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咏，曾与向警予、蔡畅并肩，唤作“周南三杰”。又因才名斐然，被誉“江南第一才女”。

长沙旧人记得她：高挑身形，风姿绰约，才思泉涌。

关于她的史料寥寥，几近失传。

毛泽东曾致信于她，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除此之外，再难觅只字片语。

直到某年，一部电视剧将她短暂唤醒。

她终生未嫁，三十五岁病逝于长沙。她曾才华横溢，也曾热血涌动，最终却归于平淡。

或许，她不愿被记住；也或许，世人从未真正看懂她。

陶斯咏，这个名字，曾沉静多年，无人问津。

若非《恰同学少年》一剧将她的故事略作剪裁、添作润色，再度呈现于荧幕之前，恐怕世人早已忘却，这个才华横溢的少女，曾与英雄少年有过一段温柔缄默的交汇。

剧中所塑的陶斯咏，是个略带浪漫气息的理想女性。

——那一年，1918，长沙。橘子洲头，碧波万顷。

毛泽东与一群青年意气风发，草创“新民学会”，起草纲领。

他执笔写下“三不谈”：不谈生活琐事、不谈个人私事、不谈男女情长。

众人皆鼓掌称是，惟一人眉心轻蹙，神色微黯。她便是陶斯咏。

长沙城的春光来得早，书肆中也总是热闹。

那日，她照例走进那家熟识的老书铺，唤老板，问有无杨昌济新出的《达化斋读书录》。

她是杨先生的崇拜者，每出新作，她总要第一时间购得一册。

“小姐来得巧，”老板笑道，“只剩最后一本。”

她颔首稍候。

半晌未见人影，却听得书架后传来低低争执声。

她轻步过去，隔着书架望见——一个青年，坐在地上，正神情专注地翻着那本书，丝毫不理会老板的催促。

“不是要你买，是别人要。”老板苦笑，“你再拿一本给别人呗。”

“没有了，”老板叹，“你手上的，就是最后一本。”

陶斯咏听着，不禁驻足。

她看清那青年衣衫旧，神情却沉稳。

老板见她靠近，连忙将书夺下，交到她手中，嘴里嘀咕：“自己不买，还霸着书看，哪有这样的道理。”

她正要付款，那青年忽然起身，语带不甘：“这书我先看中的！我要买！”

“一块二。”老板随口报价。

青年翻遍衣袋，仅有几枚铜板，远远不够。

他低头沉默半晌，终是默默将铜板收起，转身离开。

陶斯咏结账出门，未曾走远，便在街角遇见了那青年。

他站在烧饼摊前，刚买了一个烧饼，一个小女孩衣衫褴褛，伸手讨食。

他愣了一下，随即将烧饼掰作两半，一半递给女孩，另一半自己三口两口咽下。

她站在不远处，看得出神。

那一瞬，她才真正看清他的面貌——眉如剑，目若星，有股少年人少见的清明和刚烈。

她上前，将那本书递过去：“喏，送你。”

青年抬头一见是她，神情微僵：“我不要。”语气未免生硬。

她不恼，只是笑：“你先看到的，理当归你。”言罢，不容多说，径自将书塞入他手，转身离去。

他望着她背影，忽然开口：“那便算我借你的。”

