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有着教师的天赋，还是需要做很多努力，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讲课、辅导以及举行研讨会都需要向前辈学习。
同样的，一个新领域的开拓者，很快就会意识到，不仅他本人需要具有语言技能和书本知识，而且，研究所需要的辅助设备和学生需要的教科书也要具备。
刚在哈佛大学安顿下来，我就发现，各个方面的需求也随之而来。有一些，是来自日常环境，更多的是来自个人设想中的工作。
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必须先开发自身潜能，这当然也是大学开办的目的所在。我所加入的历史系，很快成为我职业的领航员、友谊的源泉和抱负的引领者。
当我1936年来到历史系，成为一名讲师的时候，历史系的发展正处于鼎盛时期。
哈佛大学已经培养了一代博士，而这一代博士再培养出来的博士，最终会如潮水般涌向全国。
但是，在图书馆的等级评定中，威德纳图书馆仍然是级别最高的图书馆，由美国历史学会的历任会长们评定，这是我们认为很好的规则，哈佛历史系的等级也高居榜首。
哈佛大学图书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其中，弗格森、麦基尔维恩、莫里森、老施莱辛格、费伊、兰格、布林顿都在过去或后来，担任过历史协会会长。
他们可能都会出席在教授俱乐部楼上一号房间举行的周四午宴，屋内有一盏枝形吊灯。
但是，莫里森例外，他觉得集会是浪费时间，不过，他还是会偶尔穿着马裤来到现场。
而教授当中，诸如吉姆·巴克斯特、保罗·巴克、弗雷德·默克、C. H. 哈林、梅森·哈蒙德、迈克尔·卡波维奇、戴维·欧文、查尔斯·泰勒、亚瑟·达比·诺克、凯奇·乔丹、斯特林·陶、唐·麦凯、艾略特·珀金斯等人，都曾献身于历史系，他们作出了卓越贡献，将其当作对哈佛奉献忠诚的中心。
在此幸福的时期，我们团队的凝聚力，也在浮士德球运动中逐渐形成，这是一种与排球截然不同的运动项目。
我们的活动地点在萨金特学院女生上体育课的幽暗回旋的体育馆中，如今，那里是法学院的停车场。
体育馆有着环形的跑道，四周围绕着圆柱，很适合这种运动。回球时，队员可以越网触球三次（只能用一只手或一只前臂），垫球，准备回球，然后打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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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排球不同，我们每次发球，回球都将球拍在地面上，还会运用将球连续两次撞到柱子上的技巧。
比赛节奏很快，这需要队员的合作以及对千变万化的情况进行灵活处理，当然，体育道德和体育精神要高于激烈的比赛。
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奥斯丁·斯科特、法学院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院长总是容易在比赛中争论不休）、物理系的珀西·布里奇曼（球还没过网就已经半空中鱼跃扑向球了）、哲学系的拉斐尔·迪莫斯以及经济学家西摩·哈里斯。
但是，主要参与者还是历史学家，经常由查尔斯·泰勒和迪克·利奥波德进行组织。
历史系每周四的例行午宴会的主题，通常与历史无关，更多的是讨论行政管理、制度实施以及一些不涉及个人行为的领域。主席每隔几年轮换一次，且没有委任权。机构的宗旨，就是为我们大家服务。
他们会花很长时间来讨论拉德克里夫学院的一位埃及女生，能否用阿拉伯语代替德语完成博士论文。
科学史可以被视为中世纪领域的一门课程吗？新西班牙能够替代殖民时期的美洲到什么程度？诸如此类的问题，将有历史根据的材料排除在外。
这种正式的行政会议，是一种友好的惯例。我们都加入到关于希腊罗马的文明，中世纪与现代欧洲以及它在全球的扩张，甚至扩张到日本与中国的讨论中。
一年之后，我有了一位新同事赖肖尔。他是叶理绥教授的得意弟子，是叶教授从东京女子学院从事教育的传教士的子嗣中，找到的一位杰出的学生，已经会讲日语。
1931年从奥柏林大学毕业之后，他受到了系统性的基础汉学培训，并得到资助，在哈佛、巴黎、东京以及京都等地从事研究工作。
1938年秋天，当赖肖尔在北京完成为一期一年的培训回来后，我们见了面。
他的论文，翻译了9世纪一位日本僧人访问中国的游记，当时比马可·波罗到中国还要早400年，论文中多达1550个注脚，这是汉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赖肖尔的时候，他表现得极像东方人，没有表情却若有所思的样子，似乎在想：“费正清是谁，他想要干什么？”
