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外交官的磨砺

1970年，年仅25岁的李肇星告别家乡，登上飞往非洲的飞机，开启了他人生中第一段外交之旅。抵达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时，李肇星的日常工作并不算复杂，主要是一些文本翻译、联络事务以及文书整理等。

肯尼亚的大使馆地位虽不如欧美使馆那般处于外交核心，但在当时的中国外交战略中，却有着特殊意义。1970年代，中国正通过友好外交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求在第三世界中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驻肯尼亚大使馆，作为沟通非洲多个独立国家的重要前哨，自然担负起了独特的职责。

1977年，经历了七年的驻肯尼亚任职之后，李肇星回到了北京。他被调任外交部新闻司，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科员。此时的新闻司，在外交体系中承担着对外言论的统一发布任务，涉及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句新闻稿，都引人瞩目，对国家形象有重要影响。

他与新闻司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发生在那间简陋的司长办公室。当时，李肇星跟随一位老同事方平一起去拜见新闻司司长钱其琛。钱其琛于1974年起担任司长，因其格局高远、风格随和而受到下属们的敬重，但对于从未谋面的李肇星来说，这仍是一次令他感到紧张的见面。站在司长办公室的门口，李肇星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在心里默默排练着应对的措辞。对年轻的他而言，见到这样一位外交前辈无异于登堂入室。当方平指着一位带着温和笑容的中年人介绍说：“这就是咱们司里的钱司长。”李肇星立刻低头恭敬地说：“钱司长好。”

钱其琛点了点头，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便继续忙碌他的事务。临走后方平却调皮地捅了捅李肇星的胳膊，低声道：“肇星，钱司长平时喜欢大家叫他‘老钱’，他不喜官腔。”听到方平的提醒，李肇星立刻感到些许窘迫。尽管这是一个小小的称谓问题，但对年轻的李肇星而言，已然是一堂重要的外交课。

开创外交部新闻发布会时代

1982年的春天，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在国际社会中逐渐走向深化合作的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也面临着更多近距离阐述自己立场的需求。在此之前，中国外交系统并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机制，信息发布往往是通过书面声明或私下交流完成的，缺乏一个高效、直接的对外公开平台。作为新闻司副处长，李肇星在日常工作中已经能够感受到时代变化带来的压力。

当天的准备工作从凌晨开始，新闻司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工作人员忙碌地整理材料、布置现场，而李肇星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交部当时根本没有专业的新闻发布厅，发布会只能在一间临时腾出的普通办公室内举行。房间里没有专门的发言台，没人想过需要设置麦克风，甚至连给坐满房间的记者准备的位置也不够，许多人不得不站着听完整场发布会。为了确保发布会能够顺利开展，前一晚，李肇星几乎没有合眼。

发布会当天，几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聚集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他们有的来自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也有的代表新华社、塔斯社等大型通讯机构。

钱其琛的主旨发言简单清晰：“不看重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只看重苏联的实际行动。”尽管只有三句话，但这番话措辞严谨，传递了中国对当时国际局势，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慎重态度。这也是外交部第一次通过这样直接公开的方式，将中国的立场传递给国际社会。李肇星负责将这些内容快速而准确地翻译成英语，并在场随时应答各外媒记者的提问。

面对刁钻问题的机智应对

1985年，李肇星从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升任部长助理，并兼任外交部发言人。每天面对那些来自全球各地提问不断的记者，外交部发言人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传递出中国政府的态度，甚至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舆论评价。

担任发言人期间，李肇星凭借其冷静、幽默又刚柔并济的风格，迅速赢得了媒体的关注。1986年的一次记者会上，一位来自西方通讯社的记者用一种略带挑衅的语气发问：“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否正逐渐变得更加自我中心？”这一提问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一不注意，可能会让中国的形象被曲解。

面对这样的“刁钻”问题，李肇星沉着应战。他稍作停顿，略带微笑，用流利的英语回应道：“中国历史上曾是全世界的中心，但今天我们并不追求这种中心。我们更关注全球公平与和平，这是我们始终未变的目标。”

这种以柔克刚、以智慧化解问题的能力，让李肇星逐渐被媒体称为“铁嘴钢牙”。在每一次记者会之前，他都需要花大量时间来了解相关政策背景。一些涉及复杂国际冲突或尖锐争议的问题，还需要他与多个部门沟通核实。同时，他还必须考虑到语言的艺术性，既要明确传达信息，又要防止对方断章取义。为了准备万全，李肇星往往会整晚伏案研究场景模拟，用不同的问题分析可能的回答方式。

强硬底线与克林顿的“歉意”

1999年5月7日，这一天的午夜传来噩耗：北约的战机以精准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直接导致3名中国记者遇难，馆内多人受伤，建筑也被彻底摧毁。在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接到紧急汇报后几乎整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李肇星带着怒火和满腔使命感，走进了美国国务院。他首先会见了时任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不容辩解地直指北约轰炸行为的暴行。面对美方含糊其辞的解释和推责，李肇星冷静但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人民的愤怒是正当的，并且不可平息。北约的行为不仅直接侵害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更侵犯了国际法和外交准则，这是严重的不可原谅的暴行。”

接下来的几天，李肇星马不停蹄地在华盛顿展开多方交涉。他走进美国参众两院的听证会场，面对质疑、挑衅甚至敌意，用精准的数据、明确的事实逐一驳斥，从不妥协。当一些美国议员试图以“技术失误”掩盖北约的错误时，李肇星坚定地回应：“3名无辜的中国人失去了生命，这是所谓‘技术失误’能够解释的事吗？这不是失误，这是犯罪，我们要求明确的道歉和赔偿。”

在这些强有力的交涉中，李肇星最关键的一步是将压力直接推向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他通过多次与美国总统助理和白宫官员会晤，坚持要求克林顿本人作出郑重公开的道歉，且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人民表明立场。面对中方官员的强硬态度，美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妥协。

成为外交部长

2003年，李肇星被正式任命为外交部长。他曾在担任外长不到一周时，专程去钱其琛家中请教。钱其琛笑了笑，捏起茶杯喝了一口，想了片刻后，开口答道：“其实这没啥好神秘的。咱们从事这行，是为国家服务，不是为自己。记住，不要把这外长的官衔太当回事，这是第一条。你要考虑的是责任是啥，使命是啥——那就是为人类谋和平，为祖国交朋友。”李肇星略微点了点头，拿出随身的笔记本随手记下。离开钱其琛家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在2005年，中俄边界谈判成为李肇星担当外长期间的一项关键议题。中俄两国的边界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历史上复杂的条约遗留问题和敏感的国土争议。经过多年的诸多努力，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但仍有关键细节需要斟酌。作为外交部长，李肇星亲自参与其中。

6月2日，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李肇星与时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代表两国正式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批准书互换工作，标志着两国所有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会谈现场，李肇星与拉夫罗夫握手时，面带微笑，却掩不住此前在长时间谈判中的谨慎与缜密。

在正式卸任外交部长后，他逐渐以更加轻松的方式与公众交流。2022年1月1日，这位“硬核外交家”在B站认证为up主，并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条视频。

参考资料：[1]张志.李肇星:国事家事,言必提《宪法》[J].小康,2009(4):3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