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红军在千里辗转中突破层层围堵，进入黔北遵义城。遵义刚解放，周恩来就派出了侦察员曾美，嘱托他寻找城里适合用作大本营的大宅院。

士兵们好奇地跟着曾美的脚步走进一座宽敞的府邸，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震惊不已——这是柏辉章的家，这位国民党黔军师长的豪宅堪比王府，院落宽敞、雕梁画栋，内部陈设豪华奢侈，足以见得柏辉章在此地积累了多少不义之财。红军在这处宅院中缴获的大量粮食和生活物资，几乎足以供应队伍的日常需求。这么丰厚的财富，柏辉章是如何聚敛到的？

柏辉章的黔北抗战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苏区的红军陷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困境。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一同指挥作战。起初，他们采取了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频频发起强攻，但面对敌人优势火力和兵力，这一策略难以奏效，屡次受挫。随后，博古和李德调整为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希望以守为攻，但战线一再被压缩，苏区面积逐渐缩小，敌人的包围圈却越来越紧。

局势在1934年10月愈发危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中央红军展开战略转移。10月10日清晨，江西瑞金、古城等地的部队集结完毕，红军第1军团、第3军团、第5军团、第8军团和第9军团，以及中央和军委直属部队共计8.6万余人，整装待发。他们即将离开这片深深扎根的革命根据地，踏上长途跋涉的征程，目标是前往湘西，与红2军团和红6军团会合。

1935年初，随着寒风凛冽，柏辉章接到了来自高级将领王家烈的密令，命令他带领部队前往黔北地区，执行阻击迅速推进的红军。当部队抵达娄山关时，他们所面临的局面远比预期的要艰难。红军已经在此地布置好了坚固的防线。柏辉章迅速下令部署阵地，试图通过正面攻击突破敌军的防线。

战斗持续了数小时，柏辉章的部队不断尝试冲锋，但每次都被红军有力地击退。他的士兵在缺乏足够后勤支持和补给的情况下，逐渐显露出疲态。伤亡数字急剧上升，许多士兵因为枪弹和炮火而倒下，医疗队伍忙碌地在前线救治伤员。

终于，在一次集中的炮火覆盖后，红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冲击，柏辉章的部队开始出现混乱和撤退的迹象。在混乱中，柏辉章试图重新组织部队进行防守，但已是力不从心。士兵们在敌人的火力和连续攻击下溃不成军，部分阵地被迫放弃。

战斗结束后，柏辉章面对着伤亡惨重的部队，心中充满了无力和挫败。败仗的消息很快传回了高层，使得柏辉章在军中的地位岌岌可危。

红军解放遵义及其影响

随着红军的坚定步伐逐渐接近遵义，这座城市最终在一片欢呼声中迎来了解放。城镇的大门向解放军敞开，红旗徐徐升起在城墙之上。

在这一背景下，曾美接到了周恩来的指派，负责侦察遵义城内的重要建筑，以筛选出可能的大本营。他和他的小队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记录下那些潜在的地点。在他们的侦察名单上，有一处特别引人注目的建筑，那就是柏辉章的宅院。

这座宅院气派非凡，显然不是一般人家能建得起的。柏辉章作为国民党黔军师长，掌控着相当多的资源，他不仅手握兵权，还通过克扣士兵的军饷积累财富。再加上柏家还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机面厂和纸厂，两家厂子一直生意兴隆，银子源源不断流入柏辉章的口袋。正因如此，他才有能力在遵义修建这座独具一格的宅院。据说，当年建这栋楼就花费了3万大洋，足以买下许多寻常人家一辈子的生活所需。

这座府邸位于遵义城的一处高地，周围环境清幽，与城中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府邸的外观雄伟，大门两侧是用精雕细琢的石狮子镇守，显得既庄重又神秘。高大的红木大门半开着，透出一丝神秘。曾美和他的队伍走进府邸，立即被眼前的奢华景象所震撼。

