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制作为蒙古政权所建构三项基本制度之一，中统建元之后仍然被长期沿用与遵循，而分封制对于元代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等诸多层面，都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元朝的统治模式之下，由于中原文化传统与蒙古草原旧俗之间的相互冲突、博弈与妥协，以至于元代社会的诸多层面，都产生了新的改变。

元朝施行的分封制，肇端于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政权所组建的九十五千户，即诸军队投下。其后，随着蒙古国不断进行的对外扩张战争，而出于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与治理需求，在蒙古政权统治的广袤疆域内，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投下分封组织形式。

此次受封的诸王、贵族等群体，对其投下领地内的属民和领地，拥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其性质类似于较为中原政权模式下独立的封国。同时在草原兀鲁思分封组织内，元朝诸王、贵族始终拥有独立的行使财权的权力。对于成吉思汗分封兀鲁思封地内的特权，拉施特《史集》曾言：“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是成吉思汗国家的四根栋梁。”

成吉思汗还为其四子都分封了一片广袤的疆域，作为其草原兀鲁思封地。各诸王兀鲁思领地的属性，类似于独立的封国，元人在形容投下领主在领地的特权时，称其能够所行使的权限为：“人地割界”、“专制一方”。关于宗王兀鲁思分封组织内的赋税征收，一般分为“国赋”和“王赋”。

“国赋”即是指牛羊等牲畜的抽分，或称“上供羊”，“王赋”则是指兀鲁思封地内的各千户部民，向其领主进奉的赋税。诸王对其兀鲁思封地内千户部民的赋税征收与劳役摊派，具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

此现象即使在元朝建立后，在宗王兀鲁思封地内的千户部民，也并不在朝廷征缴赋税的“大数目”——即“系官民户”之内，仍是多以诸投下主“部民”、“军民”等身份的属性而存在，并且千户部民与诸投下主之间的人身束缚关系较为密切。

而且草原兀鲁思封地内的民众，并不属于国家的纳税民户和“系官民户”，而只是元朝诸王、贵族等位下的“王民”。诸王在其兀鲁思分封领地内，拥有着较为自主的财权。诸宗王兀鲁思封地内投下领主在与中央之间的财权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

诸王在草原兀鲁思封地内的财权，在经过元太宗、宪宗时期的发展和扩张，以及削弱之后，部分草原兀鲁思封地逐渐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分化与离心倾向。如早在成吉思汗时期，术赤兀鲁思因其地处偏远，术赤本人曾有过不按时朝觐成吉思汗的现象，甚至于术赤曾出现过不奉行大汗指令的现象。

而在拔都即位后，甚至发展到与贵由汗兵戎相见的地步。这其中虽有拔都与贵由汗关系恶劣的因素，但一定程度上也反应出了诸草原兀鲁思的相对独立性。于此之外，部分宗王、贵族等，因支持新汗登基，可以在大汗的允许下，在其兀鲁思封地内行使更大的特权。如察合台曾因竭力支持窝阔台取得汗位，在窝阔台汗的统治时期，察合台得以在其兀鲁思内，“享有无限权力”。

而贵由汗逝世后，拔都因曾极力支持蒙哥继位，蒙哥汗取得汗位后，作为回报则赋予了拔都更大权力。然而这种权力仅限于他们所受封的兀鲁思内。忽必烈在依靠汉地的人力、物力取得汗位，作为代价的是察合台兀鲁思、术赤兀鲁思以及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国等等，也就相继开始脱离元朝的管辖，以至于发展成为了独立的政权。

建元之后，忽必烈身兼大汗与皇帝两种身份属性，其也开始对各宗王兀鲁思的内权力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与限制，由于蒙元政对于东、西道诸王的掌控程度不同，同时也对二者造成了不同影响。如“宗王兀鲁思的分封，大致局限于成吉思汗时期。而后，基本没有再大规模的举行。

另一方面，东、西诸王兀鲁思发展趋势有所不同。西道诸王兀鲁思大都不断扩张，并相继独立；东道诸王兀鲁思的实力、地盘却受到限制和削弱。其原因主要是，元朝建立后，大汗对东、西道诸王兀鲁思的控制力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

诸王在其草原兀鲁思领地内具有较大的财权和特权，其封地内的行政机构及其官署的投下官吏，亦是多来自于草原诸投下主领地内的内部人员来担任。忽必烈中统建元之后，诸投下官署也有了较大发展，诸王也陆续设置了王傅府等诸多投下机构，而王傅府也逐渐成为了诸王兀鲁思内，最为主要的行政机构。