毫无疑问，我也是一副莫测高深的表情看着他，在这方面，我有点经验。
具有代表性的是，赖肖尔将其论文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书名为《圆仁大师大唐中国纪》，内容很吸引人，将整个故事展现在现代读者面前。
我们很快发现，彼此共同的纽带就是美国公共教育事业。如果没有赖肖尔做同事的话，那么，我的生活也许会大不相同。
赖肖尔随后也加入了浮士德球的队伍中，他打球很棒，并最后成为历史系里具有表决权的成员，这是一种真正的荣誉，至少，对于历史系来说是一种荣耀。
作为相同领域的年轻学者，我们属于一种友好竞争的关系，但我总觉得，他处于有利的地位，而我却在更边缘的位置。
按照某些理论，区域研究专家往往具有所研究区域当地人的特征，这或许能够解释，赖肖尔为什么拥护现成国家体制了。当时的日本人民，已经非常精明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人民却在为国家统一而努力。
当我开始在哈佛大学讲课时，我觉得，自己只做好了一半的准备工作。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并没有设置有关历史科目的预备考试，而在美国，则完全不同。
如果你想要来美国大学作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那么，你首先需要在大脑里，塞满有关中国古代史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相关内容，而这些，正是我的课程所欠缺的。
我曾自作聪明地向许多申请者解释，他们不知道我走的是条捷径，这需要主动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触类旁通。
我曾在清华大学讲授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课程，并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少。所以，在哈佛大学，我旁听了弗格森教授有关希腊的课程。
牛津大学没有教过我的另一件事情是，如何举办研讨会。而我计划在哈佛大学组织一个有关清代文献的研讨班。
不过，先观察一下其他教授是如何举办研讨班是一个明智之举。所以，在兰格教授的许可下，我加入了他的现代外交史的研讨班。
我们小组一共12人，每周都会去一次兰格教授在坎布里奇的家里，大家爬上楼，来到他的书房，围坐在书架前进行讨论。
而他坐在桌子旁，系统有效的指挥过程让人印象深刻。其中，还有一名学生坐在灯下的书桌前朗读他的论文。
然后，房间的每个人开始评论，包括概念和主题意义、文章的组织、资料来源、写作风格、晦涩不明以及缺陷遗漏的地方，总之，我们尽力剔除论文中的缺陷，提高论文质量。
随后，兰格教授提出自己的意见，作出权威的总结，最后，作者进行答辩和解释，每个人在批评指正中受益。
我很喜爱这样严格而又很有分析性的讨论，与很多混乱的研讨会截然不同，例如，老师会问：
“还有什么问题吗？”
第一个学生会说：
“您的某某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另一个又会说：
“我对您说的某某很感兴趣。”
第三个学生说：
“虽然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论文很有意思。”
而研讨会上所有人，都只是吹牛说大话，浪费时间，除此之外一无所获。
我把关于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期间，为什么日本没有干涉中国的论文，拿给兰格先生进行指导。
为了完成论文，我先收集了英国、美国、法国以及德国的文献资料，然后，又看了一些中国和日本的文献资料。我的很多学生，甚至包括选修我的课的学生，都帮助我做了资料的收集工作。
然而，兰格教授建议我，既然论述的中心是关于日本的，那么，我最好从日本的文献资料入手。
这真是，一语中的！
有一天，在一次接待会之后，我的妻子威尔玛带了我家的常客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哈罗德·拉斯基，还有她的其他一些女性朋友—— 一群快乐的人——来家里吃晚饭。
到了晚上7点50分，我解释说：
“我要去兰格教授家参加研讨会。”
这些人问道：
“他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的？”
我觉得，这是相当令人无法容忍的自以为是，于是我只能说：
“这是日程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我仍试图去取得一流的资格。在1937年春天我开始授课，在得到一位研究生的响应之后，我开始打算设立研讨会。
