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向阳

像贴身硌着一把长刀，昨晚没睡好，直至凌晨仍是惴惴不安。

没睡好，完全是因为半夜时分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说她就在楼下等我。我本来是不愿意下去的，但还是收拾了一下起身下楼去见她。

这个出现在我眼前十米外的女人，被夜半的路灯光所笼罩，轻逸、窈窕，却看不出确切年龄。

她穿着一身V 领无袖、长可及地的黑裙，脚下是一双粉红色的平跟尖头皮凉鞋。在两盏路灯之间的一片明暗交织的人行道砖地上，她踱来踱去，随着她小幅度的徘徊，那鞋尖和一片乳白色的脚面便隐约显露出来。

但在她的移动中，我怎么都看不出她确切的年龄，说她二十岁、三十岁或四十岁，都是可以的。她的每一个侧面、每一个局部，似乎都保持着一种持续变幻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她裙下的腰肢，从背面看，完全是一个二十岁的局部，但在她扭身折返回来时，却已经像三十岁，而当她走过来再折回去，又同时像二十岁或者四十岁。这种感觉很奇妙，又很含混，我躲在一团暗影里想：应该是此刻路灯的多重折射，赋予了她身体这种夜半时分难以确定和无法把握的奇特感吧。

但总之，她的面目与身材都可谓恰到好处。尤其是一张鹅蛋脸，既光洁通透，又朦朦胧胧，像有既明亮又暧昧的奶质月光流淌其中。

这种类型的女人，我大概天生是喜欢的。但眼前的这位，我不敢确定。她浑身上下，稍微可以显出几分确定性的，是她的发型，短平、簇新，像还没有完全脱离理发师殷勤而湿润的双手。但她的发色又黑白相间，不知道是出于天然，还是刻意挑染而成。

她终于看见了我，嘴角一漾，笑了起来。这个微笑持续在我走向她的十几步路的全过程中，显得有点长，也有点多。

过多过长的微笑里就有了某种危险性。

我立即就明白，这个半夜时分站立在五龙口火车站西边一家海鲜店拉下来的卷门前的女人，并不是来让我表示喜欢的。我立即显露出一种本能的警惕，像把一件皮甲暗自套到了前胸。

女人开始说话了。她说她找我，是为了一份稿子的事。

她说：“前段时间，你不是为我们植物研究基地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吗？那个稿件影响到了我。”

我立即想起确实有过这么一部书稿，写的主要是一个植物研究基地负责人程女士和她的科研成果。但准确地说，这并不是“前段时间”，而是两年多前的事了。那时我用了半年多时间，把植物研究基地程女士的科研成果结合当前的环境保护工作，写成了一部二十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但实话说，这部书稿，最后却并不属于我。

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说，我其实是一个写字行里的枪手，而且是个名声甚好的快枪手。只要价钱够合适，我基本上可以在你说好的时间里写好让你满意的任何文字。但前提是，得我愿意。

至于那部写植物基地的书稿，我完成后，就立即以一个比正常价位偏高的价格把它转让出去了。这样一来，究竟这部书最后署谁的名字，以什么样的书名出版，或者干脆就不出版，与我都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我也就无须关心它的下落以及任何结果。

这样的事情，我不是头一次做，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或者干脆说，在五龙口生活的这近二十年，我做的就是这样的文字买卖。在我看来，文字买卖和其他买卖没有任何不同，也是四处跑路，上下倒腾，都是为了钱。

在五龙口这个无底洞样的地方，我需要的是钱。为了钱，我可以卖我的文字。但我绝不会为了我的文字，舍弃已经到手的钱！

只有到了手、装进兜的钱才可以相信——在我这里，这是唯一值得相信的理念。

而眼前这个微笑着的女人，好像是来找我要钱的。

不，在她的微笑还停顿在嘴角的时候，我就已经确信，她再一次张嘴，肯定就会说：“你把钱还我！”

