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学校在我国过去半世紀的医学史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因此,回顾一下它的創办经过及其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影响，也还有着現实的意义。它一方面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带来了新的医学技术,推动了我国医学的发展。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淪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各国除了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之外,还实行各种文化侵略政策,医药卫生事业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帝国主义从派少数传教士打入中国开始,起初由个人行医而发展到开医院，办医学校，直到在旧中国的卫生行政机构中起到支配作用。在1842年南京条約以及其他不本等条約签訂之后,随着許多新商埠的开放,各帝国主义在医药卫生和其他方面的文化侵略活动范围和规模都逐步扩大了①。北京协和医学校代表美国的侵略势力，在这个文化侵略过程的后半期占着突出的地位,并成为美帝国主义在我国文化侵略的大本营之一。

过去，一般人认为帝国主义在医药卫生方面的活动是对中国友好的表現,是在办“慈善”事业,对我們有很大的帮助---不仅替我們治疗各种疾病，而且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医学技术，培养了人*-因此，受到了政府官員的欢迎和不少人的支持。他們看不透帝国主义的实质和文化侵略的危害性一崇拜西方文化技术和生活，不能独立自主，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的精神状态。

我是北京协和医学校的第四期毕业生之一，1932-1934年出国进修时又在美国紐約市罗氏医学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参加过两年的工作。解放前,在我的思想中也會涌現出这样的一个問题:煤油大王(即罗氏)在美国和中国用了数以千万計的美金(罗氏基金社的基金大約是二亿四千万美元，驻华医社前后共得四千万美元以上)办医学事业，究竟是为了什么?老实說,当时我沒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认为罗氏是一个慈善家。直到抗美援朝，反对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时期，才提高了觉悟,初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巨大危害性和深远的影响从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灌輸奴化思想,使許多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現在看来，像煤油大王这样的资产阶级大办医学事业,是在“慈善”的幌子下牟取名利,而后者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钢铁大王和汽車大王(福特基金社共有基金二十四亿多美元)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向医学事业投資。肯定地說，这些大王們不会怕錢太多，也不会把錢轻易地扔掉;他們的投資一定是为了有所收获，这是资产阶级本性所注定了的。煤油大王不仅在美国(紐約)，而且在远东(北京)和近东(叙利亚的貝鲁特)都向医学事业投了千百万元的资金。据說他的动机之一是因为剝削过多，“良心”迫使他作些“慈善事”以便改善名誉;另一方面也有他的经济算盘:捐赠的款項可免繳所得稅，而且捐赠之后还可降低实收利潤所应的所得稅(总之，实际上他从私囊拿出的錢数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而且随着名誉的宣传,无形之中也会给他带来更多的买卖(汽油、煤油)和更多的利潤。因此,这种投资实质上是一項宣传开支，它所追求的仍然是更大的利潤(为名又为利)。这是一种新型的生意经。若是中国还沒有解放，煤油大王在中国不仅将获得更大的名，更多的利,而且将更能左右中国卫生行政机构的方针政策和行动,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也对他自己有利。

从上面的簡略說明,我們可以看到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学习馬列主义,提高了阶級觉悟之后,就可以看透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剝削本质。与此同时,我們也应該从中吸取教訓:文化侵略与政治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业务不能脫离政治,而政治是灵魂,是更重要的一面。

另一方面，从医药卫生事业本身来看，我們也不否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所办的医院和医学校也促进了中国新的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下面我想着重談談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創办经过和它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所起的影响。

一、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創办簡史

北京协和医学校在开办之前,有一个較长、較細致的調查研究和筹备过程,另外在建筑設备和組织人力方面也用了几年时間。下面分几个阶段来加以叙述。

〈1〉、调查研究阶段

远在1908年,罗氏即派遣了芝加哥大学的Ernest D.Burton医生和Thomas C.Chamberlin医生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进行教育考察。这两位医生在每一个国家用了几个月的时間作调查，回国后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議是: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机构;但经过討論之后，初步认为計划不宜过大,宜限于医学事业方面。在見諸行动之前，1914年又派遣了以芝加哥大学校长Harry Pratt Gudson、哈佛医学院医生Francis W.Peabody和美国駐汉口領事 Roger S.Greene三人組成的第二次考察团,专門到中国調查研究医学教育事业的情况。这个调查团的报告贊同前議，即在中国办医学教育事业，同时还提出了援助其他医学校和医院的意見和办法。随即成立了作为罗氏基金社(Rockefeller Foundation)一个分支的駐华医社(ChinaMedicalBoard),并任命顾临(Roger S. Greene)为医社的駐华代表。

