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正月初一，御极已有六十年的乾隆皇帝端坐于紫禁城太和殿之上，殿前广场上是顶戴花翎、斑斓朝服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如潮水一般的叩拜山呼。九时三十二分，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微笑着递到跪拜于地的嘉庆皇帝手中。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利交接，也是清王朝衰败的开始。

千百年来，权利授受之际，几乎每一次都少不了血雨腥风，骨肉相残，甚至天下动荡，民不聊生，但是自从雍正首开“密建皇储”制度，乾隆又别出心裁，想出这招“生前传位”，清王朝的权力交接就再未出现过血腥。

然而，和平交权虽然保证了皇权的稳定，但也造就了后世帝王中规中矩，甚至稍显迂腐的性格。

清朝的皇子教育被后人视为最严格、最系统，也是最成功的，乾隆就曾经说过：“皇子读书，唯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己，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也就是说，皇子读书，追求的是个人品性的雕琢，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

这样的教育虽然使皇子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造就了清十二帝无一个昏君的盛况，但也使他们丧失了解决问题的勇气，以及开拓进取的精神。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嘉庆皇帝。

一说到嘉庆帝，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在乾隆死后短短十天之内诛杀和珅，守丧期间赐死老皇帝的宠臣，貌似有点不孝。

其实嘉庆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乾隆在三十八年就将十五子颙琰秘密立为皇储，并细心的观察了二十二年，能在刚毅精明的乾隆眼皮子底下上位，证明了颙琰的优秀。

史载，颙琰生活俭朴，为人谦逊，特别孝顺。乾隆荣升太上皇后，最担心的一点就是嗣君处理不好与自己的关系，毕竟自古至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

事实证明，乾隆是多虑了，血气方刚的嘉庆比他想象的还要乖巧，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他十分恭敬的做着大清的“吉祥物”，每天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也不发布任何命令，他只遵循一个原则：一切听皇爷处分。

当时入贡的朝鲜使臣就生动的记述了这一点：“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赐宴之时，“侍坐上皇之策，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

嘉庆二年，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甚为悲痛，但为了不给太上皇带来晦气，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皇后葬礼以最简单、最迅捷的方式处理，另外他还专门叮嘱大臣，尽量营造吉祥氛围，“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大丧之日来见上皇的大臣，不可着丧服，穿素服即可。

那么这一切是不是嘉庆故意做出来讨好仍然握有实权的老皇帝呢？如果你一直能保持这个水准二十年多年，假的也成真的了。

至于说在乾隆刚咽气就赐死和珅，也并非出自对乾隆的不满，更不是如一些史书所言，是因为和珅聪明反被聪明误，送给嘉庆的那柄玉如意。嘉庆对和珅的痛恨，是基于责任感，在他看来，和珅是皇爷晚年朝政日非，腐败日甚的罪魁祸首。

正如嘉庆所说：“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

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为关乎大清存亡的大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熊熊烈火，必须刹住上下贪腐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珅抓起。

所以，乾隆死后的第十八天，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被赐死。

所以，在亲政的第二个月，嘉庆就颁布谕旨“求直言”，鼓励官员揭露朝中弊政，高压反腐，于是，一大批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十一个身居要职的省一级高官中有六个因贪腐被踢出了朝堂。

老虎如此，苍蝇更是一大片，如湖南布政使郑源涛因公开卖官被斩首，湖北安襄道台胡齐山贪污军饷三万两，处绞刑；武昌同知常丹葵勒索百姓，丢官罢职……

除了反贪，嘉庆还非常亲政，虽然比不上他的皇祖父雍正，但也相差不多。史载，嘉庆在位二十五年间，没有一天不早起，天还未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甚至常常忙得忘记吃饭；遇到出巡，更是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的公事办完。

节俭也是嘉庆坚持一生的品质。刚刚亲政，他就下令，今后祭天及谒陵，仪仗减半，皇后嫔妃不必随行，同时禁止向自己进贡古玩字画。他直言不讳地说，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粪土之不若。”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得。嘉庆四年六月，大臣上报说，去年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玉石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既定时间运抵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

嘉庆立马就下了一道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

嘉庆十六年，皇帝五十一岁寿辰，御史景德奏请依前代皇帝的做法，于京城演剧十日，却不想马屁拍到了马脚，嘉庆以“溺职”将其革职，发往盛京守坟。

另外，嘉庆还非常亲民。每次出巡，只要遇到百姓喊冤，他一定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处理。东巡盛京时，甚至还曾亲自审问民案，为民做主。

对待大臣他也非常平易近人，有一年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当时七月酷暑，嘉庆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立即就将扇子置于一边，在长达一个多时辰的奏对中，虽然汗如雨出，却再未拿起扇子。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依然富有人情味。

嘉庆四年，御史洪亮吉上了一封言辞激烈的奏折，其中历数乾隆朝的种种弊政，说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百倍于二十年前，现在是“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已经烂到根子里了，同时还指责嘉庆的反贪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查处的“十不及一”。