此外，甚至于少数位于漠南地区的宗王，在其兀鲁思封地内，还建立了类似于中原汉地式的路府州县行政建制。草原兀鲁思封地内的投下官署与官吏，大多为其投下主官吏其封地内的民众所充任，基本上由投下主自行进行委派。而在兀鲁思封地内诸王所设立的王傅府，主要负责诸王投下领地内的一切政务的决策与运行，并无所不揽。

诸投下主对其封地内的官员和行政机构，具有较强的支配权力，王傅府等官属的官员，主要对诸王负责。而在漠南部分地区的各领地路州县等，在隶属于宗王的同时，还时常与朝廷有司保持某些财政事务的联系。兀鲁思领地的部民，主要包括草原原封千户部民，以及附居于投下领地的私属民众，他们向投下领主提供劳役和赋税。

由草原兀鲁思封地内诸投下主能够自主制定与征收位下民众的赋税，以及摊派劳役的事例表明，诸王兀鲁思封地内部民的身份属性，为诸王领地内的“王民”。

草原兀鲁思领地内相关财政事务的决策与运行，大多是由王傅府来总领，同时也会有宗王专门设置负责征收赋税的官员和机构。诸王在其兀鲁思封地内拥有较为自主的征税权，其在与中央的财权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此特权也是封国，亦或是草原诸王兀鲁思投下主，在其封地内享有较为独立财权的重要象征。

可见，诸领主的封地各有疆界，在其兀鲁思封地内独立行政赋役征收与摊派的权力。而诸王兀鲁思封地内的部民，所需要承担的“差发”，则应该是指“国赋”与“王赋”。国赋则是指窝阔台汗元年（1229）八月初，所制定的赋税数额，汗廷“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为永制。”即各草原兀鲁思投下主，应缴纳给大汗的忽卜绰儿（上供羊）。

千户部民既须向皇帝奉牝马，同时也有义务将牝马等，进奉于投下领主。“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即兀鲁思民众须缴纳的王赋，进奉的牝马、羒羊等为国赋。宗王在其兀鲁思封地内能够“人地割界”，而且宗王在草原兀鲁思封内，能够在中央规定的“常赋”之外，对其封地内的部民征缴赋税与摊派劳役。

在草原兀鲁思封地内，诸王在常赋（“国赋”）之外，仍旧能够较为自主的制定和收取相当数量的赋税，宗王在其兀鲁思内的王赋，诸投下主具有较为自主的财权。宗王兀鲁思所要缴纳给大汗（中央）的国赋（上供羊），蒙古国时期是由宗王以及宗王属官征收，而后上交给中央。

忽必烈建元以后，对此赋税征收流程进行了修改。如元廷设立宣徽院等财政机构，来负责草原兀鲁思蒙古千户属地羊马等抽分事宜，但兀鲁思内上供羊的具体征收事宜，仍由诸王及其投下官署进行具体负责。对于部分宗王兀鲁思所设立的汉地式路府州县政府，其辖区内的赋税征收，则由诸王和元廷共同负责。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诸王“只必帖木儿请于分地二十四城设管课官”，只必帖木儿以期通过此举，来谋求在其封地内进行自主征收赋税，但此提议却遭到元廷的拒绝。

此后，元廷在诸王所设的路府州县地区，设立拘榷课税所等财政机构，由中书省与王府佐贰官共同商议赋税的征收事宜。此案例彰显出元廷与诸王共同派遣属官，负责诸王只必帖木儿的二十四城封地内相关赋税征收与专卖事宜，同时此案例也彰显出元廷对诸王在兀鲁思封地内的民众，自行征税惯例进行的财权限制。

虽然诸王在其兀鲁思封地领地路府州县内，自行征收赋税的举措与请求遭到元廷的抵制，然而除了部分领地路州之外，诸王、贵族在其草原兀鲁思封地内，仍旧拥有自行制定和征收赋税，以及摊派劳役的财权，诸王兀鲁思需要向中央缴纳的上供羊（国赋）等，也多由诸王及其王傅府的佐贰官，进行直接征收。诸王凭借着对其草原部民的人身束缚与密切的联系，在其草原兀鲁思领地内享有巨大的特权，诸投下主在与中央的财权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