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25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现场，当被问及如何提振消费时，易纲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回答，又做了一个非常不清楚的回答。

非常清楚的回答是：提振消费首先要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这非常清楚，别无选择。

非常不清楚的回答是：改变初次分配的比例。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不清楚的回答？因为没有点明方向：谁来改变初次分配的比例？是企业，还是政策？这个差别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如果是期待企业改变初次分配的比例，从现实的情况看，国企可以，由办公室精英下指令提高工薪，因为亏损了不至于破产；民企的可能性接近零，而民企却支持了 80% 以上的就业。以 2022 年为例，民企总利润为 26600 亿元，摊入当年的 4007 万家企业，每家平均月收入不到五千，自己生存都有问题，怎么改变分配比例？从整体上说可能性不大。

即便企业赚钱效应很高，决定分配比例的也不是资本家，议价能力取决于劳动力市场资本与劳动的供求关系，政策可以约束最低工资标准，但对总体提升初次分配比例影响不大。

如果是期待政策改变初次分配的比例，最直接的做法是降税；因为分蛋糕的并不是《资本论》所分析的资本与劳动的二维关系，真实的场景是财政、资本、劳动三个维度的分配，主导分配的，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第二次分配都是财政，不是资本家，这个结论从 2022 年的缴税数据就可以得到证实。

2022 年民企缴税为 91412 亿元，是企业自身利润的 3.4 倍，也就是说，企业收益的大头是给了财政；资本要缴税，劳动也要缴税，2022 年个人所得税为 14923 亿元；在财政诸多的收入来源中，还有很大的一块，这就是土地出让金，2021 年是土地出让金的天花板，为 8.7 万亿。

国民财富的绝大部分集中在财政了，这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来分析劳动的剩余价值没有可操作性，在企业裁员降薪的大背景下，能实现易纲提振消费，改变初次分配比例的只能是财政。

中国已经连续几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不达预期，如何提振，方向很清楚，就是分蛋糕的问题。

降低企业增值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将社会保障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从当下的 3% 提升至全球的平均水平 12.9%，消费者价格指数会立即起飞，而北欧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的平均水平为 30%。

将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消费市场必将迎来结构性复苏。这是对易纲 "改变初次分配比例" 命题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