为了检验自己的翻译能力，我和远东语言系的魏鲁南教授进行了非正式的合作。他曾经是一名拉丁语老师，工作方式和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到了1940年，我有了相当数量的资料可以使用，一位名叫约翰·莫顿·布卢姆的研究生，作为历史系助理来帮助我复制资料。
他是用印蓝纸复写的方式，来复制资料的，这种方法是复印机的前身，会在复印件上留下难以去掉的紫色印记。
我确信，这些有关早期中国的经历，不仅给布卢姆留下了印记，而且通过神秘莫测的天意，使他成为耶鲁大学一名杰出的美国问题学者，同时，还是70年代哈佛理事会的成员。
在繁荣发展的1952年、1959年、1965年和1970年里，我多次印刷了这部清代文献课程提要。
阅读和翻译这些文献资料，是在中国政体表面挖了一个洞，人们可以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其体制内运作的各个机构窥一斑而知全豹。
例如分布很广的邮政体系、盐税体系、通过大运河向北京供应粮食的漕运体系、为了保护大运河不受洪水侵犯而修筑的黄河水利工程、绿营兵和满族八旗子弟、土地税收网络以及海关系统……
所有这一切，都在京城六部统御的华丽框架下运行着。这样，就导致了文献中充斥着令人迷惑的各种专业术语。
新近出版的文献，引发了人们无法满足的追求。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文献在当时是如何产生、如何处理以及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来传递它们。
邓嗣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5年，我结识了燕京大学经验丰富的年轻目录学专家邓嗣禹。他和我同龄，但手头上有无数的中文参考著作。
比我早去北京两年的毕乃德与邓嗣禹，合作完成了一部当代不朽名著《中国参考书选目解题》（1936年出版）。
当邓嗣禹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们在1939年至1941年间，合作过三篇系列文章，分别论述清代公文的传递、清代公文的不同类型和用途以及清代朝贡体制规则与施行办法。
所有文章，都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之后，合订成论文集《清代行政研究》。
有关中国的研究题材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1970年，哈佛大学出版了吴香林的《清廷的通讯系统和清帝的统治》。
其他的新发现成果在台北、北京以及耶鲁大学等一些地方，也陆续出版。我们一直努力想要获得一项根据，以便了解中国人是如何管理他们自己的。
我已对清代文献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了概述。事实证明，在哈佛的近40年时间里，我一直拥有开采这块宝地的特权，并据此发表了大约60部相关的专题著作。
与此同时，我的很多非学习外国语言的经验，同样也完美地适用于日语的学习。其中，最容易而最无效的学习方式，就是与一个当地人互相上课。
我曾在北京向南满铁路公司留着小平头的翻译官，学习日语。起初，他先讲日语，然后用英语来解释，随后，我们都讲英语。日语与英语的比例是1 : 3，我觉得，就像后来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
1935年炎热的夏天，在日本基督教女青年会，我开始第二次学习日语。因为，我的老师是一位女士，所以我学了很多女性化的表达方式，对男性来说过于斯文。
第三次学习日语的机会是，我参加了美国大使馆开办的长沼日语教学课程，亲切和蔼的长沼先生有一位美国妻子。他编写的教科书，通过必要的结构而更加系统化。
学校的一名老师和我们一起去了外交官避暑胜地轻井泽，在此期间，我逐渐弄明白了日语有两种语音表，即假名，以及两种主要的中国读音（汉字读音）与相同汉字的多种日文发音。
回到哈佛大学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基础日语课程的学习。为了将日语作为外语来教，使用的是朝鲜小学生的教科书，书中主要内容是关于鸟、花、放风筝以及日本的节日。
而我在苏福尔斯学到的英语会话开篇就是“跟我一起跑到树那儿”，“雨啊，雨啊，快走开，过几天你再来”。显然，对于初学对话的人来说，这些句子，更适合3到4月份来说，而不适合在11到12月份使用。
最终，叶理绥与赖肖尔合著的教材草稿完成了，书中着重列出了一些难点，如动词的语气、时态以及其他方面。于是，我开始了第五次的日语学习，并收获良多。