果然，她真的张口就说：“那个——你写的稿子很有问题。但我不是来找你解决问题的，你，干脆把拿的钱还我吧。”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反倒立即就安稳了。来意既然已经清楚，应对就可以很单纯。钱嘛，我当然是绝对不会从自己口袋往外拿的。所以首先，我绝对不能先和她说钱。

我就问：“你说说，这个稿件究竟有什么问题？哪里又对您造成了影响呢？”

她说：“你写的这个稿件啊，从写作、宣传到说好的出版，资金都是我个人这儿垫付的啊！原来他们和我说好，要为我们植物研究基地做整体宣传推广。我想，这也是一件好事，就答应了，但等我垫付全部资金之后，宣传推广和出版的事至今没有下落。尤其是，我发现，你写的稿件中的某些部分，把我们研究基地的研究成果完全泄露出去了。现如今，国内和国外，已经有一些人，剽窃了我们的成果。”

我不由大吃一惊：我写的书稿，已经通过可以想见的层层转让，到了不知道哪个人的手里，现在这个问罪讨债的女人怎么会跑来找我呢？并且，她究竟是什么身份？她究竟代表谁？她代表得了吗？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在书稿正式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和植物研究基地的负责人程女士见过多次面。尤其是在书稿完成后，我专门找程女士审读过。如果书稿真的出了泄密这样的大问题，先来找我的也应该是那位程女士啊！

但一瞬间，我来不及细想这些问题，嘴里冒出的话却是：“那你得先去找负责你这个宣传推广项目的人啊！我只是个写稿子的，尤其是，我具体都写了什么，植物基地的程女士事前是知道的啊。”

她说：“你写了什么程女士事前是知道的？但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你究竟写了什么啊！”

我反口就问：“我究竟写了什么，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吗？你谁啊你！”

说完这句硬话，我就做好了撇下这个讨债的女人转身离开的准备，把她一个人晾到这儿，她还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么想着，我就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顺便，又朝身后看了一眼。在我身后不太远的地方，一个捡垃圾的老女人正伏着身子在翻街口的垃圾桶。

这个老女人啊，总是在午夜以后出门来翻五龙口西边这一带的垃圾。而我之所以熟悉她，是因为每逢阴天的早上，她就会脱光全身上下的衣服，蓬头垢面、一丝不挂地在一条街上走来走去，边走边对街道两边的垃圾桶吐唾沫，并随时保持警惕，对敢于掏出手机来拍摄她的路人破口大骂。而随着她的叫骂，大颗大颗的雨滴就会砸在五龙口泛着泔水味儿的街道上。

此刻，她正像一个没有声音的影子，翻着午夜的垃圾桶。一个被她翻出来扔在地上的红色塑料袋，被夜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地朝着我，也朝着眼前这个讨债女人的脚下飞滚过来。

我眼前的这个女人忽然间就笑了。她说：“我就是程女士。你书稿里写的，就是我！”

两年前的2017年6月17日，下午三点整，我应约来到电话联系好的植物研究基地，见到了传说中的程女士。

程女士站在基地的铸铁雕花大门前，迎接从车上下来的我和开车的朋友。

这个被红砖墙围起来的基地位于城市西南郊的龙山脚下，位置隐蔽，但也并不难找，因为基地上面不远的地方，有条从城市飞机场一直延伸过来的快速公路，而这条路的尽头，就是一处号称中国最早皇家园林的风景名胜。我曾经多次从机场陪同外地来的朋友驱车直奔皇家园林揽胜，但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这条路的下面，竟还藏着这么大一个植物研究基地。

我这次来基地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那条通往风景名胜的快速公路正在封闭维修，我和朋友只好半道上绕路前往。我们先是经过了大兴土木修造中的明清古县城，看到了《城市晚报》新闻里那一大片新造起来的仿古楼宇，以及被无数黄色的铲车、吊车点缀着的一大段城墙和城墙正中间被脚手架包围起来的城门楼子。