1915年夏,派遣了第三次調查团(团員为約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William H.Welch医师、罗氏医学研究所的Simon Flexner医师、医学教育社的秘书Wallace Buttrick医师，和罗氏医学研究所的 Frederick L.Gates医师)到中国作进一步的考察。这个調查团詳細研究了具体情况之后，建議在北京和上海各設一所医学校。結果作出了决議,与原在北京六个教会开办的协和医学校合作(用了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名称，而实际上是接办和大改組)，由駐华医社用原价将該校的房地产购买过来,投资增建新学校和医院房屋，并担負新組织的一切維持費用。

罗氏基金社1914年派到中国的医学调查团的报告，内容很重要,值得在这里作一些概要的叙述。調查团在离开美国之前会见了美国总統,带着罗氏基金社、美国国务卿和中国駐华盛頓公使的正式介紹信，到北京晋喝总就袁世凱并受到副总統黎元洪的招待。他們在北京及各省市与政府官员、知名人士、各教会負責人以及教会医院学校的医务人員有过广泛的接触-了解情况并征求意見。报告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丰富，对各种情况作了細致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有关新校的方針政策性的建議。

在医学教育方面，报告指出，当时的数会医学校(这个调查团还考察了非教会办的医学校)大都是1900年前后新办的,而且有些是由于医院的需要,以带徒弟的方式，经过多年訓练，培养了一批助手而逐步发展为正式学校的。对于这些学校的经费、教员、毕业人数等方面都作了詳細的調查，反映了优缺点和需要拨助改善的情况。

根据报告，当时几个主要医学校的情况如下:北京的协和医学校在1906年創建，1908年正式开学，1911年第一班学生毕业，到1914年共毕业三十八名,有外国教員十四人;房屋地皮投資131,900美元，学校和医院在1913年的开支为46,988.71美元，有男病床六十张和女病床三十张。济南府(即齐鲁大学医学院)1914年第一班毕业七人，房屋地皮投資207,215美元。上海哈佛医学院1914年第一班毕业五人，有外国教員十名。南京1911年开办,投资69,302美元,維持費25,210美元,有外国教員八名。奉天(即沈阳)1912年开办，有外国教員七名。其他医学校投資都在五万美元以下。汉口协和毕业共二十名;广州共毕业四十五名。学费很低,皆在一百銀元或以下,学制多为五年或四年。女医师特别需要。苏州女医学創办于1891年,用英語学，五年制，持有美国Tennessee省的执照。广州的广东女子医学校創办于1901年，1902年年末改称为夏葛女子医学校(Hacka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四年制，用广州語敎学。北京的女协和創办于1908年,为五年制,用北京語学。报告指出:现有医学校的经费、股备条件(包括医院、实验室和仪器等)和教員人数皆感缺乏,而且外国教員在教学和专門化方面的准备不足，难以跟随时代的前进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一些教员的热情、誠恳和刻苦钻研精神等等是可嘉的。

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和条件之后，报告建曦在北京和上海各办一个医学校;大概是因为有先后成立的考虑,故对北京的新校提了更多的具体意見和作法。

在医院方面,調查团参观訪問了八十八个(当时知道的有二百四十四个)医院，研究了他們在地区、社会、政治上的差异，房舍布局，人員配备,设备,经济,内部設計,清洁，化验室，多見疾病(結核、梅毒、鈎虫、麻疯等)，护士和医生培养等等情况，报告除了指出经济、房屋、设备、人员等方面的不足而外,特別强調了化验室的需要。

