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菲

“阿萝小时候，每天要来桥上玩，她喜欢看鱼，见了鱼，啊啊啊快活地叫。”在晌午，严春推一辆推车，来到河边，对车上裹着脸的人说。

桥是木桥，四块栲木板拼一块桥板，桥板和桥板用铁索连接在一起，钉在木墩上。木墩用松木，以“人”字形撑起来。木桥有五个木墩。

河面的映光漂上来，黑亮的白色。“阿萝六岁就会下河摸虾了呢。”推上桥的时候，严春的说话声特别大。他说一声，河边槐树上的鸟雀，会啪啪啪，惊飞一下，在树四周，飞一圈，回到树上。喊一声，他站一会儿，看看四野。四野褐黄得浓烈，溢出稀稀的青蓝色。河水直溜溜而下，也听不见水声。若是夏天，紫壳蝉翘起尖尖的尾部，贴在桑树上，吱呀吱呀，让旷野陷入巨大的寂静。若是冬天，冷风从河面扑上来，像一条饥饿的蛇。“阿萝走路比大人走得还快呢。撇着脚跑。”他又说了一声，缓了缓神，看看推车上的人，嘀咕一句：“你想睡了？”

到了对岸。对岸是西瓜地。瓜地有二十多亩，瓜棚四季耸立。瓜棚搭在一个方柱形的木架上，高高的，像个哨站。守瓜的人，站在瓜棚的檐廊上，也喊一声：“严春叔，又推车出来晒太阳了？”

晃一晃手上的水壶，严春说：“今年又出很多好瓜了。”

他推车返身下了桥，沿着河堤往下，走一华里的碎石路，到了橘子林里的家。

橘子林，有十几年了，青油油的绿。他的房子是一栋三层半小楼房，也是这几年才修的，以前是老式石头房。厅堂挂着莲花状的灯具，右边的墙壁上，挂着一件开着荞麦花的红短袄。

短袄是阿萝的秋衣。阿萝是严春的女儿。1983年腊月初八早晨，在乡政府守门房的白劳提一个竹篮，冒着噗嗤嗤的雪花，到严春家，说：“这里有一个闺女，想想，你适合收养。”严春是个老鳏夫，因右半边脸结青墨色的胎记，左腿有骨髓炎，三十四岁了，还说不上媳妇。村里人背地里叫他阴阳脸。白劳是严春的堂叔，一直在乡政府做杂工。严春掀开篮子里的棉包被，是个女婴，肥嘟嘟的脸，浓眉，厚耳朵。女婴闭着眼睛吐口沫。

看了一眼，严春便抱起了婴儿，说：“阿有福，阿供佛祖一样供着她。”（注：上饶市中北部方言，“阿”指“我”）白劳从篮子里摸出一张写在草纸上的纸条，说：“这是孩子的生辰八字，孩子是腊月初一出生的。”严春不识字，捏着纸条，问堂叔：“孩子叫什么名字？你给孩子取个名吧。”

雪一直在下，落在门前萝卜上，像萝卜开出的白花。萝卜花是迎春的花，春日来临，暖阳初照，萝卜花一畦一畦开起来，河滩如春雪徐降。白劳看看飞舞的白雪，说：“叫阿萝吧，天越冷，萝卜越甜，孩子是个萝卜命，有你这样的人收养她，她有福了。”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常有弃婴在凌晨被搁在乡政府门口。弃婴大多是女婴，放在竹篮子或小箩筐里，摆在过廊的长板凳上，用包被包裹着，放几块钱，放一张写有孩子生辰八字的红纸。有的被过路人抱走，有的被卖菜人抱走。要抱养孩子的人，私底下，会跟看守门房的人说一声。严春也跟白劳说了好几次。白劳留心着，说要抱养可心健康的孩子，少灾少痛的。阿萝才七天，要喝奶，憋着通红的脸哭了一个上午。到了中午，严春抱着孩子，找奶吃。村里有三个奶孩子的妇人，有奶多了的，喂给阿萝吃。

河对岸有个小村，叫彭家坞，十几户人家。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刚夭折了得肺炎的孩子，奶水旺。正月，严春拎了一个白糖包，抱着孩子认妇人作奶娘。妇人也答应了。严春抱孩子去彭家坞，一天吸四次奶。奶娘对严春说：“奶娘钱，一个月十五块，别人是这样收的，你收阿萝不容易，我一个月收十二块钱吧。”严春是个无依无靠的人，父母早过世了，说：“阿一个种田的，钱没来路，这样吧，阿一个月给你做七天的工，割稻栽秧耙田，阿都会，你头天说好，阿第二天来。”

过木桥，沿河岸往上走半华里，绕过一个半月形的荷塘，便到奶娘家。吸了三个月的奶，每次到了桥头，阿萝会看着荷塘的大枫树，咯咯咯地笑。初春多雨。雨绵密细长，抽丝一般。严春穿一件黄蓑衣，戴一顶大圆斗笠，抱阿萝去吸奶。早上一次，临近中午一次，傍晚一次，临睡前一次，一天来回走四次。夜深了，严春一只手抱小孩，一只手打一个灯笼，去奶娘家。严春踮着左脚，一脚深一脚浅，来回一次走三里多路。路上，牛筋草丛生，脚踩下去泥浆溅上来。