这段城墙和城门楼，据说一两年来一直是修了又拆，拆了再修，却怎么修也修不像。

我们的车就颠簸着从这四不像的城门楼对面的一条临时辟出的土路上穿过去，又走了三五分钟，隔着一片片飞扬起来的粉尘，我看到了车前突然出现的坟墓群。

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那些高高低低、接连隆起的土丘是坟墓，但土丘上随风招展的看不出颜色的纸花很快提醒了我。我忽然记起，龙山这个地方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大的公墓区。几十上百年了，谁知道这地方究竟埋藏了多少人和他们生前与这座城市的秘密。

我们的车几乎擦着突出在路边上的两座坟墓开了过去，在那看不出颜色的纸花被车拉出的风吹得猛然颤动的一刹那，我胳膊上的皮肤忍不住紧了那么一下下。

我摸着胳膊责怪开车的朋友，怎么绕到这么个地方来了。但朋友没接我这个话茬儿，只是抬了抬下巴说，你看，这不就到了吗？我隔着玻璃一看，远远就看到了基地门前的程女士。

程女士戴着一副框架宽大、镜片很厚的银色近视眼镜，她的头又尖又小，脸色也非常苍白，这让她第一眼看上去有点像只雨前低飞过来的蜻蜓。但她很是和善友好，带着我们先在植物基地里转了两圈，看了很多种由基地培养出来的土生和水生植物，然后就把我们带进了她的实验区。

进实验室之前，她先领我们到她的办公室坐了坐。这间办公室不大，甚至可以说很逼仄。我在椅子上一坐下，抬头就看到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大幅照片。或者说，那幅略微倾斜向下挂在墙上的照片，就是悬在半空中等我呢，我一抬头，目光就无可选择地和它碰面了。

下午的阳光从门窗里长长地斜射进来，部分散落到这幅照片上，克服着光线带来的一阵视觉困扰，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大片红色，再细看，才看出这其实是一张京剧剧照。上面是一个凤冠霞帔、粉面涂丹的女人。她头上戴的凤冠似乎又大又沉——三层紧密排列成扇形的红色绒球间隔着两列晶莹闪烁的珠子，其下是拱门式的团花抹额，抹额之后又左右对称装饰着祥云、鸾凤和口衔玉佩的双鱼。女人身上穿的是红面白里的水袖锦袍，胸前挂满珍珠璎珞。两根长长的雉鸡尾，一上一下，一端捏在女人皓腕上扬的左手里，另一段盘曲着拂过水袖，捏在女人背在身后的右手里。女人刘海覆额，脸上的脂粉涂得很浓，但眉毛醒目，眼眸高高向左斜挑，看着翘在半空中的一段雉尾。我的总体感觉是，这位照中之人，浑身上下都有种不爱人间爱天上的高傲寂寞劲儿。照我对京剧的有限了解，这或许就是《贵妃醉酒》里的贵妃娘娘了吧。

我很奇怪，在一个植物研究基地里，怎么会挂这样一张红艳艳的剧照呢？

我忍不住问程女士：“这位是谁啊？”

程女士也看了看那幅剧照，过了一会儿才说：“就是我呀！像吗？”

我说：“这个——像吗？嗯，挺像。”这么打着哈哈就一同起身去了实验室。

等换上拖鞋和蓝袍子进了实验室，我就有点后悔。因为这地方，实在是太憋闷，又太阴森，进去仿佛就像被埋了一样。

这里就像个埋在地下的鸡雏孵化室，不过孵化中的不是小鸡，而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在我努力睁大的双眼前，无数根幽蓝的荧光棒挂在压低的天花板下，紧挨着天花板的是一排又一排密不透风的不锈钢架，钢架分隔成五到六层，每一层上面都码放着玻璃质的恒温瓶，每一只瓶中都生长着一簇簇刚刚发芽的植物幼苗。它们紧紧地挤压在一起，形成一片片被玻璃笼罩的微型热带雨林。

