的心情对4月11日在美蒋特务制造的飞机爆炸事件中牺牲的烈士们表示沉痛的悼念，并对他们的家属致衷心的慰问。和平事业绝不是卑劣的阴谋所能破坏的。
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1955年4月17日，周总理抵达万隆旧照
4月17日，周总理飞抵万隆，他在机场发表谈话说：
“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会获得历史上的第一次机会在一起讨论共同有关的问题，这个事实就说明这次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
同时，我们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
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样，印度、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次破坏事件中也遭受了沉重的损失。
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
在印尼期间，周总理每天平均睡眠不过3小时，但他仍然为“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操劳。
4月26日，周总理告诉尼赫鲁：
中国政府获悉，蒋特是利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破坏飞机的。香港当局应从机场地勤人员中查明凶手。
当晚，尼赫鲁函告周总理，他指派调查飞机案的R.N.Kao（当时译为高氏）已到雅加达，即去香港，他已将周总理所谈的意见告诉高氏。
函中还称，他于4月19日曾致电艾登，刚才收到新德里转来艾登4月22日的复信。
艾登致尼赫鲁信中说，香港当局已进行“最全面的查询”，结果“只不过证明了香港政府4月13日向记者发表的声明中业已公布的各项事实”。
信中指出：
“如果要使香港的这些调查进行得有效，有必要由有关各方提供他们关于坠机事件的情况所获得的全部情报。”
信中重申，4月10日中国外交部对英国参赞的通知“没有提到破坏”，希望尼赫鲁施加影响，使中国政府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并要求“印度政府把生还者的谈话或其他来源所获得的情报转告我们”。
万隆会议上，周总理智斗印度总理尼赫鲁。图片来自网络
信中最后说:
“飞机在到达香港之前，曾在曼谷停留”，请考虑是否“应请泰国当局在那里进行类似的查询”。
4月27日，周总理会见尼赫鲁和高氏。周总理告诉高氏两点：
第一，在飞机失事前，中国政府获悉，由美国庇护的蒋介石驻香港特务机关准备对我代表团人员和记者进行破坏和阻挠。
中国外交部事前通知了英国代办处参赞，并请他转告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代表也在事前告诉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
第二，飞机失事后，中国政府获悉这次破坏是通过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进行的。香港当局应据此进行调查破案。
周总理重申：
如果英国政府真有破案的决心，中国政府准备提供艾登信中所要求的材料。
尼赫鲁同意周总理的看法，破案的关键，在于英国政府是否愿意合作，他表示将再次致电艾登。
随后，周总理邀请高氏在香港调查后于5月初到北京，尼赫鲁立即同意。
遵照周总理指示，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派参赞申健及译员居坤道前往新加坡，负责处理善后事宜。
他们到医院看望三位生还的机组人员，并向葬在新加坡的两位遇难的机组人员的坟墓献花致唁。
从另一具遗体的遗物看是中国人，但已无法辨认是谁，火化后，由申健将骨灰盒带到万隆，周总理仔细询问后说，他将亲自把骨灰盒带回北京。
5月7日，回到北京的周总理，于次日下午约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和应邀来京的高氏。
总理请赖嘉文电告尼赫鲁，感谢尼赫鲁在仰光和雅加达时的合作，请尼赫鲁再电艾登，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在调查飞机失事一案上给予合作。
5月9日下午，周总理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总理说：
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破坏事件，现在我们又获得了足以破案的材料，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同我们密切合作。
如果英国政府愿意这样合作，我们提出下列五点：
第一，中国政府提供的材料，将经由印度政府的代表高氏直接转告香港总督；
第二，中方提供的材料不得透露给港英当局的华籍职员和与美国有关系的外籍职员；
第三，对材料中所提人员应予监视，以防逃跑；
第四，对关键人员进行审讯；
第五，在进行这种审讯时，我们希望像印度政府所派的高氏一样，也有代表列席旁听。
总理说：
我们刚解放南京时，曾迅速查清蒋介石特务暗害并重伤埃及代办的案子，捕获了凶手。
1954年，海南岛驻军辨查失误，击落英国民航机，我们迅速道歉并赔偿。
如果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合作，查清这一案件，我们愿尽力帮助。
当然，担负责任和行使权力的是香港当局，我们只是处于协助和合作的地位。如能破案，对香港当局有好处。
因为，蒋介石特务在香港凭借美国的金钱和势力做出各种肮脏卑鄙的事，给香港当局制造许多麻烦。
这次事件后，香港当局更有理由清除蒋介石特务分子。
如果让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香港成为蒋介石特务活动和破坏活动的中心，成为对中国大陆进行颠覆活动的中心，这将妨碍中英关系，而且不利于世界局势。
我们有诚意同英国政府合作破案，我们不是无事生非，而是要帮助香港当局解决困难。
杜维廉问：
周总理提出的五点，是不是作为提供情报的先决条件？
总理说：
我们提出的五点，是工作发展的步骤，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合作破案才是先决条件。
我们希望这些步骤能够实现，否则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反而可能使有关的人逃走。
周总理还嘱李克农将所侦悉的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情况进行核实整理，他亲自审定后，定名为《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日期为1955年5月11日，由浦寿昌译成英文。
5月12日，周总理将这一份材料的中文本和英译本交给高氏，中文本内容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于1955年3月即已获悉：