虽然嘉庆对这份奏折非常恼怒，将洪亮吉下狱问罪，但事后还不忘专门派太监去刑部叮嘱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这句话也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可以说，嘉庆在各个方面都堪称帝王的标杆，却唯独缺少了勇气和魄力，而这两样正是当时的大清最缺少的东西。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还有太多难题没有解决，虽然乾隆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进了坟墓，却留下了一地的烂摊子，比如“财政赤字”，比如人口大爆炸带来的无业流民问题，比如吸食鸦片带来的武备松弛、人浮于事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试举几例：

首先是人口问题，众所周知，雍乾嘉三朝是历史上人口大爆炸的时期，人口从清初的不到一亿飙升至嘉庆十六年的三亿五千万，虽然玉米、番薯的引进解决了一部分吃饭问题，但就业却无法解决，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从乾隆六十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才被平定，其他小规模的暴动更是此起彼伏，什么天理教、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教等等接踵而出，目不暇接……

嘉庆十八年九月，两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上午九时攻进了紫禁城，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攻打到了皇后寝宫附近。多亏皇子绵宁带领卫队全力抵抗，才没有闹出皇后被玷污的笑话。

武备松弛更是让人担忧。

嘉庆八年四月，嘉庆出行路过神武门，一名叫陈德的厨子突然冲出来刺杀皇帝。当时嘉庆身边有两百多名侍卫，可这帮酒囊饭袋看见挥舞着菜刀的陈德，竟然全都吓傻了，愣是没人敢动。多亏当时在轿边的定亲王绵恩下意识挡了一下，争取了点时间，才避免了惨案的发生。

按常理，大清开国以来第一起皇帝被刺案背后绝不简单，但庞大的审问团审理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凶手背后没有任何主使，只是因为找不到生计，又受尽欺凌，才怀揣一把菜刀，欲刺驾以图“青史留名”。但连陈德也没想到，能如此轻易的进了神武门，靠近皇帝，使他差点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嘉庆十年，一个叫萨米文的无业游民扛着铁枪直闯神武门，驻守神武门的侍卫竟然打不过，一连好几个人被捅伤，直到几十位侍卫赶来增援，萨米文才被侍卫赤手空拳打死。后来嘉庆得知此事感到莫名其妙，侍卫竟然赤手空拳迎敌，想不通的他让人调查，结果报告送上来，嘉庆差点没气晕过去，原来神武门的侍卫嫌兵器太重，平时竟然都是空手上班。

嘉庆二十年，嘉庆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竟不知被谁偷了。嘉庆大为震怒，下令严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惊心：大印居然在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司员隐瞒到现在。

嘉庆二十三年，嘉庆按惯例为武进士举行传胪大典，但皇帝早早就位，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也没找到……

虽然一再发生官员玩忽职守的事件，但这个问题却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门者不备，潜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内右门，深入大内，才被太监发现。

宗室中人吸食鸦片更让嘉庆头痛。

嘉庆二十四年，朝廷举行大典，宣布科考成绩。按理，充任导引官的贝子德麟应该早早来到太和殿，带领新科进士站队行礼，但太阳已经三丈高，他也没到场，导致大典无法按时进行。嘉庆很奇怪，命人一查才发现，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鸦片。于是大怒，当即将他革去爵位，然后拉至宫门外，打了个半死。

然而几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辙。御前侍卫副总管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试监考，由于没过足烟瘾，考试完了才来。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清廷的决策者却束手无策。

大清最大的悲哀，就是在国家最危机的时候，身居高位的不是果决的实干家，而是一个平庸的老好人。而这一切的根源，其实就是那个“和平交权”。

和平交权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让“接班人”产生一种“安全第一”的心态。

纵观历史上有作为的明君，哪一个不是历经波折，从众兄弟中杀上来的，远的有汉宣帝刘洵、周武帝宇文邕，唐太宗李世民，近的有扳倒鳌拜的康熙，九子夺嫡的雍正，即便是隋炀帝也是杀伐果决的主。

唐王朝为何能在安史之乱后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就是因为中间的几位皇帝都是非正常继位，比如被宦官仇士良拥立继位的唐武宗李炎，以皇太叔继位的唐宣宗李忱等等。

经历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刻面临生死的考验，自然不怕再失去什么，而嘉庆却偏偏是一个什么都怕的人。从十三岁被密立为储君，到三十六岁从父亲手中接过帝位，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他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在二十多年的储君生涯中，嘉庆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安全第一，作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头脑和观念也是嘉庆身上沉重的枷锁。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以外，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的祖先，以及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认为，祖宗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所以，在最需要改革，最需要对大清动大手术的时候，嘉庆选择了最保守的治疗方案——敬天法祖。

事实上，对嘉庆来讲，在父皇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重压之下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措施。当危机一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安全第一的毛病就立刻复发了。

