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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人民解放军各部进藏部队，分别自西康、云南、新疆、青海陆续向西藏开进。

十八军遵照西南军区的指示，决定实施梯次进军。

在主力部队出发之前，军部首先派出了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以下简称先遣支队）。先遣支队由王其梅任司令员兼政委，陈竞波任参谋长，顾草萍任副参谋长，林亮任政治部主任，罗家镐任供给部长，徐淡庐任联络部长，平措旺阶任民运部长。

先遣支队于7月25日离开昌都，向拉萨进军，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土登列门同行返藏。

这支配有统战、公安、宣传、外事干部和文工队、警卫连等共400余人的先遣支队，主要任务是先期向拉萨进军，了解情况，宣传协议，筹集粮草，为后续部队进入拉萨做准备。

先遣支队一路拜访头人，接触群众，进行文艺演出，宣传协议精神。先遣支队在向拉萨进军中，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夏贡拉、鲁贡拉（即东、西大雪山），穿越人烟稀少的“穷八站”，所经之地，空气稀薄，冰天雪地，道路崎岖，自然环境恶劣，途中曾一度断粮，阿沛以其在太昭附近庄园的存粮，为先遣支队解决了部分急需的粮食。

指战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历经47天，跋涉1000多千米，于9月9日进抵拉萨。这一天是藏族的“雪顿节”。

先遣支队进入拉萨市区时，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拉萨市的藏族同胞身穿节日盛装，喜迎到来的第一支人民解放军队伍。先遣支队以其严整的军容和严格的军纪，给藏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21日，第十八军正式发出向拉萨等地进军的命令。

命令规定了军直、一五四团、五十二师师直、一五五团进军梯队的编成，出发时间，进驻地区及各部任务。

10月8日，贺龙、邓小平致电张国华、谭冠三并告张经武、王其梅：

“关于入藏部队之驻地问题，经我们请示军委，规定你们进去的六千部队，应以三分之一（约两千人）开赴日喀则、江孜、亚东地区及日喀则、拉萨中间地区。

这支部队可同意阿沛意见，不经过拉萨，直接或绕一点路开赴驻地。另以三分之一（约两千人）驻拉萨及附近。其余三分之一则驻拉萨、太昭之线。这样分布，既照顾拉萨当局情绪，又利于我们进行农业生产。”

前方指挥机关（简称“军指”）和西藏工委机关、入藏地方干部及军直各分队共2500余人，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率领下，于8月28日离开昌都，取道“小北路”，经丁青、沙丁、桑达本贡、墨竹工卡向拉萨进发。

一五四与军直同为第一梯队，该团在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率领下，于9月7日从边坝出发，取道“中路”，经嘉黎、太昭、墨竹工卡向拉萨挺进。

团主力于10月6日进至墨竹工卡，与第三营会合。10月7日，该团主力抵德庆。10月16日，第三营进入拉萨市区。

10月21日，第十八军军部、西藏工委机关到达德庆，与先期到达的第一五四团会合。24日，军直部队与一五四团抵拉萨东郊。26日，十八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三大寺的活佛、堪布、藏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欢迎。

拉萨全城红旗招展，鼓号齐鸣，哈达纷飞，街道两旁，楼顶上下，人山人海，争相目睹这一盛大的历史场面。

第二梯队——五十二师师直及一五五团、军炮兵营，由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于10月2日、5日分别由昌都出发，经洛隆、边坝、沙丁、嘉黎，于11月7日前后到达预定地区；师直进驻太昭，一五五团进驻沙丁、嘉黎间的嘉雪奔噶（现比如县白噶区）、桑达本贡一线，军炮兵营进驻太昭以西的金达，就地开展地方工作。

这次高原行军，军需、粮秣、物资除有限的骡马随队驮运外，大部由干部战士背负。为了多带粮食，必须加大携行量。战士平均负重40公斤，最多达50公斤，爬雪山，涉激流，风餐露宿，异常艰苦。

第一梯队尤其艰苦，总计历经110多天，穿越横断山脉，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雪山12座、6000米以上的雪山4座；横渡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小江河数十条，跋涉1500千米，胜利进抵拉萨。