調查团建議(后来付諸实現),对北京和上海拟新建的学校,直接有关的以及可能間接有关的現存学校和医院，进行经济拨助。其用途有如下述:中外医师的薪金补助，聘請外国护士和总务长,增添医用设备、診断化验室和图书室，护士的培养，进修住院医师的薪金,聘請专家讲座,以及送数会医务人具到国外进修等。这些办法在后来新办的北京协和医学校也实行过，而且范围还扩大到中国医师方面，从而也扩大了这个学校(通过人員和学术交流)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

在生活待遇方面，教会的外国人(教員和医师)的工資一般最高不超过年俸一千五百美金，并供给宿舍;同时会也有諾言，当这些人员遇到死亡或残废时，家庭将受到照顾。在一般地区,这些人都是专职，唯上海生活费用較高,哈佛医学院有四人准許用部分时間作私人开业。在中国的生活费用确实比在美国低得多;据反映,虽然在过去十五年中生活指标上升50一75%,但一千五百美元也还是足够維持他們的舒适生活的。

在房屋建筑费用方面,比在美国要便宜得多,因为在中国的物价和劳动工资都較低。例如建筑砖結构每立方尺在紐約需三毛，而在长沙則仅需一毛二分,但在上海則要多些。

根据上述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历史背景，报告对即将建立的新校提出了某些原則性意見,大体上都被采納贯彻了。下面几点:我想是比較重要的。

(1)再一次贊同在中国办医学教育事业，提出的地址是在北京和上海,并且建議在可能的条件下与已有的数会学校合作。关于选擇北京的理由是:北京是有历史意义的首都，交通方便，又是文化教育中心,易于吸收全国各地的学生;而且当时的教育部正努力于統管全国的教育政策;另外认为旧协和有一定的基础,而且是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学校-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关于选擇上海則指出人口多,需要医师,其他方面未作詳述。报告还建議在建立两地新校以前,即对两地和其他地区,特别是可能与有关新校进行合作的医学院及各种医院，給予经济援助,例如在上海及其附近和广州的机构，以及今后认为有需要援助的其他机构。经济援助的用途与前面所述相同。

(2)关于新的北京协和医学校的标准問题，调查团會广泛地征求意見,有两种看法。一种主张标准可以低一些,以应目前的急需;另一种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办高标准的学校,以便培养高級人才，将来可以占重要的傾导地位，发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調查团认为应該办高标准的学校--这与后来的学制及办预科是有联系的。报告还强调了女医师和护士的迫切需要，这与新校招收女生和办护士学校(高级)也是有联系的。为了高标准的要求，在学校和附属医院的房屋建筑和設备投资,学校规模，学生与病床的比例，以及教育計划等方面都可从实际调查的报告中得到一些概念。

(3)根据高标准和发展的要求，报告明确地提出了教学以英語为主;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书刊少,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与国外科学技术上联系和学术发展的需要。

(4)此外，調查团不主张建立独立的医学研究机构;并认为在公共卫生方面作大量的投资的时机尙不成熟。

〈二 〉、新旧协和医学校的交接

北京旧协和医学校是1906年首先由伦敦会(London Mission- ary Society)創办的，但不久即另有五个教会加入办理，即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s)、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 dist Episcopal Board)、内地会(American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伦敦教会医学会(London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和英格兰教会(the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在这六个教会机构中,英美两国各占一半。在中国的医学校中,这是第一个由英美医务人员合办的学校。

旧协和医学校創办时的組织者是伦敦的Thomas Cochrane医师,他得到了慈禧太后和某些中国高级官員的支持,并在中国政府立了案。它有些很好的教师和医师,例如Dr.H.V.Wenham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1910年东北鼠疫流行时，两名高年級学生在参加防疫工作中牺牲了生命;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有不下三十二名的学生参加了红十字会的工作。

罗氏驻华医社于1915年与伦敦会协商后达成了接办該校的协定。除了原价购买原有房屋地皮設备等財产外，由同年7月1日起,罗氏駐华医社担負該校的一切开支。

1915-1917年可以說是新旧学校的过渡阶段，亦为新校的筹备改組时期，但业务工作皆未停頓。接管后的学校于1916年1月24日成立新总务部,接管旧校的一切行政事务。同年秋，将旧校三班低年級的学生轉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肄业，以便改組和准备招新的学生,按新計划进行数学;旧校二班高年級的学生留本校实习。到1918年，他們皆次第毕业。