关于这一场景，后来我在那部关于植物实验基地的书稿中写道：“它们在玻璃瓶子中呼吸，它们在瓶子中出汗，它们像要把瓶子都撑破了，它们飞快地成套生长。它们眼睛里永远有太阳，它们不睡觉，永远也不穿小棉袄——恒温、恒光、无菌条件下的瓶中培育的植物们，它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实现多株共生。”

而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植物基地真正的核心实验室并不是我眼前看到的这些钢架上布满了小水珠的玻璃恒温瓶。雨前蜻蜓一般的程女士真正研究的，其实是“植物杀手”。

所谓“植物杀手”，就是植物世界中繁殖力、侵略性、隐蔽性都极强的一些物种。比如说黄顶菊，很像我们在城市公园或者荒山野岭常见的一种小黄菊，程女士说：“你看，它多柔弱，多不起眼啊，像个乡镇幼儿园里家境不太好、常被人欺负的小姑娘。但你别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仅仅是它的表象，表象下才是它的真面目。就这么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有超强的生殖力和杀伤力。这么一株黄顶菊，就有九十组聚伞状花序，每组花序可开花一百二十朵左右，这样算起来，一株黄顶菊就能繁殖种子一万颗以上。随便一个城郊结合部的简易停车场里，起码就有黄顶菊两到三百株。而任何一株黄顶菊一旦落脚，立即就会以它发达到可怕的根系，迅速抢占生存资源，进而杀死它周围的植物。至于它本身嘛，却有点金刚不坏的意思，因为它耐盐碱，耐瘠薄，生命力特别顽强，一般手段根本弄不死它。你想想，如果不加以认真研究和有效防控，这种大多数人都不认识的植物很快就会侵入大片农田，给农民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再比如薇甘菊，它比黄顶菊更为可怕，可以说是植物界里数得着的王牌杀手。这种开着漂漂亮亮的小白花，看起来有趣而乖巧的植物，据说生在美洲，又从马来西亚坐船来到中国。程女士说：“那是将近百年前的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时候，薇甘菊才在中国香港被发现。这种伴着‘自由、民主、科学’之风来到中国大地上的植物杀手有多厉害呢？你过来看，这一平方米面积内，薇甘菊的头状花序就有两万到五万个，含小花八万至二十余万朵。而它在十五天内就能完成从花蕾到种子成熟的一系列演变，然后马上借助风力进入下一轮生殖。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我告诉你啊，它们就像一群不声不响、蜂拥而上的杀手，能通过无休无止的缠绕，轻易杀死大榕树和桉树，以及荔枝、龙眼、柑橘等果树。甚至可以说，植物世界里，还没有它们杀不死的。”

我是在随后的采访中，通过程女士的讲述，才逐步进入到这个神秘植物世界的，其中的神奇与奥秘，超出了我此前四十年的经验。我这才知道，在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植物研究原来是这样重要。像程女士这样有作为的研究人员，对“植物杀手”的研究与反制，能很有效地瓦解“杀手”们的偷袭与进攻，并逐步根除它们。

我每次到基地采访，程女士都把我带到另一个与核心实验室相邻的小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的一面墙上，也挂着红艳艳的“贵妃醉酒”大剧照，和我第一次来时见到的那张一模一样。而与实验室相邻的一面玻璃墙，显然是经过特殊处理。透过玻璃，我看不到实验室里的任何东西，但有一次我进入实验室，一回身才忽然发现，从实验室里面透过玻璃看办公室，就像电影里审讯室外的人看审讯室内一样，完全是一览无余的。

程女士每次给我讲她的研究，都是背对着玻璃墙而坐，她的眼睛抬起来的时候就看着墙上的“贵妃醉酒”，而我坐在她的对面，抬起眼睛时只能看见一面什么都不反映的玻璃墙。有时候，我恍恍惚惚觉得，看着“贵妃醉酒”剧照讲述的程女士，讲着讲着话语中就有了一些游移与分岔，好像她讲述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正从一个别的什么人身上完成一种搬移与借鉴。而我亦能觉得，对面那什么都看不见的玻璃墙后，空阔的核心实验室里，也许还无声地走动着其他什么人，也许那个人就紧贴在玻璃墙上听我们说话，看我一只手偷偷伸进桌子底下，在汗毛特别发达的小腿上挠痒痒。

