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多少受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影响，这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

　　书中提出攫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的概念，前者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后者将权力交给市场，公平竞争，由于制度的差异，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路径依赖；通俗地说，前者要办什么事，要找办公室精英批条子，路子很重要；后者要办什么，合法就行，但没人保证你在竞争中一骑绝尘，死亡是新生的代价。

　　两种不同的制度，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水平巨大的差异。

　　其实这个问题，很可能要比作者述说的更为复杂，制度与经济到底是谁决定了谁？马克思的著名结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罗素则认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轮回，历史并不能证明包容性制度一定能战胜攫取性制度，比较而言，秦国更富于攫取性，结果干掉了智者云集，挺有包容性的齐国，用冰冷的长剑逐鹿中原，一扫六合。希腊是人类童年的梦，城邦制是西方民生的胚胎，结果倒在腓力的马其顿方阵前。

　　如果一定要做个比较，在一个长周期中，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然而在我们的有限生命中，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决定了经济源兴衰。

　　中国又是什么情况，似乎是古老的太极，在看似完全对立的两种运行机制中，步步惊心地做着阴阳踏雪无痕的转换，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