她原以为，那日在书店匆匆一面，不过是命运随手翻过的一页纸。却不曾想，这纸页之后，还有章节，还有伏笔。

新学期甫一开始，周南女子师范的讲堂便传来一则消息——新任课教师中，竟有一位久仰其名的先生——杨昌济。

陶斯咏闻讯之后，心中惊喜交加，几近雀跃。

她自小读其文章，推崇其学问，早已视之为精神上的引路人，如今竟能得其亲授，实在是意料之外的幸运。

第一堂课，学生们整整齐齐落座。杨昌济先生只说今日要与诸生共读两篇文章，皆为湖南一师新近招生考试中的上乘之作。

其一，便是考中第一的毛泽东所作。

陶斯咏一听“毛泽东”三字，指间微紧，目光不自觉落向讲台。

她虽从未与此人谋面，却早有所闻——便是那位在长沙诸多青年中锋芒毕露、文章惊世的少年，也是她的对手。

那一年，她不甘湖南一师“只招男生”的荒谬规矩，心高气傲之下，索性化名“向胜男”，命仆人应考，原想出人意料，夺得魁首，再揭身份，戏弄那群迂腐先生一番。

怎奈事与愿违，她的文章只得了第四。

头名之下，赫然署着“毛泽东”三字。

她不服，却也无奈。

今日再读其文，却不得不低头。洋洋洒洒，纵横捭阖，既有理之严谨，又兼气之磅礴，句句如铁，行行生风。

读罢，她知道，自己的文字，尚不及此。

心中那一点不甘，便悄悄转了方向，化作隐约的倾慕。

她想结识此人，却苦于无由。

谁知，几日后的一场大雨，竟将他们重新牵引至同一屋檐下。

那日午后，她仍是照例前往书店查阅新书。

未曾想，一进门，便见那位曾因书结缘的青年，身着白色制服，正翻阅书架。他眼角含笑，似也认出了她。

“谢谢你上次借我书。”他主动开口，语气自然，“我叫毛润之。”

两人寒暄几句，正欲告辞，门外忽降骤雨。

雨声如瀑，铺天盖地，令人措手不及。两人无奈，只得并肩立于屋檐之下，听雨如鼓，话亦随之缓缓展开。

他们谈诗，谈李煜，谈苏轼，也谈杜甫。

她默默听着，忽然便觉得这雨似乎落得极好，落得恰逢其时。她看着他的神色，忽地心中一跳。

她没有问他是否就是那位头名作者。

但回家之后，她的脑海里，便已有了两个清晰的身影。

一个，是在文章之中纵横捭阖、振笔疾书的奇男子；一个，是在雨檐之下挥斥方遒、谈笑自若的白衣少年。

一日天色尚好，光线明亮，风也温柔。

她偶然路过校内的布告栏，被一则字迹潦草却笔势昂扬的手写招贴吸引了目光。

其文不长，不过寥寥数语，说是愿结志士仁人，聚谈时局，以文会友，以天下为己任。

末了署名四字：“二十八画生”。

她站在栏前久久未语，一个名字不请自来——毛泽东。

那篇登上讲堂、使她甘拜下风的文章的作者，那位在书店惜书如命的少年，那一身白衣、一语不苟的青年，似乎皆与这“二十八画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无确证，她却宁愿相信，这世上不会有太多才情与气魄兼而有之之人。

她思索片刻，便提笔写了一封短笺，只约一见之时，一见之地。

几日后，一场真正的相识悄然展开。

那天黄昏，她如约而至。他也来了，仍是一身素白制服。

他站在书肆门口，笑意浅浅，一如书页间的少年。

他自我介绍：“毛泽东。”果然如此，“毛润之”与“毛泽东”本就是一人。

她听了这三个字，心中一颤，虽早有预感，此刻听来，却仍觉得意外之极。

自此，长沙这座不甚辽阔的城，似乎忽然多了许多相遇的理由与时机。

毛润之身边，有一批才志兼修的青年。

他们聚于书肆，集于茶馆，议论时局，笔谈天下。

他们谈民智未开，谈列强虎视，谈国家如何自立，民族如何自强。

陶斯咏几乎场场不落。她不善高谈阔论，但善于倾听、记录、整理。

她的笔，总是静静地在纸上游走，把那些激昂言语一字不差地写下来。

她也常常望着毛润之，望着他眉头微皱时的沉思，望着他慷慨陈词时的清亮眼神。

她见识了他的博学，也见识了他的果敢。

她知道，这样的人，不可轻易喜欢；可偏偏，她心中的那一份情意，早已悄然安放，哪里还能收得回来？

她未曾开口言爱，他也从不涉情私。

他心里装的是国是天下，不是儿女情长。

那日他宣布新民学会纲领，三条明言：不谈琐事，不涉私情，不陷情爱。话音落下，众人鼓掌，她却低下了头。

她的心，自那日起，静静沉下。

她依旧记录文稿、传递消息、整理讲义，如往常一般出入其间。只是从那日之后，她不再多言，不再抬眼凝望。

他若以朋友相待，她亦以朋友自处。

岁月如水流转。

他们并肩走过最燃的青春，共同投身最热的事业。

但终究，缘分止步于友情。

后来，她离开了那片青年云集的书桌，走入讲台，走进教室，把她的才情与热望投向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战场——教育。

