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策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将财政赤字率从３％，调整到了４％，4%的财政赤字率对市场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怎么定义这个财政赤字率？

　　财政赤字是指政府这一年的支出高出了这一年收入的比率。也就是政府开支减去政府收入，再除以当年的GDP，就是当年的赤字率，多年以来中国一直稳在3%，因为这是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这显然和大众的家庭生活感受不一样，家庭主妇是不会让开支大于收入的，那会大幅减少对老公的转移支付。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允许财政赤字？

　　有了这个赤字率，财政可以干很多富于积极性的事情。

　　可以发国债支持建设项目或直接用于改善民生，给企业和个人降税；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间窗口上扩大赤字率，其实去年就想扩大，又不希望动这样有风险的狠招，结果二、三季度核心指标不达预期，九月加发１２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虽然守住了５％的ＧＤＰ增速，但整体经济并不乐观，并没有彻底打破持续了五年的通缩局面，今年又遭遇到特朗普新政的压力，给出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是不二选择。

　　具体地说将赤字率提高到４％，就有了5．5万亿的空间，加上专项债4．5万亿，特别国债一万亿银行补充一万亿，稳地产二万亿，共14万亿，相当于ＧＤＰ的 10%，比业界期待的16%少了些，但也已经是超预期的选择。

　　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是放水了４万亿，相当于当年ＧＤＰ的１６％，达到同样的量级，要放２０万亿，说明政策对局面的判定，要比２００８年乐观。另一个参照是，近些年债务增长驱动模式似乎成了一种潮流，美国2023年赤字率达6.3%，日本更是高达8.7%；4%仍处于国际中等水平，说明至少在政策的眼界中，中国的债务风险还没有专家惊呼的那么严重。

　　扩大赤字率可以刺激经济，但也是一把双刃剑，３％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突破本身已经意味着经济压力在加大，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赤字率长期稳定在2.1%-3.6%区间，既然突破，本身就是风险，那么关键就要看扩大赤字率后的效率，核心问题是避免或克服流动性陷阱。

　　应该说机遇和风险同在。

　　与２００８年比，那时的经济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放水后外贸高唱凯歌，民企也不存在信心的问题，现在同样是放水，实际上有一个根本的差别；２００８年主要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抵抗外部衰退对中国的影响；２０2５的局势早已经为之一变，是内外双重压力。

　　政府负债率已从2008年的27%升至2023年的76%；这是债务压力，以后怎么化？

　　据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测算，当前财政乘数已从2008年的1.8降至0.6，这是货币流动性陷阱的一种警示；怎么克服？

　　美欧对华商品进口依赖度从2018年的21%降至2023年的13%，"去中国化"背景下的国际供应链重构，部分地可以说是特朗普重构，使传统出口拉动模式受到压制。

　　的确，外部压力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出现了西方强国去中国化的复杂局面，很多网友会说，没什么了不起，中国可以自给自足，照样生存。这不是经济学的思考，中国经济也不存在与西方你死我活的选择，谈经济谈的是系统平衡，谈得是国际竞争力，是比较中的选择，是强者与弱者的判断，不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在系统性的思维中，就会明白将财政赤字率扩大到4%以及货币宽松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各地方财政和企业盼着春雨，恨不得直升机撒钱，放大水，但政策要防止解决了一个危机，又陷入一个更大的危机。在这种意义上，２０２５年所面对的外部的复杂环境和高度的不确定性，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与２００８年比，内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长期居民收入偏低的深刻矛盾，在西方经济强国加征关税的压力下，被激活了，当我们需要以内循环为主时，环顾国内的超大市场，这时才发现它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么大，连续几年消费者价格指数趴在地板上反复摩擦，２０２４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仅实现了0.2％，比《报告》的计划目标差了15倍，而提高居民收入又是一个慢活，如果放水最终不能放到老百姓的口袋里，等待我们的就是三十年。

　　中国的经济主要矛盾，政策说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背后，还是居民收入追不上财富的增长。

　　米塞斯说的对：

　　“正是消费者花费的每一分钱，决定了所有商业活动组织的每一个细节。这种状况曾经被称为市场民主，即每一分钱都代表一次投票权”。

　　这个原理性的结论也有一个前提，主要消费群体要有钱消费。

　　任何主张，如果最终不能落脚于消费者，无论是消费者的口袋，还是消费者的”市场投票权“，都不会是好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