1916年2月24日紐約大学管理部发給这个新校办理医学教育的凭证(即毕业生将拿到紐約大学的毕业证书)。同年由紐約罗氏医学研究所調来了馬克麟医师(Francis C.Mclean)任新校长兼内科主任教授。

新校和医院房屋的設計建筑皆由美国人負责;設計师 Charles A.Coolidge于1916年由波斯頓到过中国，另有建筑师HarryH. Hussey, Charles E.Lane等参加了这項工作。这个学校和医院的建筑工程进行了四年之久(1917-1921),所費为五百万美元。到1921年,除了学校和医院的建筑外,还新建、改建了宿舍和附設单位房屋五十五幢。

在这里有必要将驻华医社的某些活动簡略地加以介紹，因为它一方面直接負責北京协和医学校的产生，另一方面还代表罗氏基金社在中国作其他医学事业活动，而这些活动也是与新校有直接和間接关系的。

除了前面所述的新旧学校交接和新校及医院建筑以外，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罗氏駐华医社为新校物色了一批人員,他們多数来自英、美、加拿大,其中也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质量。从接办到1921年期間,共聘請了一百五十一名高級人員，其中包括预科教員十五名,本科教員五十七名,护士三十一名,行政和技术人員四十八名外国人共占一百二十三名,在中国人中有二十五名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

关于医预科的問题:学生入本科以前必須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和語文(特別是英語)的基础;中学毕业之后尙需进一步学习化学、物理、生物、英文和中文,这些主要課程(另有一門第二外国語一德文或法文)的学习,共需三年时間。基础不打好,自然会降低本科毕业生的质量;这个問题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同时也是这个新校的特点之一。这些課程也有可能在綜合大学学习(如后来将預科轉到燕京大学办理)，或学习一部分(創办初期也有少数学生在綜合大学学习一年，然后考入本校办的預科二年級)，另外則是自办三年預料(1919年以后,新生基本上都是从第一年级开始)。由于当时的綜合大学的課程,特別是自然科学課程不够理想(有一、二門課强,而在其他方面太弱),因此决定自办三年预科。但是，与此同时，又对某些学校进行了帮助,既便于扩大招生来源,又为将来停办預科打下了基础。为此,駐华医社直接給予上海圣約翰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和长沙雅礼大学以经济拨助,以加强这些学校与医预科有关的課程的教学，另外还援助了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办医预科的经费。

駐华医社对其他医学院校一湖南湘雅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及北京医科专門学校等,也给予了经济援助。

到1921年夏，駐华医社給予了三十个教会办的医院和一个中国人自办的医院以经济援助.援助对象的挑选根据下面几个原则:(1)医院是在医学校附近(同一城市),便于他們之間互相取得友誼的联系,互相帮助,互相促进。(2)在較大城市的医院,而且有发展前途者(人力設备),特別是得到或可能得到地方支持的医院.(3)援助的項目为:增加人員、維持費,改善房屋及設备等;一般說来，援助的錢数不超过每項所需之半数,余由教会担负。(4)对不少数会医师支付了回国进修的費用。

鉴于当时的医务人员缺乏科学知识交流的共同語言，中国教会医学会(China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會組织一个医学名詞(包括医預科自然科学名詞)委員会,拟編譯出版专书,政府机构也正在积极地参与这項工作,以解决这一需要;这书出版前将由教育部批准。驻华医社通过贈予中国教会医学会和中国医学会的经费,支援了这項工作,并且促进了医学文献中譯的工作。总之，驻华医社从多方面促进了現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提高。

〈三〉、 改组到开幕阶段(1917-1921年)