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的人员途经香港时，进行暗害。
截至4月10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虽未能获悉此一暗害阴谋的细节，但已确知美蒋特务机关正在香港积极布置此项暗害活动。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乃于4月10日9时半通知联合王国驻北京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采取预防措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包乘之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客机坠海事件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不久即获得确实情报，知悉蒋介石集团驻在香港的特务曾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装定时炸弹，使该机在航行途中爆炸起火。
（三）截至5月10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陆续获得下列情报：
（1）此一暗害活动系由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所策划，主持此事者赵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建夫，具体执行者系香港启德机场检修飞机的地勤人员周驹。
（2）用以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炸弹是美国供给的小型定时燃烧性炸弹，此批炸弹于4月5日由台湾“保密局”交由基隆开出的太古轮船公司航轮“四川号”秘密运往香港，交与该局所属“香港情报站”，开始时将此批炸弹存放于香港西营盘第三街178号2楼张祖顺处，后由“香港情报站”派特务李益民前往领取，最后转交周驹。
（3）“香港情报站”曾于事先指令特务许缜训练周驹安置此项炸弹的方法。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前，在极为短促的时间内，将此炸弹暗置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一个机翼的油箱附近。
…………
以上情报是完全确实可靠的。
5月15日晚，周总理接见杜维廉。杜维廉说：
“艾登首相感谢周总理的口信，欢迎中国政府提供情报，愿意全心全意地合作。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查明真相。”
周总理欢迎艾登首相愿意全心全意地合作进行破案。
总理说：
高氏后天（17日）到香港，把我们的材料交给香港总督，希望香港总督当天就见他。中国政府准备派一位代表去香港。他将通过高氏向香港当局联系。如果他能见到港督，我们将很高兴。
周总理派我去香港
5月15日夜，周总理叫我到西花厅，罗青长在座。总理简要地讲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后说：
英国政府同意合作破案，明天你做些准备，后天就同高氏去香港。
高氏代表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你代表我和中国政府，这样便于执行任务，把新的情况经过高氏提供给香港当局，把高氏转告的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报回来。
代表不是传声筒，特务案件不同一般，如果你认为香港当局的处理有问题，时间允许就报回请示，时间紧迫就马上向高氏表态，不要错过时机。
总理说：
给你配个助手和译电员，带上密码去香港。所有给你的电报，都由我批发，你发回的电报都抄送给我一份，重要的抄报主席和政治局。
总理还说：
这个案子非常复杂，不但涉及蒋介石集团，而且涉及英国和美国，所以我们一定要联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国破案。
印度和我们都是受害者，但是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和态度也不会完全一致，要参照统一战线的原则来处理。外事无小事，你要多动脑筋，认真细致，争取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5月16日，李克农、罗青长、章汉夫、黄华分别向我介绍情况，董越千告诉我，已指定亚洲司专员张文廉做我的助手，译电员是王德三，英国代办处给我们三人在香港为期一个月的签证。
当晚，总理约见赖嘉文和高氏，让黄华和我参加。
总理对高氏说：
你代表尼赫鲁总理，熊向晖代表我。你们两位要像尼赫鲁总理和我一样，相互信任，友好合作。
希望香港当局在审讯时，同意你们列席旁听。总理还一再提醒高氏在香港要注意安全。
5月17日，我及随行人员和高氏乘中国民航飞机到广州，住在迎宾馆。高氏约我谈话，不让助手参加。
他说：
周总理多次接见他，对他如此信任，给他如此重大的委托，使他深感荣幸。周总理一再要他注意到香港后的安全，使他非常感动和感谢。
他还说：
印度政府对飞机案极为关注，现在中国政府提供了难得的重要情报，英国政府承诺全心全意地合作，使这件事前进了一大步。现在，要推动香港政府积极行动。
我表示：
周总理提出的五点是破案的必要步骤。高先生说要推动香港当局积极行动起来，我完全同意。如果高先生认为需要向香港当局提出其他建议并愿意先和我商量，我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
我在香港住在新华社招待所，我不准备外出，高先生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找我。
我将香港住处的电话告诉高氏。高氏给我两个电话号码，只要拨通其中之一，就可找到他。双方约定会面的地点就在我的住处。
1950年代香港街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5月18日，我们由广州乘专列到深圳，新华社香港分社干部谭干、潘德声陪同过桥到罗湖。
香港警察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在罗湖迎接。他说，已指定电报局英籍人员轮班收发给我和我发出的密码电报，给我的电报将及时送达。
他要求我外出时，及早通知他，以便保护。我和高氏乘新华社汽车去住处，港方派便衣警察专车护送，沿途要地也布置了警卫。
新华分社在摩星岭有3栋楼房作为招待所，我和随行人员专用中间的一栋，新华分社派4人轮流日夜值班。
港方派持枪警察日夜在楼外保护，每班4人。威尔考偕便衣警官2人到我住处进行安全检查。此后未再见到他。
经与新华分社同志商量，我拍发的电报由分社派2人乘专车送电报局，不要港方保护。北京发给我的电报由电报局派专人乘摩托车送达，没有延误。
因张文廉不懂广东话，体弱有病，改由潘德声做助手，参与记录和翻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