洪亮吉的奏章说得并非危言耸听，大清的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重塑监督体系。

虽然嘉庆上位后，对贪官发现一个，处理一个，绝不手软，但这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正如洪亮吉所说，惩处者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霉蛋，发现者还不到腐败官员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朝廷“打老虎”，早已演变成了“水过地皮湿”，作用极其有限。

所以，监督体系必须进行改革。

而人口问题当时也不仅困扰着中国，也困扰着世界，然而欧洲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的方法，那么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开启的全球化之车，清王朝也完全可以迎来中兴。

历史对嘉庆帝提出了全方位进行变革的要求，然而他却选择了坐以待毙。

其实，嘉庆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拆掉祖宗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不是他的行事风格，更不是他敢于承担的历史责任。

正如他在《守成论》中说，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都有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更成法，结果，旧房子拆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所以，他选择了时时刻刻学习“实录”，一生一世效仿祖宗。

据载，嘉庆每日早期洗漱之后，做得第一件事就是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一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训，提出了一整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贪腐上，他将重心放到了教育上，他选拔了一部分清官，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的《才德说》中明确了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一句话，用人唯德。

在这样的用人思路下，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欣赏，刘墉也因“清介持躬”而被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更是以廉洁著称，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

然而，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

而此时的清王朝急需的并不是有德的循规蹈矩之徒，而是敢于打破旧有秩序的改革先锋。因为大清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的文化传统是嘉庆朝政治腐败的三大主因，其中又以财政制度为甚。

从雍正设立养廉银开始，近一百年间，物价飞涨了好几倍，而官员的工资待遇却一直未变，在这种情况下，贪污就成了大多数官员的主要生活来源，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永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却坚决发对加赋，因为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不加赋也不要紧，从其他方面增加收入也可以，比方说发展工商业，解除矿禁，让民间力量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等等。

但这些他都不许，嘉庆说：朕广开言路，不是广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于是，嘉庆皇帝治理财政困难的方针就成了大力提倡节俭。

可惜，这种做法，早已证明作用不大。

前期的嘉庆还只是在大事上遵循祖制，后来逐渐演变为无论大事小情均要“法祖”，死都要按“实录”办事。

比如，嘉庆二十年，礼亲王家仆犯了错，被礼亲王囚禁在私室，严刑拷打，极其残忍。嘉庆听说后，将礼亲王削去爵位，关押进宗人府。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嘉庆就在翻阅《实录》时发现了“祖例”，当时平郡王骄纵跋扈，无缘无故打死平民，还折断了两个百姓的胳膊，但康熙仅是将其削去爵位，并未将其收押。

于是，嘉庆觉得：礼亲王的罪比平郡王轻得多，不应该被监禁，所以“敬承家法”，临时改判，释放了礼亲王。

嘉庆二十四年，文颖馆走水，太监们吸取了此前天理教趁火灾混入紫禁城的前车之鉴，并未打开宫门求援，而是自发组织救火，最终成功的将火势扑灭。

照理说，太监们反应迅速，没让火势蔓延，且杜绝了意外事件的发生，嘉庆应该嘉奖才对。然而，他又从《实录》中找到了老祖宗关于救火的旧例：凡内宫出现火灾等意外情况，必须在第一时间打开宫门，让值守宫外的卫士参与救火。

就这样，嘉庆根据《实录》，追查了当日值守的太监，处罚了守门的侍卫。

可以说，就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照章办事的原则，使盛世之后的大清迅速走向衰落。

嘉庆是一个好人，后来的道光、咸丰、乃至同治、光绪也都不是骄奢无道的昏君。

比如道光，他在位时期，一直关心朝政、亲力亲为，并且他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特别节俭。他的衣服破了就打上补丁，缝缝补补之后继续穿。过寿辰宴请大臣，也只是一人一碗长寿面。

咸丰帝亦是如此，他为挽救时局，两下《罪己诏》，面对西方列强，一度试图留下来，“鼓舞士气，团结军民”，与侵略军决一死战。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清军在几次保卫战中败得一塌糊涂，甚至连一次像样的战斗都没有。

大清已经烂到骨子里了。

他们虽然为此痛心疾首，但都是做了一些缝缝补补的工作，多年的皇子教育，和平的权利交接让他们失去了变革的勇气。

唯一一个历经磨难的光绪，在手中无权，事事被挟制的情况下，还怀揣着一个恢复往日荣光的梦想，实施了改革，虽然仅有百日，但相比他的前几位祖宗已经具有了足够的勇气和魄力。

清朝确实没有一个昏君，但从乾隆开始，就基本全是庸君，他们虽然私德良好，但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是平庸的人，不能成大事的人，在千年不遇之大变局前，最关键的不是勤奋，也不是仁爱，更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

而这正是和平交权所带来的最大弊端。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温室里的花朵就算有人工制造的风雨，也难以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