通过接交和改組之后,1917年聘任了預科教員,并以物理学科主任William W.Stifler博士为预科教务主任;同年开办预科,是为新校的开始。当年有学生七名,第一班于1919年毕业,到1919年共有预科学生三十四名，其中一年级二十一名，二年級八名，三年级五名:同年收二名女生。1920年，本科临床教员大体任定，該年本科学生共有七名。护士学校于1920年开办，学制定为四年;除校长Anna D.Wolf外，同年有八名护士由美国来校,并开始学习华語.在这四年中，虽然在经济开支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主要是美金与中国銀币价格的比率大大降低,另外是海运价格的上涨)而大有增加，但新校、医院及附属房舍的建筑,一直是在按原設計和計划进行，到1921年才告完成，同年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同时期内，也决定了原拟在上海办的新校(地皮虽已购妥)不再进行建筑。

新校和医院的地址是在东单三条胡同,即豫王府旧址,占地面积約十公頃，与旧校舍毗邻;新旧校址和附属单位(都集中在学校附近)的建筑共占地二十二·六公頃。新校和医院的建筑质量要求最高标准，例如砖、琉璃瓦、木料都是特制和高标准的;结构是独特的。外表采取中式以与故宮比美,内部則采取西式,使工作方便。当我1919年来校时亲耳听到簷下廊上的油画每平方尺的費用为五元，有許多高級技术工人(包括为清宫做过工的老工人)参加了此項工程。

新建筑有十四座主楼(按英文字母编号A至N)，除礼堂(A楼)外,皆有走廊連接互通。各楼一般連地下室为三至五层。現将各楼名称和布局簡述如下:

A礼堂-可容三百五十人。 B解剖教学楼。 C化学楼--第一层为校长办公室及图书室,第二,三层为生物化学教学用房。

D生理和药理教学楼。

E特別病房楼一一地下层为营养室、办公室及西餐室;上三层作病房。

F医院行政楼士一第一层为办公用房，第二层为住院医师宿舍。

G外科病另一一三层,每层二十五床位。 H内科病房一一三层,每层二十五床位。

I病理楼-一地下层有尸体解剖室、尸体室;第一层为病理实验室、寄生物实验室;第二层为微生物实验室;第三层为传染病房。

J門診楼-一地下层为营养室、冷藏室、餐厅;第一层为門診部;第二层为放射科、临床診断室及教室;第三层有研究室和各科办公室;第四层为手术室。

K入院楼-地下层有住院处、急診室、药房;第一层为妇儿門診、社会服务部、病案室;第二、三层为妇产科和小儿科病房。

L护士楼--原拟作护士学校及宿舍，但实际上变成图书館专用楼。

M机器房一一下面为机器設备室，上面三层为洗衣房及工人宿舍。

N动物室及总务部門办公室和仓庫等用房。

在这里应該說明,上述房屋的使用从开幕时即有些調整,后来也还有些变动,但总的說来变动是不大的。另外,教学部門都有室、示室、标本室或学生实验室，以满足教学的需要。还应該补充的是，神经科、皮肤科病床是設在内科病房，而骨科和泌尿科病人则收入外科病房，因此科别是比較齐全的，但从行政角度上看，科室的管理是按大系統的(如内科包括小儿、神经和皮肤等科室外科包括普通外科、骨科、泌尿等科病理包括微生物、寄生虫等科室)，这样也有一定的好处-办起事来比較简便灵活，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实际情况,即当时学校的規模是小的;当学校发展时,科別也还作过一些調整，这也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如病理与微生物后来就分开了)。

与学校仅一街之隔的还有一組房屋，以之解决全院煤气設备(除实验室外,还供給营养室)、仪器修理、油漆、車房、大仓庫等方面的需要。預科楼(LockhartHll)主要是生物、化学、物理、語文(中女、英文之外，还要选修德文或法文)所需的教室和实验室，另外还有图书館;女生宿舍也在这个院址内。男生宿舍(在新开路)、教职員宿舍(主要在两个区，一在外交部街，一在新开路北极閣),也都是在学校附近。

四台鍋炉的能力为一千匹馬力，可供全校所需用的暖汽和蒸汽;三台发电机的能力为三百七十五。机器房能供全校冷热水校内有电机井,抽出的水皆经軟化处理，各楼皆有飮用冷蒸溜水全校供給冷热水而外,还有压縮空气,中、低压蒸气，一百一十及百二十伏特直流电，实验室内还有为实验用的四伏特的电。内电話交换台有二百条线，对外联系有十条专线。抽风机可使室空气每小时交换三至五次，下水是经过净化后用自动控制机打市下水道的。垃圾則作焚烧处理(有专用井)。洗衣房每日处三千件衣服、被单等。