芒种了，田里的事多。耖田打秧，他把阿萝背在胸前，像一只袋鼠。割油菜了，他把摇篮板车拉到地里。阿萝饿了，哇哇哇哭起来，他把竹筒里的咸米汤，一勺子一勺子地喂阿萝吃。阿萝张开嘴巴吃，他也张开嘴巴。村里人都说，阴阳脸真是个细心的人，是烟囱下来的灶神。

断了奶，阿萝会走路了，撇着脚，鸭子一样，左摇右晃。严春出门做事，把阿萝架在脖子上，阿萝抱着严春的头，荡着小腿，骑马一样。

六岁的阿萝，会做饭了，站在矮板凳上，踮起脚尖，靠着灶台烧饭。烧好了饭，跑到桥头喊：“爸，爸，吃饭了。”严春在河滩上做事。他的沙地在河滩。他种了甘蔗，种了花生，种了荸荠。这些都是阿萝喜欢吃的。

八岁的阿萝会上街卖泥鳅了。街离村子有五华里。阿萝提一个瓦罐，沿饶北河边的樟树林往上走，卖了泥鳅回村小学上课。泥鳅是田沟里扒的。她家门前是开阔的田野，田沟横七竖八。田沟里有扒不完的泥鳅，她放了学，去扒泥鳅，扒到晚边，可以扒三两斤泥鳅黄鳝。

村里的妇人水花，守寡三年多了，几次在机米厂机米，对老德师傅说：“阴阳脸真是一个善人，吃了那么多苦，把阿萝带大，孩子教得好，有适合的女人嫁给他，也是有福的。”老德师傅说：“他一张阴阳脸，看着吃不下饭，腿也不方便，人是个难得的好人。”水花说：“看惯了，也就习惯了，腿使不上力，又不要担不要驮，有板车有手扶拖拉机，哪要得了那么大力气。”老德开机米厂，开在村委会背后的大晒场，六年了。村里人都来这里机米。老德为人和善，爱喝点小酒，酒糟鼻红红的。他看看水花，露出烟牙，说：“是不是我有媒酒喝了，要不要我去说一声。”水花把手插进米堆里，掏了一把白米，说：“好米不一定出得了好饭，人家不一定看得上我呢。”

过了半个月，严春来机米了。老德师傅说：“严春啊，阿萝才这么大的孩子，我看了看，她这一拨，她是村里最懂事的孩子了。”

“是懂事，帮阿做好多事呢。是阿福厚。”严春说。

“你也可以考虑找一个女人。凡人都会老，人老了抵不上翻毛猪，得有个伴。”

“哪个女人会愿意上我的门啊，屋里空空，桌上两个碗，狗都不来阿家里找骨头吃。”

“水花怎么样，做事是一把好手，她孩子也十五六岁了。她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人是好人，她哪会看上阿。阿也没这个能力，养一个家啊。”

“她有手有脚，哪要你养啊。你是可靠人，她安心。”

“阿萝是个没妈的孩子，命苦。哪个女人做了阿堂客，对阿萝不好，阿就有罪孽了。”

“水花可不是那样的女人，她有意和你一起生活。”

“有自己孩子的女人，都会偏心的。一碗水，哪端得平呢？阿也端不平。”

机了米，严春拖着板车走了。老德师傅站在机米厂门口，看着严春晃脚的身影，叹了一口气，嘀咕了一句，这也是一种人，上门的老婆不要，死心塌地养着别人的孩子。

1995年，阿萝去了郑坊中学读书。学校有一条幽深的弄堂直通大街。严春在街口摆补鞋摊。早上，他骑一辆带雨篷的脚踏三轮车，拉上补鞋机，带上阿萝去学校。他戴一顶麦秸帽，弓着腰蹬车，裤脚用布条扎起来，塞在鞋缝。他脖子上，挂一条蓝毛巾，蹬几百米，抹一下脸。傍晚，又把阿萝带回来。白天，他撑一个印有“雪花啤酒”的遮阳棚，坐在街口，摆上补鞋机，靛青围裙扎在腰上，裙布盖在膝盖上，用锉刀锉鞋跟，给鞋跟钉铁片。中午吃的是他自己带的。他有两个铝饭盒，一盒饭，一盒菜。阿萝从学校打一搪瓷碗热饭来，和他一起吃菜。街口有卖辣酱的，卖葱油饼的，卖日用竹器的。街口摆摊人，见他吃饭，笑笑。他也笑笑，鼓鼓的嘴巴包着饭，用筷子，指指吃饭的阿萝，说：“这是我南妮，叫阿萝，在中学读书呢。”南妮是女儿的别称。听的人回一声：“我知道，你说过好几次了，好俊的南妮。”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郑坊镇治安很乱，有一批初高中毕业生，无处就业，也不愿回家种田，整天在街上混，偷鸡摸狗打架勒索，什么事都干，成了社会上的痞子。痞子一般留长头发，吹一个爆炸头，穿牛仔裤花衬衫，手腕上有“出人头地”的蓝色刺青花纹。痞子也叫长毛。长毛是一伙一伙的，有帮派，分斧头帮和长刀帮。各帮有各帮的头，叫帮主。一个帮，有二十几个人。斧头帮和长刀帮也会打群架。打架之前，下战书，战书是口头通知，约好时间地点。打架地点一般在汽车站。汽车站前，有一个广场，停靠过往车辆。过往车辆很少，广场空阔，侧边有了饮食摊点。他们打架，不带刀具，用拳脚，帮主和帮主打一架，分胜负，再打群架。广场是黄泥地，地上有积水，群架结束，个个满身泥浆。他们打个赤膊，在饮食摊围坐在一起，喝啤酒，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长毛是一群有“特权”的人，看电影不买票，坐车不买票。电影院验票的人，看长毛的架势，自动让出门口过道。长毛进门，打一个响指，表示感谢。卖车票的人，见了他们，问一句：你们一起几个人？在饮食店吃饭，长毛记账，到了年底，付一半。店主也不敢催钱。