随后，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部署，进藏各路部队进驻后藏重镇及边境要地，实现战略展开。

一五五团一营于1951年秋进军则拉宗，1952年1月进驻山南隆子宗。一五四团在拉萨稍事休整后，除第三营留拉萨担负警卫任务外，由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率团直和第二营，副团长顾草萍率第一营，分别于11月15日进驻江孜、日喀则。

1952年4月，五十二师师直和一五五团主力进驻墨竹工卡、太昭一线。7月，一五四团进驻亚东。

1951年7月6日，西北局决定由范明、慕生忠、牙含章、白云峰组成中共西北西藏工委，范明任书记。

根据中央8月1日电示，西北西藏工委进藏时命名为十八军独立支队（简称独支），范明为司令员兼政委，慕生忠任副政委(进到黄河沿后，慕生忠任政委)。

8月22日，在范明率领下，十八军独立支队1100余人，带骡马528匹，骆驼牦牛7850头，驮载粮食物资，分为两个梯队，从青海香日德出发，踏上进军西藏的征程。计晋美率领的班禅堪厅先遣工作队200余人同行。

独立支队穿过黄河源头的沼泽地和长江源头的通天河，翻越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历经无数艰难困苦，行程1400余千米，历经102天，于12月1日进入拉萨。

由云南入藏的第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六团部队，早在昌都战役结束之后，即留驻察瓦龙地区之扎那、门工一带准备入藏。

1951年6月初，由该团第一营副教导员张达德率第一连一个排和藏语翻译、医务人员共60多人组成的先遣队，从扎那出发，于8月30日进驻竹瓦根。团长高建兴率第一营、团机炮连和一个工作队共600多人于8月22日于扎那出发，于9月20日抵达竹瓦根，同先遣队会合。

竹瓦根至察隅100余千米，头年秋天发生过强烈地震，原有的道路大部被毁，人马通行甚为困难。9月22日，高建兴率团机关部分人员、工作队和第三连进军察隅。沿途搭人梯，拴绳索攀悬崖，登峭壁，搭独木桥，编结竹绳作溜索渡激流险滩，历尽艰辛，按上级规定的时间，于10月1日胜利进驻察隅。

1951年底，经上级批准，以一个排进驻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北侧的沙马，一个排进驻竹瓦根以南的中缅边境中国一侧，建立起国防前哨阵地。

由新疆进入西藏的独立骑兵师后续部队和机关人员280余人，在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子明带领下，于1951年5月6日自南疆的于田出发，艰难跋涉千余公里，于28日到达阿里改则的扎麻芒保，同李狄三率领的先遣连会师。

扎麻芒保环境异常恶劣，荒无人烟，没有粮食，只能猎野物，生活极为艰难困苦。在李狄三和连队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下，先遣连克服严寒、饥饿和强烈的高原反应，在海拔4500米的雪原上拼搏坚持。后续部队赶来时，他们已在此坚持了270多天。

由于高原严重缺氧，常年吃不到新鲜蔬菜，营养极度缺乏，加之缺医少药，先遣连有63名干部战士因病殉职，长眠在阿里高原上。

李狄三患了严重的高山病，生命垂危，当见到安子明并汇报完先遣连的工作后，即溘然长逝，年仅37岁。

6月5日，安子明率部从扎麻芒保出发，10日后进抵喜马拉雅山脉北麓、阿里东南边境的普兰宗，留一个连驻普兰之后，率部继续前行，于8月3日到达阿里首府噶大克（现噶尔县）。

在副团长安子明率部进藏的同时，该团营长贺景福率一个连追击从新疆、青海等地逃窜到阿里地区的乌斯满土匪，于7月经扎麻芒保进驻日土宗。

1952年2月，以这4个连队为基础，组成阿里骑兵支队，安子明任支队长兼政委，贺景福为参谋长，高峰（西藏军区派去）为政治处主任。10月，组成以安子明为书记的阿里分工委，担负起驻守阿里边境和经营阿里地区的任务。