三十六岁，她病逝于长沙，消息悄无声息。

这段故事，来自于《恰同学少年》的稍加润饰。

人物有虚构，情感亦非全实，但其骨子里的那份真诚，那份少年人不问归期的赤心，是无法演的，也是最动人的。

有人说剧中陶斯咏的爱情是一场未竟之梦，但或许那不是梦，是她亲手种下的一株桂树。

她不曾摘花，但她闻过香。

她的感情，不曾结果，却自有其分量。

不缠不缚，不扰不喧，有深情，却不妨大义，有遗憾，却不失分寸。

她能爱一人如山海，亦能以礼送别，转身修己度生。

文艺作品之妙，便是可于真实之外另辟蹊径，编织出一段段似真非真的际遇。

然而真实从不需修饰，它沉默朴素，不热烈也不迎合。它躲藏在旧报纸的缝隙间，在泛黄的纸张背后，在发黄的墨迹里，静静地，不喧哗。

那些被时间遗落的篇章，也许才是真正的陶斯咏。

或曰陶毅。

她的本名，确是陶毅；“斯咏”，不过是她行文用字的别号。

只是后人更习惯以“陶斯咏”称之，似乎这样更添几分文雅与柔韧。

可惜柔者不弱，她本是一个刚强到令人意外的女子。

1920年至1921年间，她曾在湖南《大公报》上，以“陶毅”“陶斯咏”“斯咏”三种署名，连载八篇文章，合计二万余字，文笔沉着，见识冷峻。

字字珠玑，篇篇有骨，直陈时弊，不避锋芒。此非泛泛女流之所能为。

她就读的湖南周南女子中学，在当时便已是全国新式女子教育的标杆之一，其校名“周南”取自《诗经》，意在继承圣人之教化，培育天下之栋梁。

此校培养出的女子，都不是沉默寡言之人。

她们言语犀利，心思清明，既知礼数，又敢破旧俗。

而陶毅，正是这所学校最出挑的几位学生之一。

世人所称“周南三杰”，即指蔡畅、向警予与陶毅三人。

她们并非一朝成名，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论辩、写作、奔走之中，逐步站到了那个时代的前列。

她们是真正将笔墨用作利器，将思想化作行动的时代先锋。

1915年，陶毅自周南毕业，与向警予仍保持书信往来。

信中情谊深厚，常以“毅姐”相称。其间有一信，向警予勉励陶毅赴京深造，言辞恳切。

而陶毅确实不负所托。她不仅在言语上为女子争声，在行动中也从不退让。

1921年“周南风潮”爆发，由校长回归旧式教育思路引发退学风波，数十名女生离校抗议。

而彼时担任学校教育主任的陶毅，亦毅然辞职，声称北上求学。

此举一出，校方一度震动，校长更为她筹措路费、公开支持，局面方得缓和。

风波终究未平。

为此事，陶毅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痛陈现实之困，既不全然支持学生激进行动，亦不偏袒旧制之可憎。

她言辞中肯，却态度坚定，批评青年若浮气日盛，不察全局，情感用事，反为改革之阻力。

此等见识，于彼时女学生中，可谓凤毛麟角。

她笔下无虚辞，文中无谄媚。

她深知改革之艰难，亦深知激情易燃而难控。

她劝青年慎行，非因怯懦，而是因洞察得深，心念得远。

才女之名，非空穴来风。

她的文章既有思想，又有格局。

此外，她曾任新民学会评议员，与毛泽东等人共议会务。

她协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参与筹办讲演、编辑刊物，是长沙文化阵地的重要一员。

她提出的意见，常被采纳；她主持的事务，井然有序。毛泽东亦对其才识敬佩有加。

可就在她锋芒初露之时，1923年之后，关于她的所有公开记录突然中断。

此后，她仿佛自人间蒸发。直至数年后，有人传言她因病误服药物，在长沙病逝，年仅三十五岁。

人们说她“昙花一现”，其实并不公允。

昙花虽一现，亦有花开之时照彻夜空；陶毅虽短暂，却在她所能掌控的时间内，燃烧了全部热望，尽施所有才情。

她走得早，却不算短；她没能圆满，却无愧此生。

她的文章还在，名字仍在，故事也还在。

倘若今日我们仍愿提笔书写她的过往，那便说明，她从未真正消失。

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陶毅与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朱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