这种正被看不见的人窥视的感觉，会让我忽然间皮肤一紧。就像每次来基地时，即使刻意离得远一些，我也似乎能看到那片坟墓上褪色纸花轻轻地颤动。直到后来经过多次尝试我才发现，要想进入植物基地，无论从哪个方向开车过来，这一大片坟地都是绕不过去的。

或者可以更直接点说，程女士的植物研究基地正是在大片的坟场之中。

把研究基地建在坟场中央，在旧魂灵头上实验培植各种新植物，并经年研究“植物杀手”，我不清楚程女士究竟是怎么想的，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到了一些惊惧，这让我每次去基地采访都要克服程度不等的心理压力。于是我马上联系委托人，带着百分之八十的情绪，要求把书稿采访写作费用增加百分之二十，对方很快就答应了，并安慰我说，你不用多想，这个植物研究基地是程女士母亲的产业，她一个女人家坚持在这里搞研究，大概也是珍惜家人的心血吧。我问，那程女士的母亲也在基地工作吗？对方犹豫了一下才说，那咱就不清楚了。你争取早点把书写完就是了，你小子又不是和人家相亲，别问那么多没用的。

我觉得委托人说得也有道理，于是就这样疑神疑鬼地坚持了半年多，终于完成了这项采访和写作任务。书稿完成后，我专门送往基地，亲手交给程女士审读。半个月后，她又把书稿交到我手上，表示非常满意，并在书稿里给我夹了一朵黄顶菊。

程女士说：“让您忙了多半年，就送您一万个植物杀手吧！放心，我特殊处理过的。”

说完，她伸出左手和我握了一下。这只左手很瘦，很轻，也很凉，像极了雨前蜻蜓伸展过来的一小片透明的翅翼。

我忽然记起程女士在一次采访后的闲谈中对我说过，她最喜欢的一盆植物其实不在这个基地里，也不在家中，而在杀手莱昂的怀抱里——

“杀手莱昂一手抱着那盆植物，一手牵着小女孩玛蒂尔达。他们，我是说莱昂、植物和玛蒂尔达，似乎可以就那样顺着街道一直走下去，走向永远。而那盆植物，可以放在早晨的窗前，也可以放在夜晚每一个闪闪发光的星座上。”

当时我们闲谈的是各自最喜欢哪种植物这个问题。因为我非常好奇，像程女士这样的植物研究专家，究竟会喜欢什么植物呢？按照我平时对各类行业专家的了解，我猜她大概不会说出任何一种常见的植物来，而一定会提到某种我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说过的稀奇古怪的植物。这样一来，我既可以丰富见闻与谈资，又可以在准备写的书里多加上出色的几笔。

为了聊起这个话题，我就先说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苹果竹芋，尤其是水培的那种。因为这种叶片浑圆、阔大又始终保持柔绿的室内植物，能带给我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使我油然进入沉静。我说的这种沉静，与金鱼在水中仿佛陷入思考时那种深沉而安静的样子很像。

但程女士的答案实在是出乎意料。她突然提及的电影人物以及这部我虽看过几遍但如今已差不多完全忘记关键情节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我真的是感到有些陌生。尤其是，她这样一个浑身散发着科研理性气息的女人，突然爆发出电影感性来，实在让我措手不及。一瞬间，我都记不起杀手莱昂怀里抱着的究竟是哪种植物了，也不太好意思继续询问那盆植物的名字。因为，那是她最喜欢的植物啊！

我很害怕她反问我：“你竟然连那盆植物的名字都不知道啊！”所以一时间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一阵轻微的尴尬中一偏脑袋，眼睛就扫到了背后墙上的那幅红艳艳的大照片，我就赶紧趁机扭回头来，假装很认真地端详起照片来。