一个长毛帮，有十几辆摩托车，两人坐一辆，呜呜呜，从上街开到下街，又从下街开到上街。摩托车也是偷来的。他们去村里打狗，见一条打一条，打死拉走，一分钱不付。

长毛喜欢去学校，看女学生。学校放学了，长毛守在门口，搭讪。搭讪三五次，和女学生混熟了，请去饮食店，吃锅贴吃馄饨吃汽水，吃个三五次，女学生再也不愿上学，和长毛混在一起。放学的时候，校门口响起一片口哨声，嘘嘘嘘。搭讪不了的女学生，长毛开始找茬，让她上学不得安宁。

一个住在上街的长毛，看上了读初二的阿萝，守在校门口，有半个多月，搭讪不了话。他开始找茬，威胁阿萝，说：“我停在学校里的摩托车，车胎被你扎了三次，你得陪摩托车胎。”

阿萝说：“我扎你车胎干嘛？”

“你看我不顺眼。”

“你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看你不顺眼啦？”

“你看我不顺眼，因为我想泡你。你看我这么帅，你自卑。你自卑了，就扎我车胎，想我找你啊。”

“不要脸。”

“你就喜欢不要脸的人。你喜欢不要脸的人，我就不要脸。”

阿萝捂着脸，哭着，跑开了。

学校也不敢出面找长毛，装聋作哑，长毛越发肆无忌惮。之前有过一个县城来学校工作的陈智理老师，见班上两个女学生和长毛混在一起，找到长毛，说：“你们太不道德，找女学生，会害了她们一辈子，她们不懂事，你们祸害女学生，和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长毛约了几个人，在陈老师去河里游泳的路上，用布袋套在陈老师头上，暴打他。陈老师被打得鼻梁断了，全身淤肿。学校去派出所报了案，长毛在看守所蹲了三天，处罚三百块钱，赔付了六百块钱医药费，便结案了。

学校再也不管长毛来学校骚扰的事了。

几次吃饭，阿萝都显得心事重重，一直扒饭吃，也不夹菜，也不说说笑笑。严春看出来了，问她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考试成绩不好，挨批了。问这问那，都没个应答。无论怎么问她，阿萝都是摇头，眼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上课了，严春去了学校，找到阿萝班主任。班主任一脸惊讶。

晚上，吃了饭，阿萝作业也不做。严春说：“南妮呀，我守一个补鞋摊，风里来雨里去，就是想你安安心心读书，你有什么话不可以跟我说呢？”

呜呜呜，阿萝哽咽了起来，说：“上街开五金店家的长毛，找我五六次了，叫我和他去吃饭，我不去，他威胁我，说要杀我。”

“他敢动你，阿有苦果子给他吃。”严春说，“你不去搭理这个长毛贼，他以为他是长毛贼，别人会怕他，阿才不怕他。”

第二天上午，严春补鞋摊也不摆，磨了锉刀，去了上街五金店长毛家。开店的人，是长毛的爸爸。严春对长毛的爸爸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长毛的爸爸说：“我这个儿子，我也没办法管教，以前也是听话乖巧的孩子，初中毕业了，和下街的白麻混了两年，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除了睡觉，我连他的鬼毛也看不到一根，他只听白麻一个人的，我说死了，他也不会听一句，这个事还得你自己去了。”

白麻是长刀帮的帮主，家里开水泥店，有钱。白麻长得高大魁梧，会拳脚功夫，满头少年白。严春在汽车站广场，找到骚扰阿萝的长毛。长毛正和白麻打台球，三个人在边上看。广场东边有十几张台球桌，长毛们常聚在这里，赌桌球，一包“桂花”烟赌一场。

正是初秋，天气有些闷热。广场上，也没几个人。太阳白花花地晃眼。严春也不知道长毛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姓汪。严春对长毛说：“后生人，阿叫严春，在街口补鞋子，阿萝是阿南妮，还是个学生，你不要去找阿萝了。”

长毛扑在桌上，杆子在击球。他侧过身，回头看见了一张半边胎记的脸。他站直了身子，用杆子敲敲严春的肩膀说：“我就是要找她，你想怎么样？”

“阿是个半瘸的人，杀鸡都不敢。但谁敢动阿萝，谁会死。”严春脱下自己的草帽，说：“别人叫阿阴阳脸。阿打了一辈子瞎目光棍，阿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女儿。”