红军在柏辉章的宅院中清点出一笔令人惊叹的财产。柏家囤积了数量可观的粮食、布匹和各类生活物资。这些资产之丰富，足以支撑红军的日常需求，缓解了他们物资紧缺的局面。

与此同时，红军还对遵义城内其他土豪劣绅的财产展开了全面清查。从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手中没收来的田产、银两等也被收编入库。这些不义之财被迅速分发给当地贫苦百姓，不少贫农家庭因此分得了土地或粮食，生活逐渐有了起色。一部分财物则被转入红军的“银行”作为资金储备，确保后续作战和生活所需。

遵义会议的召开与历史意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的柏辉章府邸内召开了一次意义非凡的会议，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事件。

博古率先发言，作为主要负责人，他详细回顾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过程。他提到敌人的反动势力之强、兵力之大，指出客观条件极为艰难。他的语调平静，但并未谈及自己在指挥中的具体失误。随着博古的报告接近尾声，周恩来则开始提出补充，表示对之前的军事指挥有诸多不同看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败的根源不在于外部的客观因素，而在于自身的战略战术错误。

接下来，张闻天发言，他的报告更为系统、详尽，显然是在会前与毛主席、王稼祥多次讨论过的。张闻天逐一列举了“左”倾思想在指挥中的具体表现，点明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他指出，这些错误直接导致了前线被动和部队的巨大伤亡。

在张闻天发言之后，毛主席指出，过去的战术策略过于僵化，对敌人兵力和作战方式缺乏了解。他进一步解释了中国革命战争应当如何结合农村地形、敌我对比，灵活机动。他指出，红军要避开敌人锋芒，以灵活的游击战术应对，才能在战争中掌握主动。

会议持续了三天，反复分析战场失利的经验教训，不时有讨论和交流。随着会议的深入，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发言让与会者逐渐形成共识：只有改变战略战术，纠正指挥层中的错误，才能走出困境。经过反复的讨论和辩论，最终决定取消“三人团”的领导架构。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由毛主席、周恩来和朱德构成新的领导核心。

毛主席的战略思维在会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他强调必须用“游击战”来对抗敌人，并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来应对复杂的战场局势。这一建议得到了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成为随后红军作战的主要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危机时，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柏辉章的府邸，这座曾经象征权力和财富的宅院，也因这次会议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历史意义，它成为了中国革命转折的见证者。

柏辉章的后期生活与转变

红军撤离遵义后，柏辉章带着家人回到了这座曾一度被红军接管的府邸。他的府邸重新恢复了原有的奢华，精致的家具、珍贵的装饰品和宽敞的庭院又重新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柏辉章的生活也随之恢复了昔日的繁华。家族的米行、盐行和布庄生意也逐渐重整旗鼓，在遵义当地重新站稳脚跟。他通过这些生意源源不断地积累财富，日子过得锦衣玉食，府邸的生活也更加奢侈和讲究。

随着时局的变化，柏辉章继续保持着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尽管外界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依旧坚守在黔北的这片土地上。到了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溃，柏辉章意识到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南京政府节节败退，解放军的势力逐渐向全国扩散。此时，柏辉章回到遵义，国民党安排他为黔北绥靖区副司令，负责协助当地的军事防御。

但局势发展迅猛，新中国的成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解放的浪潮。随着解放军的进展，柏辉章逐渐认识到抗争已经难以改变局势，于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起义之路。他带领第2绥靖区的部队宣布起义，主动响应共产党的号召。

柏辉章的命运收场

1952年，随着新中国政权的稳固，中央政府开始逐步清算那些在旧政权时期犯有重大罪行、影响深远的人员，柏辉章成为了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柏辉章曾在黔北地区掌控大量军政资源，在旧政权时期累积了巨额财富，生活奢侈。

审讯过程中，调查人员查阅了大量证据，包括柏辉章在国民党时期的一些文件、军饷收支记录、地方控制的记录等，详细记录了他的各类不法行为。面对这些铁证如山的事实，柏辉章的罪行逐渐被清晰地揭露出来。早年的欺压百姓、克扣军饷和利用职权敛财等罪行让他的罪行更为明显。

最终，经过层层审查，柏辉章的罪行被确认。法院宣判他死刑的消息传出后，许多曾受他压迫的百姓对国家的决策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对他在旧政权时期累积的罪行的正义清算。1952年，柏辉章被执行枪决。

参考资料：[1]石永言.遵义会议会址房主柏辉章其人[J].老同志之友（上半月）,2011(1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