程女士笑了，问我：“我的这张照片和我本人像吗？”

这个问题，第一次见面时她就随口问过我。当时出于礼貌，我只能说“像啊”。但此刻彼此已经熟悉，我就很干脆地说了句实话——不像。

程女士说：“当然不像了，那本来就不是我呀。”

我赶紧问：“那她是谁呢？”

“一个女人而已嘛。比如我母亲、我姐姐、我妹妹，或者别的什么根本没关系的人，都可以啊。”

“那怎么会呢？一个根本没关系的人的照片，怎么会挂到您办公室的墙上呢？而且，每一个办公室似乎都有这么一张。是您母亲，还是姐姐妹妹呢？”

程女士终于说：“这是我母亲，我的养母。她年轻时很爱唱京戏，二十多年前就找人拍了这么一张剧照。她当时就说，将来要拿这张照片当遗照。后来她去世前夕，又提这张照片，坚持要用它做自己的遗照。我就挂出来了。”

我们的这次闲谈，我觉得很有意义，在后来的写作中，我果然就把这次经过修正的对话写进了程女士个人经历的那一部分中。

书定稿之后，我在找委托人拿最后一笔尾款的时候，顺便就提起了程女士和她的母亲。委托人有点吃惊，说：“哇，你了解得这么多啊！”过了会儿又说，“她有没有和你说起过她母亲以前的事情呢？”我说，这倒是没有，人家也没有这个必要啊！

委托人说：“倒也是。不过呢，她和她母亲多年前的那些事情倒是很有意思呢！”

我说：“书我都写完了，钱我也到手啦。您现在要想再补充点什么，我可不认账啊！要我认账改稿也行，钱咱得重新算算。”

委托人说：“这和书根本没关系，就是闲聊聊。你知道不知道二十多年前，咱们这里出过的那个连环杀人抢劫案？对了，二十多年前你还没来我们这呢！”

我说：“是不是两个外地人盗窃厂里半自动步枪后，连续抢劫银行和工厂财务那个事情？这个我听人简单讲过的。”

委托人说：“就是这个。二十多年前啊，咱们这里，国企大工厂的民兵组织都有存枪。这两个外地来的工人就偷偷盗出了一支半自动步枪，连续在周边县市作案，伤人夺财，一时间闹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但是你知道他俩是咋落网的？猜不出来吧？就是因为程女士她母亲，当然了，还有程女士自己。”

我说：“哎呀，这我可真的不知道，赶紧给我讲讲吧。”

委托人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事早就被人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当时的好多报纸，专门报道过程女士的母亲，说她一个国企财务人员，被两个歹徒连切两根手指，又在肚子上捅了三刀，都撑着不开保险柜，最后歹徒急眼了，切掉了她女儿的一根小指，她还是凛然不动。她呀，大晚上值个班，为啥非要带上自己五六岁的小姑娘呢？也是的，她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个收养的女儿过日子，不容易呀，没承想就出了这么个事情。最后还是她趁俩歹徒鼓捣保险柜的时候，一把拖住女儿滚进了里间并反锁了防盗门。歹徒这才用上了枪，隔门一枪打到了她的大腿上，但也因此惊动了厂里的保卫科。”

我说：“那后来呢？程女士的母亲怎么就有了这么个植物研究基地？”

委托人说：“她是因公负伤嘛，作为有功人员被表彰奖励，后来身体不太好，就带薪离职了。人家是龙山那里的人，就承包了那片地，开始只是培养绿植，搞花木批发，慢慢就做强做大了。后来程女士自己博士毕业，就继承了她母亲的基地，一边做花木生意，一边自己搞科研，这才有了你这本书的事情。还有啊，这个姑娘，你别说，真像她母亲，也漂亮，也能干，也有点古怪。三十好几了，不结婚，不恋爱，自己过日子呢。人家常说，要把自己像棵万年青一样种到龙山下那片地里呢。你说龙山下有啥呢，都是死人坟。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嗯，程女士倒是真的亲口对我说过，想把自己像棵万年青一样种在龙山下腐殖质最丰厚的一片土壤里。