“你敢威胁我，只有我威胁别人，你算什么东西。”长毛说。

“阿找过你爸了，你爸说，他管教不了你，你只听白麻老板的话。白麻老板也在这里，白麻老板，你说一句话。”严春转过脸招呼了一声白麻，“你们做什么事，兴风作浪，和阿无关。但阿的南妮，你们别打主意。”

“你个补鞋的瘸子，敢跳到我头上来了，动了女儿，你又想怎么样？你越叫我不要动，我越要动她，等下放学了，我们就去找你南妮，看看你敢怎么样。”白麻翘着嘴巴，叼着烟，“这个世道变了，瘸子也敢来挑衅我白麻了。”

“阿打架也打不过你，别说你白麻老板了，你的吊刀（吊刀是跟班的意思），阿也一个打不过。”严春从裤兜里摸出一把亮晃晃的锉刀，说：“阿是短刀，你是长刀。这样，你捅阿一刀，阿捅你一刀，直到捅死了人为止。”

严春扒开自己的长裤，露出干瘪的左上腿，指着大腿肉说：“白麻老板，你先来，捅这里，你没带刀，阿把刀给你。”说着，严春把锉刀递给了白麻。

白麻看着严春皱巴巴的脸，说：“没见过你这样找死的人，捅死你，和捅死一条狗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狗没被你捅死，狗不会捅你。你没捅死阿，阿会捅死你。阿捅不死你，阿会向你全家投毒。毒不死你全家，你以后会有小孩，阿可以捅死你孩子。你捅死阿，你也死。你捅不死阿，你孩子以后肯定被阿捅死。”严春握着锉刀，扎进自己的腿肉，血射出来，射到自己脸上。严春扔下锉刀，说：“就这样捅，阿一下子也不会手软，要不白麻老板，你也来一刀？”

白麻傻眼了。严春捡起锉刀，瘸着腿，走了，头也不回，也不看他们一眼。

1998年，阿萝初中毕业，考上了上饶县第一中学。严春在离学校两华里的红心家具厂，谋了看门房的差事。他骑一辆轻便自行车，给阿萝送中晚餐。阿萝住校。他提着饭盒，在铁栅栏门口等阿萝。他远远地看见阿萝，从树丛背后的斜坡走下来，他便开始向她挥手，叫着，南妮，南妮。他是学校里最出名的家长，因为他有一张与众不同的脸，因为他餐餐送饭。学校看门房的人，开学一个星期之后，便认识他了。下雨了，他也缩在大门下的雨廊里，用布袋兜着饭盒，佝着身子，眼睛瞧着树林。看门人见他这个样子，招呼他到门房坐，他也不进去。

家具厂的门房只有八平方米。一张办公桌靠窗户摆着，桌上有一个开水壶，一个喝水的大瓷器杯，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夹着出货单。一张矮柜挤在墙角，柜子里放着他的衣服和被子。在门房的后边，他自己用木板和石棉瓦搭了低矮的厨房。严春没有睡觉的房间，睡在门房里。木椅子对着木椅子，上面搁一块门板。他睡在门板上。但门板太短了，脚伸不直，他便靠着椅子睡，被子裹在身上。冬天，风大，呼呼往门房溜进来。厂长见他冷得睡不着，眼睛酸红，给他买来一个电取暖器。家具厂是个新厂，有几块地还空闲着，严春挖了荒地，种上菜蔬。厂里的工人，知道这些菜蔬都是时鲜菜，无农药化肥，下班的时候，买几把回去，把三两毛钱放在门房办公桌上。厂长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吃苦肯干。厂长见严春是个心善的人，做事踏实，说话诚恳，也格外关照严春。厂长会带一些水果、腊肉、干粉丝、鸡蛋、霉干菜，给严春，说：“像你这么有心培养南妮的人，不多见，以后南妮考上了大学，我要多喝两杯喜酒。南妮是我们厂职工子弟，为我们厂长脸了。”

家具厂对面金阳光小区，有一栋三十层的高楼，有一个中年男子住在十六楼，很喜欢吃严春种的蔬菜。时间久了，严春知道他姓廖，在火车站开了货场。新菜出来，严春用门房电话打给他：“廖老板在戚里吧？要不，阿把白菜拎上来？”（注：戚里，上饶市中北部方言，指家）

严春说不来普通话，街腔（即上饶市区方言）里又夹杂了大量饶北河流域方言，一般人听不懂。廖老板说：“半个小时后，我下去取吧。”

廖老板上午很少去办公室，每次下来取严春的菜，会抱一个西瓜或甜瓜下来，要不也带点苹果或橘子。辣椒、茄子、菠菜、菊花菜、萝卜、白菜、生菜、油麦菜、扁豆、四季豆，严春都顺着节气，种了。

严春看着瓜，说：“抱西瓜阿吃，几不好啊，咱家吃啊，不要得客气。”说了几句客气话，中年男人也不问严春姓什么，拍拍手提着菜走了。

在家具厂看守了三年的门房，阿萝读了高中，考上大学。厂长买来箩筐圈大的长鞭炮，两大箱烟花，在厂门口，噼噼啪啪，放了十几分钟。

阿萝考上赣南师院，全村都知道。严春带着阿萝，回到了饶北河边的石头房里。

“苦了这么多年，严春算是熬出头了。”邻居说。

“村里一共出了六个大学生，严春家出了一个，真不容易。为村里争了光。”村主任掰着手指头算：“赖家一个，余家一个，周家一个，全家两个，阿萝是第六个。”