学校的規模是按每年招收学生二十五名設計的，但也为将招收五十名的可能需要作了考虑。实验室的容量实际上达不到十名，但是可以采取分組的办法;而另一方面,由于考試很严(本以七十分为及格标准),即或一年級收入五十名，但到本科三、四年级被淘汰和留級的比例数是很大的。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們班1919年考入預科一年级的是二十一名学生，到1927年毕业的共十名，其中仅有四名是原来二十一名中的成員,而其他六名則为插班生或上级班降下来的.医院的規模为二百五十张学床位(特别病房約五十床，可供实习医生用)，病床数与学生人数(二十五名)的比例是优越的,可以保证較高的临床敎学质量。

〈四〉、1921年的开幕典礼(9月15-22日)

在新校建筑完成之年，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开幕典礼。在这里所談的内容，主要是为了反映这个新校在质量方面的要求和一些指导思想。来宾中有欧、美、亚洲(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各国的大学校长或教授、团体负责人(美国医学会会长、国际卫生组织和教会的代表等),罗氏駐华医社代表、罗氏基金社社长,中国的著名医学科学家及中国政府的代表(总統、内政部、教育部)，和罗氏第二(JohnD.Rockefeller,jr.)。后者旣代表他的父亲，而又是以罗氏基金社董事长的名义来讲話的。除中国政府官員外,教育和科学界的貴宾共有五十名。另外，还收到了罗氏本人和欧美与国内的贺电。

罗氏基金社社长George E.Vincent,在移交新校和医院給新校长的仪式上說，这些房屋和設备是罗氏基金社通过罗氏驻华医社建筑和設备的,現在可供北京协和医学校使用和管理，但目前这些财产仍属于罗氏基金社。

新校长胡恒德(HenryS.Houghton)在致詞中指出,新建立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数学，同时也要进行科学研究:要把这件事作好,必须要求有高标准的专业训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爱科学的热情和精神鼓舞力一求知欲和友誼协作精神。另外，他也希望日后与代表們的单位建立国际性的友誼联系。

罗氏第二叙述了筹办这个学校的经过和目的。他說,这个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有前途的男女学生成为高质量的,将来可以作倾导的医师、教員和科学家,但同时也要给来自教会的医师和来自全国的中国医师以短期进修机会。他特别指出,虽然数学是主要任务，但实验室的設备足供基础和临床研究之用,而且强調了科学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說,一个医学校怀有科学研究精神，为提高医学知识作好准备，讲究教育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教师和医学事业的領导骨干,解决許多疾病的問題,这将是对中国的难以估計的貢献。他說,有充分的经验和事实证明,有了有兴趣和有能力作出科学研究成果的教师,不仅能够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而且能够进行并促进科学研究，在他們周围还会有深造的学生和专門人才，通过他們所作出来的貢献，反过来又为教师、科学和学校增加了名誉。另外,他也提出这个学校要逐步地发展,不可操之过急,应該注意控制经常费用在较低水平线上，若是过高則将妨碍中国再建类似的学校,反而达不到原来的这个重要目的。

开幕仪式之隆重还表現在学术活动方面。参加学术活动的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包括五十六名校内的科学家,其他工作人員未計算在内)达二百八十名之多。从9月15日到22日,每天(包括星期日)都有学术报告或討論,而且差不多(除了参观外)每天都有三次(即上午、下午和晚上,晚上都在9一10时);报告内容都纳入了开幕典礼专集。在这里还应該交待一下关于组织倾导的問题。这时将該校过渡时期的董事会(成员十三名，其中六名各代表一个原办学校的教会，其他七名由罗氏基金社聘任)进行了改粗，新董事十三名皆由罗氏基金社聘任(皆住在国外)，以PaulMonroe为董事长。学校新任的行政负责人员有:校长胡恒德,医院院长Ralph B.Seem和副院长T.Twight Sloan,预科数务主任WilliamW.Stifler,护士学校校长(总管护士工作)AnnaD.Wolf,及总务长James S.Hogg。