至此，历时两年之久，历经千辛万苦，战胜重重困难，按照预定部署，人民解放军进藏各路部队进驻拉萨，以及昌都、太昭、江孜、日喀则、亚东、黑河、倾多、隆子、察隅、噶大克等西藏重要城镇和边防要地，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实现了中国大陆领土的完全统一。

同时，为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巩固西南国防，逐步在西藏各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部队进驻拉萨以及边防要地后，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成立西藏军区一事提上日程。

1951年10月30日，西藏工委向西南局、西南军区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必须先成立军区，以便处理警备、交通、补给等事宜。

军区副司令员可以从拉鲁与阿沛中选出一人。

第二天，西南局、西南军区即作了批示：西藏军区名义以早日公布为好，但须先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好，确定了副司令员之后，才能公布。批示要求，设立军区机构不应庞大，以短小精干为原则。

其实，成立西藏军区的事，早在十八军进军拉萨之前，西南局、西南军区已经原则明确。

因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制度和传统做法，每当一个省或大的地区解放后，都要随即建立军队的统率机构即军区，以实现对当地军事工作的统一领导。全国各省区都已如此。解放较晚的西南大部分省区，包括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贵州、云南、西康，均分别于1950年春成立了军区。各军区领导人一般都由当地驻军最高首长兼任。

西藏军区属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其领导人除选十八军和十八军独立支队的主要负责人外，还需配备藏族副司令员，以利于团结争取西藏上层人士。

西藏工委上报成立西藏军区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拉鲁·次旺多吉和阿沛·阿旺晋美两位藏族副司令员人选，均为西藏地方政府噶伦。

昌都战役后，拉鲁同十八军前线部队有过书信联系，表示愿意同解放军合作。而阿沛则已接受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在谈判中做出了贡献，属于上层中的爱国进步人士；但他担任噶伦时间较短(1950年5月开始)，在藏军中的影响较小。上报的这两位人选，随即得到西南局和中央的原则同意。

随后，西藏工委就两位藏族副司令员人选问题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协商。

西藏地方政府先是于11月25日举行有噶伦、孜本、仲译钦波参加的官员会议，后又分别于12月21日、26日举行有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西藏工委领导参加的司曹与噶伦联席会议。

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先是说军区（藏族)副司令员只设一名就够了。尔后又说，藏军数量少，副司令员职务不重要，无须从噶伦中选任，可在官衔低一级的扎萨或台吉中挑选就行了。

到会的众噶伦慑于其权势，多不敢在会上明确表示态度。两司曹公开抵制藏族副司令员的选定，实质是反对成立西藏军区。

12月28日，张经武、张国华会见DALAI喇嘛，征求他对副司令人选的意见。DALAI表示同意阿沛担任副司令员，而不同意拉鲁。至于阿沛之外的另一个人选，他还须同身边的官员商量后才能表明态度。

1952年1月11日，DALAI和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正式表明同意阿沛和饶噶厦二人任职。

至此，有关西藏军区藏族副司令员人选问题，经过两个多月反复协商终于告一段落。

西藏军区成立后，根据中央军委1952年3月7日关于全军兼军区部队即撤销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十八军番号即行撤销。第十八军后方部队于1953年2月改称西藏军区后方部队。

1952年3月7日，中央确定张经武留藏工作，并调整了西藏工委的组织确定张经武任书记，张国华任第一副书记，谭冠三、范明分任第二、第三副书记。

西藏工委陆续建立了拉萨市委和昌都、日喀则、江孜、阿里、黑河等分工委。当时由于情况特殊，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党组织不对外公开，一切均以人民解放军驻当地部队的名义开展工作。

如西藏工委对外名义称“独支”，拉萨市委对外称“先支”，江孜和日喀则分工委，对外均以五十二师师部和指挥部的名义等。

西藏军区的成立，西藏工委在拉萨及各地区建立分支机构和开展工作，标志着进军西藏任务的胜利实现。

然而，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人民解放军入藏不久，1952年春，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势力就制造了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想趁进藏部队初到拉萨，立足未稳，把人民解放军赶出西藏。