“只要子女有出息，蚯蚓也会变成蛇。再无用的人，都不要看扁了他，说不清哪一年哪一代，有人翻了身。说无用，村里还有人比阴阳脸无用？老婆讨不上一个，一爿瓦房有半边是漏的，泥埋到胸脯了，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谁敢瞧不起阴阳脸呢？”有人这样议论。

开学了，阿萝去了学校。严春回到家具厂看门房。他喜欢在这里上班，老板重人情，收入可以供阿萝读书，门房有电话。每天晚上九点半，他要给阿萝打个电话。阿萝寝室里有电话，他在固定的时间打过去。他没什么事也要说上几句话。他说上几句，心里暖烘烘的。他种了五块地的菜。早上种，铲草下种浇水施肥，油油绿绿的菜蔬，看着也舒服。工人要菜，自己去菜地摘。阿萝去赣州读书了，他心空空的，只有种菜，才感到自己是实实在在的。他几次想去赣南，可他没出过门，不识字，也坐不来火车。他更舍不得钱。他一分一厘地积攒钱，定期寄给阿萝。他寄不了钱，邮政局在哪，他也不知道。他拜托厂长给他寄，说：我是睁眼瞎，拜托老板照顾阿萝。厂长每次寄钱，多寄一百元，也不跟严春说。

2004年5月，油桐花开遍了饶北河畔的山崖。油油的梧桐粉粉的花，像纷飞的雪落满了翠海。河水涨了又退，退了又涨。稻田里，储满了汪汪白白的水。田沟和田埂上，开满了松果菊、鸢尾和千叶蓍。金腰燕在水田上空急速地飞来飞去，三五一群，嬉戏着飞，唧唧地叫。开阔的盆地，像一个彩绘了的果盘。一览无余的山川，风自由自在地奔跑。野性的风，让大地的野性再次勃发。

小满这天中午，家具厂来了一个人，找严春。这是个四十五六岁的女人，穿一条蓝边白绸的旗袍，拎一个小皮包。严春在厂里看守门房几年，很少有人找他，更别说女人了。穿旗袍的女人挨着门边，说：“你是严春吗？”

“我是严春。”严春打量了她一眼，说：“你买家具到右边门市部，各式的家具都摆在那里。”

穿旗袍的女人上上下下地打量严春，也不回话。严春被她看得心里发毛，用手拍拍身上汗衫，又拍拍头发，低下头，看看身上的衣服裤子。衣服裤子都是厂服，红汗衫蓝裤子，也都是干净的。严春又摸摸自己的脸，鼻子，也没摸出什么异物。严春说：“这里也没个坐的地方，你买家具，我带你去门市部。”

“不买家具。想认识一下你，你什么时间方便，我想请你吃个饭。”穿旗袍的女人说。

“从来没人请我吃饭，我也没请过别人吃饭。你找的人，可能也叫严春，和我同名呢。”严春说。他斜眼看看来人，完全是一个眼生的人：长脸，脸肉厚厚，皮肤白皙，浓眉大眼，厚唇上有淡淡口红，鼻梁隆长，口音温软。

“脸上有胎记的严春，不会错。”穿旗袍的女人转身，到大门外的小车里，提了一袋东西出来，对严春说：“我叫李南生，以前在郑坊生活过，我们也算半个老乡。我给你带了些礼品，你得收下。”

“我们无生无熟的，你的东西，我不收。你找我有什么事？”

“郑坊很多人说你是个好人。我想认认你这个好人，想请你吃一餐饭。”

“阿们不方便一起吃饭，饭馆的人，见阿这张脸，会把阿赶出来的，说阿把客人吓跑了。阿在车站吃饭，被人赶过。”

“饭馆怎么会赶走你呢。你定个时间，我来接你。”

“好吧，定明天中午吧。阿提前和厂长告个假。”严春说。

第二天中午，这个叫李南生的女人，去了家具厂门房，却发现守门人不是严春。守门人说，严春昨天下午回老家了，把豌豆带回去晒晒。

“他行李也全部带回去了？”李南生问。

“他没什么行李，就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条被子，带回去了。”

下午，正在清洗家中器物的严春，听到有人在院子外喊，严春在家吗？

听得出，喊自己的人，是昨天那个穿旗袍的女人。严春也没应答，走到院子里，开了院门，说：“不会说，来我家里，请我吃饭吧。”

李南生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接话，有些尴尬，面色凄凄，说：“你这么好的人，拜访一下你，也是应该的。”李南生进了院子，四处瞭了几眼，进了屋里，站着，四处看看。厅堂墙壁上，贴了几年前的明星画，贴了二十二张严阿萝的奖状。门角靠了两筒篾卷席，一架打谷机竖在右边第一根柱子下。八仙桌和凳子都蒙了灰尘，厚厚的一层。“这是你女儿的奖状吧。读书好厉害啊。”李南生问严春。

