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日军关在这个“天炉”里，薛岳调集了超过对方两倍的兵力，准备一层层消耗敌军，在将其消耗至一定程度后，再派大军予以全线围歼。

在众多有关世界二战史的文章中，国际军事学家经常会提及一场中日战役，这场战役出现的次数甚至比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还多。它就是已经成为世界知名军事教学案例的长沙会战。

中国民间向来有一种说法：“湖广熟，天下足；湖广不熟，天下不足。”湖南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水稻产地，而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便自然成为了农产品的总仓库。因此，在日军眼里，长沙有着非常大的经济生产能力，一旦占领这座城市，就可以为侵华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

从军事上来看，日军当时已经占领了武汉和广州，只要再攻下介于武汉和广州之间的长沙，就相当于攫取了整个中国南部的丰富资源。不仅如此，日军还企图打通“武汉–长沙–广州”一线，将中国军队的防守区域紧紧压缩在中国的西南部。

长沙会战的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来自东京四名坂町街区，出生于一个传统武士家庭。由于母亲经常束腰和早产，他出生时很羸弱。但正是这个羸弱的婴儿，后来成为“巴登巴登同盟”三羽乌 的第二位，一手缔造了昭和军阀，被日本人吹捧为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的一代名将。

早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冈村宁次就奉命担任新组建的第11军司令官，负责对防御武汉地区的中国军队作战。冈村宁次在对华政策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反对日本人在占领区内任职，主张以华制华，给中国人以“尊严”， 却又反对跟汪精卫合作，因为他担心受到刺激的蒋介石政权会作出抗日到底的决定。

1939年春夏之间，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各部连续发动了南昌会战和襄东会战。通过这两次会战，日军占领了作为武汉东南屏障的南昌，随后击退了第九战区中国军队的反攻，就此打开了通往长沙的快速通道。

8月底，日军把战争的魔爪伸向湖南。

湖南省防区地跨湘鄂赣三省，隶属第九战区，东面以赣江和鄱阳湖为天然边界，西面有湘江和洞庭湖作为屏障。从整个湖南战场来看，地形整齐对称，日军擅长的迂回包围战术无法实施，只能依靠正面作战。

此时陈诚赴渝请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一职暂由薛岳代理，他认识到湖南有利的地理条件，决定利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核心战略，打退日军的进攻，化被动为主动。

正当薛岳积极备战之时，蒋介石的一封电报摆到了他的面前：

“万一长沙不守，薛长官应退至萍乡指挥，在株洲、浏阳、醴陵部署兵力，阻敌深入。间接掩护衡阳，避开直接防御。”

经再三思考，薛岳认为长沙一定能守得住，于是电呈蒋介石，表达了自己誓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经过陈诚的斡旋，蒋介石改变之前的决定，批准了薛岳的作战计划。

薛岳有如此大的信心打赢这一仗，跟他部署的一套名为“天炉战法”的战术有巨大关系。

薛岳（1896–1998），又名仰岳，字伯陵，广东韶关人，早年曾入保定军校第六期深造，尚未毕业便南下参加粤军，逐渐成为国军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

这套战术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第九战区各部在保存自身力量的情况下，层层抵抗，层层后退，尽量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第二阶段：利用侧翼山地地形主动撤退，迂回到敌人的包围线之外，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铜墙铁壁”；第三阶段：将日军引诱到决战区域，然后断其退路，四面合围，形成一个天然“熔炉”，最后将包围圈内的日军予以歼灭。

为了将日本关在这个“天炉”里，薛岳调集了超过对方两倍的兵力，准备一层层消耗敌军，在将其消耗至一定程度后，再派大部队予以全线围歼。

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薛岳之所以敢于改变蒋介石决策，这一自信不仅仅是来自“天炉战法”（文称“后退决战法”，第三次会战时改为“天炉战法”），更多的还是来自湖南的有利地势。

为了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南下，薛岳命第九战区各部将湘北所有的铁路交通要道全部破坏，使得日军在这条攻占长沙的路上困难重重。

随后，薛岳根据地形精心调兵遣将，部署防御。具体如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长沙；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征部8个师，守卫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南岸；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4个师，负责在咸宁、崇阳至修水间游击作战，不断消耗日军；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4个师，守卫蒲田桥至德安以西地区；樊崧甫率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及第8军，在通山、大冶、阳新、瑞安、九江一带游击作战；第二十集团军（隶属第六战区，为便于协同作战，配属第九战区指挥）第53军、第54军、第87军等部，防守洞庭湖与湘西方面；第二十集团军商震部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第4军、第70军、第74军、第5军、第99军、新编第6军和第11师共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分别集结于长沙周边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以及赣北的上高、宜丰、万载等地。

“天炉战法”部署完毕。

日本军部战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不少。”

1939年9月14日，冈村宁次调集第6师团、第33师团、第101师团、第106师团主力以及第3旅团上村支队、第13旅团奈良支队、第101旅团佐枝支队约10万兵力，在陆军航空兵团第3飞行团100多架飞机、海军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配合下，采用“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战术，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围攻长沙。第一次长沙会战就此打响。

日军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长沙的气氛异常紧张。此时，第九战区下辖21个军又3个挺进纵队共52个师，加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配合第九战区作战部署的4个军（分别为第4军、第5军、第99军及新编第6军又第11师），总计25个军63个师50万人。被薛岳列入作战序列的部队有21个军49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实际参战兵力为35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40万人。