尽管如此，叶理绥教授对于让我这个同事作为他的学生，感到有点尴尬，所以他尽量不向我提问，以免我万一答不上来而觉得难堪。
就这样，1952年1月，我来到京都学习日语时，已经是一名比较不错的初学者了。
果然，京都语言学校也使用了长沼的教科书，同时，我前两年的快速成长也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的18年里，我的日语水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能够很流利地提出很棒的问题，但是，仍听不太懂对方的回答。
1960年，在我准备去日本待一段时间之前，我与一位哈佛大学留学生有马辰雄交谈过。
他是亚当斯宿舍楼的学生部主席，也曾是圣保罗学校有着两种文化背景的一名出色的学生（如今是一名日本高级外交官）。
他问道：“教授，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日语的？”
我说：“1933年。”
随后，他惊讶道：“天哪，正是我出生的那年。”
1964年，我使用英语和中式日语结合的方式，为日本的观众作演讲，所谓的中式日语，就是将中文的词语串联起来用日语表达出来。
演讲的主题是关于现代化，当时，一些美国人正兜售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物。不管怎样，观众似乎可以听懂我讲的英语。
我学习日语的目的，是想知道日本历史学家写了哪些关于中国的作品，所以，我决定通过描述性书目来收集有关中国的研究课题。
1952年，我找到了坂野正高教授做我的合作者，他也是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一名很有活力的专家，父亲是一位商人，坂野正高出生在纽约。
由于他是专职教师，所以我起草每个条目并综述其内容纲要，而他负责校正并添加作者的观点以及一些解释说明，这为最终的手稿增添了价值。
我们住在品川区一家茶艺馆里，紧邻原氏家族的花园池塘。这个茶室里配备有煤气加热器，可供我们取暖，还有冰箱可以存储食物。
每天早上，我会乘坐快速而又拥挤的城区地铁，穿过半个城市来到东京大学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在这里，我有一间书房，同时还可以使用图书馆。
1952年，日本的战后恢复只完成了一半，暖气属于奢侈品，就像我在牛津读书时一样。通常情况下，我会穿着外套，戴着围巾，甚至还戴着帽子和手套。午餐是花生、黄油以及加了果酱的三明治。
6个月的时间，我们编写完成了1000个条目，学术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1955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书名为《日本近代中国研究书目指南》。
这本手稿的完成，有几个启发角度，因为，在编书过程中被迫将日本名字用英语字母来拼写，所以必须知道这些名字的准确发音。
而日本字在翻译时，很难确定标准含义，因为有很多种读法，无法确定选择哪个。于是，坂野正高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用电话询问作者本人，以核实名字的准确表达方式。
起初我认为，在日本书面语中，有着各种模棱两可的发音，而且，采用字形不变、紧接着该词的动词词尾有各种变化的表达方式，我原以为这种复杂的表达方式会成为障碍，让日本倒退，然而，这种事并没有发生，人们只能归结于这种结构上的复杂，反而为日本人超越我们预先作了精神准备。
我们的书稿中有很长的索引，包括作者名字的索引。我们很高兴可以说服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山本澄子教授为我们做这些索引，这项工作非常耗时，却是这本书的第三个支柱，所以，1967年在第二次印刷时我们将山本澄子加入到合著者当中。
我还主编了另外1000个条目的补充卷，即《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作者是蒲池典子，增补至1969年，1975年出版。
我们主要使用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书目，并且得到了我们的朋友兼老师市古宙三的指导，他是东京东洋文库近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上，我们体会到了当初毛泽东的“愚公移山”精神，整个过程，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