“南妮的，没有老师不喜欢她。”

“你女儿几岁了？她一定很漂亮。”

严春泡了一杯茶，给客人，说：“不嫌弃脏，喝杯茶。”严春在凳子上垫了两张草纸，又说，“坐坐吧，找阿有什么事，直说吧。”

“也没什么事，想看看你家阿萝，大家都说你阿萝长得漂亮。”

“阿萝不在家，外出打工去了。阿也想看阿萝呢。”

“阿萝的妈妈也不在家吗？我也可以认认阿萝妈妈。”

“她妈妈也打工去了，她们在一块生活呢。你这么大老远跑来，怎么还不说直话呢？”严春说。

“听说你女儿是抱养来的，我想看看你阿萝。”

“谁说阿萝是抱养来的？她是阿南妮，是亲骨肉。阿不知道你是谁。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严春站了起来，“你从哪里来的呢？怎么惦记着别人家女儿。”

“我是灵溪人，1981年大专毕业，分配在中学教过四年书，调到了县城，在县城教了六年，和老公去了深圳，一直在深圳生活。”李南生说，“郑坊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空气好。”

“离开了的人，都说这里好。生活在这里的人，谋生难，都厌恶这里。一个地方，好不好，就看怎么说。”严春站在门槛上，抬眼看看天，说：“天快晚了，阿也不留你吃饭了。屋里都是灰，阿还得洗洗晒晒。”说着，他回屋里搬出锅盖、橱柜，顾自去了河边。

但严春又折身去了堂叔白劳家里。白劳七十三岁了，前两年得了偏瘫，坐在大木桶里。严春问白劳：“叔啊，前些日子，是不是有一个灵溪女人找过你？”

“谁还会找阿啊，阿是一个废人，走不了，动不了。阿三个儿子都不找阿，躲着阿，两个月也不上一次门。”

“灵溪女人当然找你啊，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阿萝的事啊。”严春说，“阿看得出，灵溪女人不简单。她拜了你，怎么拜你，阿不知道。”

阿萝十来岁，便有人找过严春，问严春女儿是哪里抱来的，怎么抱来的。前前后后，有七八个人找过严春。来找的人，都是当年抛弃过孩子的人，有因为想生儿子的，也有因为当年生活不好，养不了更多小孩，放弃生下来的女婴，现在生活好了，想把孩子领回去的。来找的人也都是本镇的人，严春叫对方报孩子八字，没一个对得上。来了一次，第二次，就不会来问了。来严春家里，或和严春见面的陌生人，严春都警惕。来找严春的人，严春看几眼，心里也会有数，知道对方找错了。这个叫李南生的女人，虽也眼生，但严春心里起了疙瘩。在家具厂门口，他听了李南生说话，见了她走路，虽然她没有说起阿萝的事，但他觉得，这个女人可能与阿萝有关。李南生说话慢条斯理，嗓音细，走路时，两个肩膀会耸起来。阿萝也是这样的。李南生的侧脸和阿萝也很像：鼻尖凸出脸部，额头有些宽，下巴圆出来，耳垂往下吊。

在家具厂见了李南生之后，他决定回郑坊。一个无缘无故的人出现，那么热情，急于单独说话，肯定有不方便在太阳底下谈说的事情。这个事情，只可能与阿萝有关。严春是这样想的。回到郑坊，这个女人不来找了，那就是严春多疑了。如果这个女人还会跟着来郑坊，事情不会轻易了结。把阿萝的事情给灵溪女人说破了的，也只有白劳。

“叔，你给阿一句实话，你是土埋在胸口上的人了，阿也是土埋在腰上的人了，阿不傻。”严春点了一支烟，塞在白劳的嘴巴上。

“老侄，对不住了。立夏那天中午，是来了一个女人，四十多岁，穿一条水蓝色裙子，问阿，是不是以前在乡政府门口捡到过一个毛孩。阿说，看门房十几年，捡过十七个毛孩，阿不知道你的是哪个毛孩。那个女的说，是1983年腊月，大雪天放在门口那个。我知道她找阿萝来了。阿说，没捡过，大雪天没捡过毛孩，哪个父母会那么缺德，大雪天，扔掉自己毛孩呢？那个女的一下子哭起来了，说，她看到阿抱了小孩进门房，推一辆自行车出门，带上毛孩冒雪沿河边上来的。她躲在门房对面的照相馆后门，一直看着篮子里的毛孩，她知道是看门房的人抱走的。”白劳用手帕擦鼻子，说不了两句话，就擦一下鼻子。

“叔啊，你害人啊，你害了老侄，又害了阿萝。我一辈子的心血被你一句话流干了。”

“老侄，阿真没说。一句多话，阿都没说。阿知道你有多难，阿也是看着阿萝长大的，阿不会害老侄。老侄的女儿，也是严家的女儿，阿怎么会害老侄呢？”白劳说。

“叔不说，阿不说，这个事，冇人晓得，这可是叔侄当年约好的事啊。叔是个守口的人，阿知道。那这个事，还会有毛人晓得？”

“阿想不出来，老侄自己想吧。”

吃了晚饭，严春打个灯笼，去了洪淳老师家。洪淳是住在山底下的本村人，一直在中学教书，已退休在家六年了。他对中学知根知底。严春问：“洪老师晓得李南生这个人吗？在中学教过书。应该和你同过事。”