日军在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的战况各有不同。

9月14日夜，赣北方向的日军第106师团由奉新、靖安一线进犯，向守卫会埠的第60军发起进攻，第101师团向高安守军进行牵制性攻击。经过3天激战，高安于17日陷落敌手。

第九战区司令部收到高安失守的消息，十分震惊，这一战略要地的丢失，对长沙形成巨大的威胁。薛岳急忙向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下死令立即组织部队全力反攻，随后又派王牌部队第74军前往增援。

9月22日，国军成功收复高安，并多次打退日军疯狂的反扑，粉碎了日军由此西进的战略意图。随后，敌人退回奉新、靖安一带，赣北战场恢复战前态势。

在鄂南方向，日军也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英勇反击。

9月21日，日军第33师团在师团长甘粕重太郎中将的指挥下，向防卫鄂南地区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薛岳急令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率大湖山、九宫山一带的部队，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两个方位同时袭击第33师团，形成对日军南北夹击的态势。同时，命第8军前往增援。

日军在两支中国军队的阻击和围攻下，被迫撤退。10月11日，第33师团退回到通山、通城一带的原防地进行休整，鄂南战场恢复到战前的态势。

湘北是日军此次计划的主攻方向。9月18日，日军主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向驻守新墙河北岸阵地的国军第52军发起攻击。新墙河战斗打响。

9月20日晨，日军集中一个旅团的兵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雷公山、草鞋岭一带发起进攻。经过3天激战，负责守卫草鞋岭的第195师1131团3营伤亡大半。其间，日军不断组织陆、空军联合攻击，仍没能占领这处阵地。

该营营长史恩华曾接到师长覃异之的电话：“如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向东靠。”

他掷地有声地回答：“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23日拂晓，日军又一次狂攻开始了。史恩华亲临最前线，肩部中弹受伤，用布裹起来继续战斗，誓死不下火线。在全营几乎伤亡殆尽的情况下，他让剩余官兵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奋勇还击，不幸再次中弹，壮烈牺牲。最后，全营官兵全部为国捐躯。

关于史营长的死，流传在战场附近傅朝村的说法是这样的：“全营的人都没有愿意撤的，最后剩了史营长和他的勤务兵，史营长负了重伤，他不愿意被日本人俘虏，命令勤务兵开枪打死他，勤务兵下不了手，史营长最后自己朝自己开了枪。” 这与中国官方战史记载稍有出入。

太阳落山的时候，日军占领了草鞋岭阵地，在打扫战场时，他们发现了史恩华的遗体。暮色中，日军支队长奈良晃少将，恭敬地向这个顽强的对手深鞠一躬。

9月22日晚，北岸的中国军队奉命退防至新墙河南岸。

23日拂晓，在密集炮火和毒气支援下，日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负责防守的国军第2师12团战斗至中午，全部牺牲，南岸阵地被日军攻占，第52军被迫退守到新墙河东南方向的制高点。

几乎就在此时，日军上村支队乘船沿洞庭湖南下，在汨罗江口的土星港、营田一带登陆，从左翼夹击在这一带布防的第十五集团军，企图全歼汨罗江以北的中国军队。日军第33师团占领麦市后也企图由此南下，从东面包抄防守湘北的中国军队。

第十五集团军背靠新墙河、汨罗江阵地，依次进行阻击，在完成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任务后，于9月25日奉命撤退到设在汨罗江南岸的二线阵地。此时，日军派出一支部队伪装成逃难的老百姓，渡过汨罗江突袭新市，新市守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

9月30日，日军向汨罗江南岸发动猛攻，激战了整整一天，双方伤亡极大，短时间内均无力组织大规模反击，再次陷入对峙状态。

此时，日军前锋部队距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长沙只有30多公里，但面对近在咫尺的目标，他们却提不起精神。在向长沙进军的过程中，日军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每前进一步，都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整个队伍已疲惫不堪。

薛岳审视战局，认为歼敌机会已经到来。他早已调集重兵设下“天炉战法”，静待日军钻入“口袋”。

面对胶着的战况，冈村宁次寝食难安。一日，他乘飞机在空中观察战场形势，却发现中国援军正源源不断地赶来，在长沙周围布下重阵。冈村宁次很快意识到，局势已经对日军极为不利，于是下达放弃进攻长沙的命令。10月1日，日军开始撤退。

当天，薛岳被正式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他察觉日军撤退的企图，立即下令第九战区各部全面出击。日军大败。国军士气大振，一鼓作气连连收复上杉、汨罗、新市等地。

10月13日，日军被迫后撤至新墙河以北，其湘北作战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中日双方各自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日方声称此战毙伤和俘虏4.8万余名中国军人，己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 600人；中方称毙伤日军4万余名，己方的伤亡人数较日方统计数字相差不大，同样为4万多人。

对于一场事关全局的大战役来说，胜败的衡量标准不能仅限于死亡人数，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完成战前的既定目标。此次日军集中10万兵力，兴师动众，远远没有实现歼灭第九战区主力、占领长沙地区的战略企图。在战后的总结报告中，日本军部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不少。”

就在同一时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欧洲战场正势如破竹，于是，中国军队在长沙会战中取得的胜利，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联社、合众社、塔斯社、《泰晤士报》等国际知名媒体组成联合战地记者团，赶赴湘北战场进行实地采访报道，迅速扩大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