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委任我当他的机要秘书

1938年2月，服务团从武汉转往陕西凤翔，胡宗南所属部队在这一带补充整训，我们向附近军民进行抗日宣传和医疗卫生工作，颇受欢迎。

大家爱国热情很高，但有些人言行过激，李芳兰及其个别追随者与此相反，我则保持不左不右的面目，这些都为胡宗南派来的政工人员所注意。

这年5月初，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约我单独谈话，已不称我为“先生”。他说：

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

他让我第二天早晨离开服务团，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原设在南京，抗战开始后迁成都，并建了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

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早晚点名时唱校歌，歌词的第一句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这年8月，服务团被解散，部分团员（如赖少其）他去，部分团员经短期政训后分配到胡部做政治工作，李芳兰嫁给胡部一个少将。

三青团陕西支团部成立后，陈忠经长期任组训组组长，洪同任宣传组组长。

这时，胡宗南升任第十七军团长，下属四个军，参加兰封、信阳战役，因抗击日寇土肥原师团立功受奖。

他还在西安开办培训政工干部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培训游击干部的“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兰州开办培训甘、宁、青等省地方干部的“西北干部训练团”，势力迅速扩展。

1938年，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

这年10月，我还在军校学习，胡宗南“传见”我，说我“已经像个革命军人”。

他问我家庭情况，我告以父母逃难到四川，父亲失业。不久，他安排我父母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并去探望。

1939年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我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辞，讲词由我自拟。

我讲得激昂慷慨。礼成后，胡宗南找我谈话，表示满意。

他说：

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

我表示，不敢从命。

他问：

为什么？

我说：

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倾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

胡宗南说：

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如此这般，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

胡宗南在黄埔第七分校讲话旧照

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开始执行特殊任务

尽管董老嘱咐我不要急于找党，我还是忍耐不住。接受胡宗南的委派后，我于1939年4月初，到平民坊找了清华老大姐黄葳（戴中扆），我不知道她在西安做什么，但我知道她是位可信可敬的共产党员。

她答应帮我同党联系，以后没有下文。再找，她已搬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她当时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不久迁往云阳）。

我不好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只好等待。

193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来迎，来人竟是许立群（1937年2月，我在清华介绍他入党）。

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风中长谈。

他说:

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找我。

我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此人可能成为“夏伯阳式的人物”。

我希望党尽快派人同我联系，不要到我办公地点，只可到我家中找我。

1940年，吴德峰、曾三先后各到我家找我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主要了解胡宗南的政治态度，向我传达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有关方针政策。王中找我一次，要我补交党费。

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

此前，陈忠经已秘密加入共产党。我不定期地在陈忠经住所同王石坚交谈。

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

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周恩来在延安告急时到达西安

1943年6月下旬，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由渝返延，7月9日，到达西安。这时，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正处于紧急状态。

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副长官部设在西安南郊一座庙宇——俗称小雁塔的荐福寺。

小雁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3年2月，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绝密件向胡宗南及该战区所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下达了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

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

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他指挥的三个集团军，除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三个军）担负自潼关至宜川的黄河防务抵御日军外，第三十七集团军总部驻三原，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平凉，各辖三个军，对“陕北地区”和囊形地带“作攻势防御”。

囊形地带主要指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早在1939年，蒋介石即令当时驻西安的蒋鼎文进攻关中分区，侵占了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借口是，这五县不属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但是，上述五县大部地区仍由陕甘宁边区掌握。

蒋介石、朱绍良、胡宗南都认为，以栒邑城北马栏镇为中心的关中分区，位于洛川侧后，形成插入蒋管区的囊形地带，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是必争的战略要地。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

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电称：

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

胡宗南于1943年6月初到三原、耀县视察部队，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内定由第三十八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第三十七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

6月下旬，胡宗南返回西安时，第三十八集团军已不能按原计划执行任务。原因是：

1942年以来，甘肃南部出现了“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西北农民义勇抗日救国集团军”等自发组织，互相联络配合，提出“甘人治甘、反对征兵征粮”口号，得到汉、回、藏群众的拥护、支持，影响逐步扩大，到1943年5月，武装力量达5万余，活动区域达20余县，震动兰州。

朱绍良、胡宗南乃令第三十八集团军于6月5日起进行镇压。原期速战速决，在10日内弭平，但到6月底仍未奏功（延至7月中旬才暂告平息）。

蒋介石遂令胡宗南抽调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攻占囊形地带。

为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恰好是周恩来到达西安这一天。

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迅报延安。

朱老总一电退胡军 胡宗南查究泄密者

1943年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

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收到这份电报，我心里一惊，送给胡宗南。他看了两遍，又让我念了一遍。他皱起眉头，说：

这一手，厉害。

接着，提出两个问题：

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

我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

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

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不许公开评论。“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

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

你看怎么查？

我说：

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

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要我把他下属的特务头子刘大军找来，我退出。在这种场合，他一向不让第三者参加。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照常让我出席。

会上，胡宗南未提“是谁泄密”的问题，只提“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

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

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

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剿近月，尚未报捷，对陕北之敌更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事机败露，如日军闻讯，乘机渡河，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做结论。他说：

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

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

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

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

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做了些修改。

1943年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

不久，刘大军报胡宗南，“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两件：

（1）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

（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

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宗南批准，将两个“匪谍”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这几天我未单独外出，直到7月10日，才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