“李南生，阿晓得，1981年上饶师专毕业，分配到郑坊，教化学，1984年下半年调到城镇中学。她化学教得好。李老师去了城镇中学之后，阿再冇见过她了。听说她很早去了深圳。”洪老师看看严春说，“你怎么想起问到她呢？你冇理由认识她啊。”

“阿以前家具厂老板，叫阿打听一下她，说她以前在郑坊工作过，叫阿问问。阿也不认识李南生。”

第二天，早早地，严春去了姜村竹编厂。他找了破篾的事。他会破篾。姜村离他家，只有五华里，他也不回家，住在厂里。他晚上也破篾，可以多几块钱收入。他更不想见到那个灵溪女人。灵溪女人一定会再去他家。严春还想不出，是哪个人把阿萝的事说破了的。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还会有谁。村里人都知道阿萝是抱养来的，从哪里抱养的，村里人不知道，阿萝也不知道。阿萝在八岁之前，问过妈妈是谁，妈妈在哪里。之后再也不问了，也问不到。因为严春自己也不知道。严春想，这个灵溪女人，隔三岔五会来到郑坊，详细打听阿萝，她从深圳来，不会没得个结果回去，至少她要见上阿萝，才会死心。严春又想，在姜村做事，村里人也都晓得，灵溪女人迟早会打听出来，得换个远一些的地方，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在不晓得谁说破这个事之前，得远远躲着灵溪女人。

在上饶火车站后面，有一家货场，是廖老板开的。严春提着行李，找廖老板。廖老板以前常买严春的菜吃，彼此熟。廖老板给他安排了看货的事做。

6月28日上午九点十分，阿萝坐“广州东-上饶”的绿皮火车放假回家了。严春在出站口，候了半个多小时，接上了南妮，大包小包地提着行李，去了货场。廖老板和善，安排阿萝验收货物，一个月还给三百块钱工资。货场有十几亩大，堆放的货物主要有煤、水泥、萤石、钢材、木材等，堆放几天，送上调度物资的火车，运往浙江、上海、江苏、广东。

年关了，严春也不回郑坊。他带着阿萝守货场。

过完春节，阿萝被学校统一安排去了浙江台州，边实习边找工作。严春一个人去了郑坊。他理顺了，这个对灵溪女人说事的人不是别人，是堂婶，白劳的老婆大脚盆。大脚盆不是多事的人，但迷财。白劳得了偏瘫，大脚盆钱用空了，三个儿子也不接济，灵溪女人肯定在大脚盆身上花了钱。大脚盆是知道阿萝来历的人，只是一直不声张。

初春的田野，已经泛青。鹅肠草厚厚的，铺在田里。不多的野苦苣在田埂上，开出黄花。地里的萝卜，有了疏淡疏淡的花芽，白白的，从叶面上，爆出星点。一撮撮的花芽，迎风摇曳。萝卜花是迎春雨的花，第一场春雨来到饶北河，它抽芽花，蛇信子一样，舔着酥酥的雨、润润的雨。萝卜挨过了霜寒，熬过了雪冻，雨架着东南风来到饶北河，它守着萧瑟的地头，一夜爆蕾。严春见了稀稀的萝卜花，想起了1983年腊月的大雪，地沟田沟瓦沟，都积了厚厚的白雪，雪光亮亮的，刺眼，堂叔骑一辆自行车，提一个竹篮，送来酣睡的阿萝。转眼二十二个整年，严春感到眼睛辣辣的，迎着光，流下了几滴眼泪。

在入堂叔家的小巷子，严春遇上了堂婶大脚盆。严春站在桑树下的青石埠上，问：“奶奶（注：上饶市中北部方言，奶奶指婶婶，读去声调），你怎么可以对那个灵溪女人说实话呢？我们是一个爷下来的，还没过五代呢。”

“你个神经，阿见了谁了，你不是阿老侄，阿劈两巴掌。你以为老叔偏瘫了，阿好欺啊！”大脚盆边吐南瓜子壳，边说：“灵溪女人的毛，是红是绿，阿都不晓得。”

拍拍手上的盐灰，大脚盆走了。严春也不再问了，返身坐车回到了货场。

清明节傍晚，李南生出现在货场，穿一件宝蓝色外套，一双中跟皮鞋。严春正在扫煤灰。李南生在货场门口，叫“郑坊的老哥，郑坊的老哥”。严春望了门口一眼，继续扫。严春上午去郑坊上坟，估计李南生守了半天严春家路口，她守得隐蔽，严春没发现。

货场工人下班早，上货都是早安排了的，上完货回家。上完了货，严春把场地扫一下，算是了结了一天的事。

“你也不要岔来岔去（注：上饶市中北部方言，岔来岔去指不直奔主题），你是不是以为阿的南妮，是你生的？”严春把李南生邀进了门房里，对她说。

“你南妮，是我生的。当年，我看着我女儿被人抱走。我认得那个人，在乡政府看门房的，我去过好几次乡政府，特意去认他的样貌，怕自己忘记了。”李南生说。她怔怔地看着严春，又哀怜地说：“有三年的时间，我天天睡不着，一入睡，便梦见孩子哭着找妈妈。我落下了失眠症，二十几年了也治不好。”