二、北京协和医学校对中国医学事业的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創办对于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同时它又在我国医学界中形成了一种宗派,即代表英美派的、势力很大的所謂协和派。这里所談的影响不可能是全面的,亦不預备作任何細致深入的分析,仅就它所号召的目的方面提出几个有关項目的資料以供参考。

在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校正式开幕时，当时我国的医学事业确实是很落后的，正如罗氏第二次派遣的考察团在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所有学校和医院都是不完备的，医护人員很缺乏，公共卫生事业尙未开展起来，甚至說在公共卫生方面給予援助的时机尙未成熟。不可否认，这个新校及其附属医院，在人力、设备和经济条件等方面在当时都是最雄厚的，在計划和管理方面也确实起到示范作用，它的創办引起了我国各阶层人士对医学事业的一定重视。这个学校的医教人員和毕业生,无論在教学、医疗或科学研究方面,都起了促使我国医学事业向前发展的作用。

从《中国医史》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21-1936年(即协和开幕到《中国医史》第二版出版)期間,我国的医学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在: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新机构的建立(如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和中央医院,上海中山医院和上海医学院,北京中央医院和第一助产学校;卫生署、部、市卫生局和北京市第一卫生事务所等),干部培养的加速，和学术活动的增多，等等。但是总的来說，这些发展还远远不能适应人民的迫切需要，速度不能說是令人滿意的,而基本原因是受到了我国政治、经济处于牛殖民地条件的限制,因此根本不可能与解放后的发展相提并論。

应該在此明确地指出,从协和創办直到解放前夕，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是由于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有許多单位和人員贡献了力量;但也不可否认，协和医学校和駐华医社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駐华医社和协和医学校，既是两个单位，但又互相有密切(母子)关系，彼此的工作是互相配合的。例如，駐华医社1935年給予十一个綜合大学的经济援助(燕京当年即得到77,325元)，主要是为了加强物理、化学、生物方面的教学，以便为协和和其他医学校输送更高质量的学生;該社支拨在周口店开展的古生物学研究工作，也是因为协和的Davidson Black教授对此研究有很大的兴趣(后来发现了“北京人”);該社支援了定县的农村卫生事业，也是与协和的教員和毕业生参加此項工作分不开的;該社支援了中国某些学校和医院的人員到协和进修，并給予上述单位人員到国外进修的机会。这里所谈的情况，一方面說明了駐华医社和协和的关系是密切的,工作是互相配合的,另一方面也說明罗氏代表在我国的活动范围是广泛的。

下面仅就协和医学校本身对中国医学事业的影响提出几点情况

1.高标准,高质量:从調查研究的过程、計划、投资、房屋建筑、设备、人員的选擇和安排，以及学制方面来看，协和医学校的标准是高的;同时为了保证高标准，也确实作了很大的努力。这些已经在前面提到了。此外,我想在这里还作一点补充。

一个医学校的质量决定于很多因素，例如经济和物质设备条件、学制、教育計划和教育方法;对于医疗工作来說，服务态度和精神、粗织管理等;另外，科学研究和学术空气都很重要。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特别是教师和学生的质量。这个新校在人的方面采取了那些措施呢?总的来說它吸收了欧美办学校和医院的经验,并从它們那里聘請了一些有经验的人員(从考察、筹办、直到开办-特别是在早期，霍普金斯和哈佛两个医学院对新校的影响和支持是較多的)。在学生方面則要求广泛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八年的严格訓练。特别要指出的是北京协和医学校(特別是在創办早期)不断聘請欧美有名的教授(甚至世界性的权威)到中国讲学,一般是一年。这种措施起了不少的好作用，如交流经验,沟通学术思想,提高学术水平,活跃学术空气等。我认为这是培养科学技术干部极为有效的措施，这种措施也值得目前国内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采用。目前我国的高級技术干部少,中初級人員的比重大,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必須首先解决干部培养的根本問题。我认为高等学校之間以及和科学研究机构之間交流教授讲学,是发揮高級技术指导力量的多快好省的办法;虽然某一单位可能有些暂时損失，但广大技术队伍的成长将是快的,这也是长远的利益所在。从我个人的回忆里也体会很深。我在本科学习期間，直接教过我的就有五名欧美专家(包括世界性权威Councilmann和 Kappers)分布在病理、寄生虫、药理、解剖和外科方面;这些人不仅对于学生，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全校起了巨大的影响。另外在国内，协和也曾与日本人办的南滿医科大学交换过讲座。根据个人的回忆和体会，协和的教员和毕业生无論在国内或国外都有相当大比重的人占有相当高的学术和工作地位，从而反映了学校的质量是比較高的。