所谓“西藏人民会议”，是1950年底DALAI喇嘛出走亚东期间，在司曹鲁康娃等人的唆使下，由阿乐群则等一些反对祖国统一的商人和寺庙的中层僧人拼凑起来的反动组织。

1951年8月DALAI从亚东返回拉萨时，经噶厦批准，该组织以合法身份编入迎接DALAI喇嘛的行列。由于西藏从来没有群众组织欢迎DALAI的先例，因而该组织名声大噪。

随后，他们公开打出“人民会议”的旗号，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有计划、有步骤地制造骚乱，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1951年11月，鲁康娃、洛桑扎西以分裂分子为骨干成员，指使一些商人和社会闲杂人员，组成所谓“人民会议”请愿团，呼喊反动口号，企图阻挠《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

1952年2月15日，西藏军区召开成立后的首次办公会议，提出讨论了成立军分区，改编藏军，在藏军中进行《十七条协议》的教育，并悬挂国旗，以及部队生产建设等任务。这些任务得到包括阿沛、饶噶厦两位藏族副司令员在内的所有到会军区领导人的一致赞同。

按照协议精神，以上各项应与地方政府协商取得一致。

会后，两司曹改变了与中央代表和军区领导当面对撞的做法，转而暗中纵容支持“人民会议”的活动。

就在这个时候，逗留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和DALAI的二哥嘉乐顿珠，先后从印度返回拉萨。

嘉乐顿珠曾就读于南京，南京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同国民党反动分子来往甚密。他们在印度期间与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策划反对中央。他们回到拉萨，使稍有收敛的“人民会议”非法活动急剧升温。

在他们和两司曹的唆使、煽动和支持下，伪“人民会议”多次开会，拟定了一份“请愿书”。

伪“人民会议”借此机会发难，拉萨市区公开散发、张贴“请愿书”，组织一些人示威游行，叫嚷“汉人的军队滚出去”。

面对骚乱，工委、军区一方面立即向中央汇报、请示，另一方面积极应对。

从3月31日至4月4日，短短几天内，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身份3次致函DALAI喇嘛，要求噶厦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非法活动，维护社会秩序。

与此同时，工委、军区也在军事上做了应变的准备，增强兵力至拉萨附近，机关、部队生产人员返回市区，严密防范，准备自卫。

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深刻分析西藏的形势，着重指出：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DALAI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

“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引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

中央这一重要指示，不仅为处理伪“人民会议”事件指明了方向，也确定了西藏工委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

遵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指示精神，工委、军区进一步在政治上发动攻势。8日，张经武冒着生命危险，仅带翻译、保卫干事和警卫员各1人，进入藏军密布的布达拉宫，同DALAI面谈，要求DALAI尽快制止骚乱。

13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再次带着翻译和警卫人员登上布达拉宫，向DALAI严肃地揭露了两司曹破坏协议、策动骚乱的罪行，提出撤销两司曹职务的要求，并严正表示：

“从即日起，本代表不再承认两司曹职务，不再和他们商讨任何问题。”

随后，张经武多次同噶伦、仲译钦波和孜本等西藏主要上层人物开会，揭露了两司曹破坏协议、策动骚乱的罪行。

经过20多天尖锐的政治斗争，4月27日，DALAI终于下令，撤去两司曹职务。随着两司曹的撤职，形成了DALAI喇嘛直接领导噶厦的格局。随后，在中央代表的督促下，噶厦又拘捕了50多名伪“人民会议”分子。5月1日，军区和噶厦联合发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然而，对于藏军的改编，却一直迟迟未能进行。藏军6个代本约4000人的部队，一直保留到1959年参加全面武装叛乱。伪“人民会议”的活动没有停止，只是由公开转入隐蔽。

随着两司曹的撤职和伪“人民会议”骚乱的失败，索康噶伦等反动上层分子转而采取两面派手法对付共产党、解放军。

他们表面上与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合作，暗地里与境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准备力量，等待时机。

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是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反动上层各种或文或武或公开或隐薇的企图破坏协议的非法活动中较为突出的一次。

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的平息，是我人民解放军与西藏分裂势力的首次公开较量，自此，人民解放军才算在西藏基本站稳脚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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