“你生了她，又扔了她。冇这个道理，扁毛畜生也不会这样。”

“我来郑坊半年，找了老公。老公在大坳电站上班。那年，饶北河涨水很厉害，他去放闸，一头栽进了水里，溺死了。我们打了结婚证，还没过门，大坳离郑坊有一百公里，学校也没人知道我结了婚。老公还不知道我怀了孩子，他就死了，一句话也没留下，孩子我才怀了两个月。夫妻一场，我得给他留下血脉。可我才二十三岁，路太长，我还得嫁人，我只有狠下心扔下孩子。”李南生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发黄的小照片，说：“孩子出生的照片，我一直保留着。照片还是市立医院护士拍的。”

“你怎么认定，阿南妮是你生的？阿南妮是阿骨肉。”严春接过照片，细细地看了看，说：“你生个孩子，是生个冤孽，你一辈子的冤孽。”

“你不同意我认，我也要认。孩子不认我，我也要认。你是个好人，为我女儿吃尽了苦。我知道她读了大学，我去了她大学，偷偷看了她。我没和她说话。她在打篮球，我坐在看台上看。我想征求你意见，我想见见她，你是个好父亲，我不想伤你的心。”

“你怎么现在想找自己的孩子呢？”

“在深圳，我和老公办了十几年的公司。前年，我离了婚，孩子判给了男方，孩子在美国读高中。我孤身一人了。我得找回自己的女儿。我不能没这个女儿。”

“阿南妮，不是你南妮。是阿骨肉。”

“孩子可以两边认，在哪边生活，由孩子选。如果她选择和我一起生活，我给你一笔补偿费，每月给你生活费。”

“南妮是阿的，阿不要你的钱。”

“我的孩子是腊月初一出生，初八早上放在乡政府，里面还夹了二百六十块钱。是不是我女儿，可以医学鉴定的。”

“南妮是阿的。”

“如果孩子选择和你一起生活，我无话可说。”

“阿的南妮。阿的南妮。阿的南妮。”说着，说着，严春用巴掌盖住了自己的脸。

五月，阿萝实习结束。严春和阿萝回到了郑坊。李南生也到了郑坊。阿萝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妈妈。李南生一直在哭。阿萝也一直在哭。严春坐在院子的水井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严春家盘桓了两天，李南生走了。阿萝没有跟妈妈走。李南生对严春说：“你把阿萝带大，吃了那么多苦，房子也没翻修，你修一栋新房子吧，钱由我出，算是我对你养育阿萝的感谢吧。阿萝以后从你这里出嫁，房子也得有个样子。”

“你看看阿萝的意思吧。我不图你什么。阿萝这么大了，由她自己做主。”严春说。

李南生回了深圳。严春问阿萝：“你怎么不跟你妈走呢？郑坊这么穷，怎么熬也熬不到出头。阿培养你读书，就想你吃一碗饭轻松些。你看看，种田人吃一碗饭，多难，劳死劳活，只能填满喉咙。”

“阿读书，得明理。你是阿的爸。爸把阿养大。过两年，你就六十岁，体力活也干不了几年。阿得养你。你是阿爸，阿是你南妮。”

派遣证下来，阿萝去了邻乡姜村教书。路近，骑十几分钟电瓶车便回了家。开学之前，阿萝去了一趟深圳，玩了半个月。

母女有说不完的话。严春天天打电话来。

李南生也三两个月来一次郑坊。

过了一年，阿萝把旧房子拆了，修了一栋三层半的房子。

过了两年，阿萝出嫁了。老公是她高中同学，在县城机关上班。

又过了两年，阿萝的儿子出生。孩子出生在四月。四月雨水绵绵，田野泱泱，蒲草丛生，野花遍地。阿萝给孩子取名泽生。

泽生三岁时，李南生在深圳驾车，出了车祸。在罗湖去龙华的路上，李南生的车子被一辆拉货的五十铃车挂了一下，造成侧翻。李南生的右脸磨烂了一层皮，右脚小腿粉碎性骨折。医生说，全部康复至少三年。阿萝陪护了一个星期，回来了。学校里的孩子等着上课，耽搁不了。过了一个月，阿萝把妈妈接到郑坊。

阿萝在她妈妈床边，安了一个响铃。有什么事了，李南生就拉一下响铃。她下不了地，上厕所也要人背。白天，阿萝去上班，严春听到响铃，把她拉起来，背到卫生间。天出太阳，严春用一个推车，把她推到河滩上晒太阳。村里很少人认识李南生。有人见严春推着一个用纱布裹脸裹脚的女人，问严春：“这是谁啊？在村里没见过。”

“阿萝的妈妈。”严春说。

在轮椅上坐了八个多月，李南生可以下地了，用一根拄拐撑在腋下，踮起脚尖走路。走不了几步，腋部肿痛，吃不了力，要找一棵树或一堵墙靠一靠。河边没那么多树，也没墙，严春便跟着她，手上提一把竹椅子，方便她随时坐一坐。

跟了半年多，李南生对严春说：“你若不嫌弃我嫁过两次人，你愿意的话，我嫁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