2.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这也是北京协和医学校創办之初即予以足够重视的一个方面。例如1921-1922年通告书(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nnual Announcement)中，即载有中国解剖学和人类学学会在新校門前拍摄的第一张像片。1922年在协和成立了实验生物与医学会(Society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总会在紐約市)的北京支会,不少中国教員也陆续入会，并得到了发表論文的机会。同年成立了协和教員医学会(Faculty Medical Society)和杂志会(Journal Club)。对于中华医学会及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和外文版,特別是后者)来說,协和的教員作了有力的支持和貢献。1926年,根据林可胜和吳宪(协和的两位教授)的倡議，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并于1927年創办了中国生理学报(ChineseJournal of Physiology,季刊,該年一月开始发行)。中华医学杂志(外女版)和中国生理学报都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载入 International IndexMedicins),說明它們都具有較高的学术水平。另有其他的学术活动和貢献就不在此叙述了。所要指出的是，通过这些例子来說明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学术活动的基地和場所,乃是推动科学和事业不可缺少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条件),另外还反映北京协和医学校的质量和促进医学事业在我国发展的情况。

3.干部培养，协和會根据既定方針，培养了不少进修生。1921-1933年共有九百零八名医师、护士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員到协和进修，一百九十一名校外医师到协和医院作住院医师(也是一种进修形式)，不均每人十八个月。1935-1936这一年，共有一百七十五名进修生。到1936年，协和共毕业一百六十六名医师和八十六名护士。此外，协和的教員和留校的医护毕业生中有不少得到了国外进修的机会。一个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他們的质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干部的质量，因此干部培养便成为一項极为重要的工作。現在我国对这个問题已予以相当的重视,这是很好的現象。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指出,协和医学校的毕业生是不多的。从客观上讲，这是由于学校規模的限制;从主观方面說，它的指导思想是高标准和少而精，立場和观点不是面向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来考虑問題。解放后,我国的医学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首先考虑的是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医务人員的实际情况，方針是先解决数量的問题。我认为在具体的情况下，这个立場和方針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大发展之后,又貫彻执行了調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針,以提高质量为中心,这个方針也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二者的适时改变和結合，是更全面、更有利于医学事业发展的。目前中国医科大学的創办和八年制的实施,既是吸收协和经验的尝試,又是一項提高质量的措施。

4.医院管理:目前看来，旧协和医院的组织管理和工作制度，在经过批判和修改之后还是可以吸取运用的。在这个原则下，我想提出关于住院医师和住院总医师、病案管理、图书资料管理以及病人追踪等制度,还是值得我們尽快作进一步研究,经过改进之后加以应用的。此外，医院管理还有許多其他問題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例如在組织編制和各級人員的比例方面,也还可利用旧协和的经验来作参考。

三、結束語

北京协和医学校和附属医院的創办，旣反映了我国处于半殖民地时期的美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文化侵略活动，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新的医学技术和促进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解放后，它的使命已吿結束。現在簡略地叙述这一段历史的主要目的在于，在提高政治觉悟的条件下吸取它办学校和医院的经验,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帮助我們改进今后的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和更好地为保证广大人民的健康服务。但是,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这个叙述只能是挂一漏万的;同时由于个人的水平关系,有些观点和提法难免有不少錯誤之处。这一切将有賴于其他写这个学校历史的同志們来加以补充和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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