“就是莱昂抱着的那盆万年青，银后万年青，就是小玛蒂尔达最后把它种进最干净、最丰美的一片土壤里的那盆银后万年青。”

当程女士在告别时很感性地向着我伸手过来，我发现她平常总藏在实验手套里的那只左手，也很像小女孩玛蒂尔达提枪的手。尤其是我发现，那只手的小指是短一小截的。

看着眼前黑裙女人紧握着手机的左手，我冷冷地盯着她充满笑意的眼睛说：“你根本不是程女士！”

女人继续笑着，说：“我不是程女士，那你说我是谁呢？你看我不像‘贵妃醉酒’里的贵妃吗？”说完她朝着夜空斜扬了一下手臂，又斜扬了一下眼睛。然后猛然转头看着我，眼睛里已是含着冰霜，说：“告诉你，我才是程女士，你的钱是我付的。现在，马上，你把那笔钱拿给我！”

直到这时，我才隐隐发现，记忆中那幅红艳艳的“贵妃醉酒”里的人，如果摘下凤冠，褪去脂粉，擦净丹红，的确与眼前的这个女人颇为相似。尤其是她的鹅蛋脸，尤其是那种奶质的、月亮缓缓流淌其上的、不爱人间的寂寞劲儿。

我感觉自己的一条胳膊上的皮肤在习惯性地发紧，但还是不想放弃，我说：“我还是不相信，我去了基地那么多次，你又躲在哪里呢？我怎么一次都没见到过你！”

女人说：“我无处不在，我就在你眼前，就和现在一样。只是你睁着眼却看不见我。而我，却能随随便便就看见你，看见你慢慢伸手在桌子底下挠痒痒。”

我终于叹了一口气，说：“就算你才是真的程女士，钱，我也不能还给你。那是我半年多劳动所得的辛苦钱呀！你怎么能说拿走就拿走？”

她说：“那我不管！总之，我这里有给你开的费用记录。你得马上把这笔钱还我。而为了弥补书稿泄密对我造成的损失，你还必须赔偿我另外一笔钱。告诉你，我是咨询过律师后才来找你的。”

然后，她开始翻随身带的皮包，翻了很久，终于拉出一长串折叠好的银行小票，猛然朝我手里一塞，说，“你赶紧给我兑付吧！”

我拿着那一叠扑克牌似的小票，拉长了一张一张细看，怎么这么多钱呢？比我当初转让书稿所得的费用要多出几十倍！

我当真着急了，问她：“如果我就是不给你呢？”

她说：“当然，那也可以，只不过……”说完她一扭转过了身去——

隔着一条空空荡荡的建设北路，五龙口东面的铁路桥上，一列深夜行走的火车咔哒咔哒地敲击着铁轨抵达了。

她面向火车，背对着我说：“那也可以，只不过，你得和我一起从那些车轮下面穿过去。”

说这句话的同时，她呼啦一声朝我甩过一只短缺两根手指的左手。那只残缺的手一瞬间变得那么大，片刻之间就笼罩了我的头顶。

眼前一黑，我翻身就从凌晨的床铺上醒来了……

咔哒咔哒，咔哒咔哒，五龙口东面的铁路桥上，一列夜行的火车正远远敲击着铁轨抵达了我的窗下。

我急忙扑到阳台窗口，在一盏盏路灯布下的光晕中，看见入睡前那几台昼夜不息的挖掘机仍在轰隆轰隆地施工。一个弓着脊背扛着大蛇皮袋的老女人，正梦游似的穿过那些挖掘机，一步一步走向火车开来的方向。

而从窗口缩回身来的我，就这样大睁着眼，等那个梦中的讨债女人转回身来，好从我头上松开她的左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