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时候，有个叫尼姆·威尔斯的美国女作家来到了延安。

女作者在采访时向董必武询问：“那个中共一大的资料，现在还保留着没？”董必武摇了摇头，直接说：“都没了，全丢了。”

董必武在讲述时，满脸遗憾，叹气声也随之传来。

没错，一大会议结束后，那些代表们就各奔东西了。经过这么多年战乱纷飞，还能保持原样，那真是不可思议。

可没想到，1960年，有个美国人居然挖到了一份“超级重要的文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美国人韦慕庭发现了“一大文献”的相关资料，原来是他写的】

1960年某天，哥伦比亚大学教中国历史的美国教授，韦慕庭，高兴得不得了。他在学校图书馆翻到了一篇学生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是1924年1月写的，全英文，还是用打字机敲出来的。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究》。到底是哪个学生能有本事写出这么专业又有深度的文章呢？

经过多次琢磨，教授有了个重要新发现，论文最后附录里的内容让他大为震惊。

附录一里头放的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那会儿的第一个大纲》。

附录二里头放的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定的关于党的目标的首个决议》。

附录三里放的是《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是在1922年7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大家通过的。

附录四里头装的是《中国共产党1922年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

附录五里头放的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版本是1922年的。

附录六里头放的是《中国共产党1923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这个附录真的让韦教授大吃一惊，这难道是真的？

倘若情况属实，这无疑将是一项震撼性的发现，因为附录一、二、三、四、五已经多年杳无音讯，甚至连中国共产党自身都难以寻觅其踪迹。

这样的资料，教授看了肯定很高兴啊。

韦老师动手查起了这些附加文件，想确认它们是不是真的。

有个学生写论文，他的名字叫做陈坤坡。

一提到这个名字，你试着用拼音念念看，可能会觉得挺耳熟，念出来就是：陈公博。

对中国近现代那点事儿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陈公博，他算是汪精卫下面的第二号大坏蛋。他在汪伪政府里头，不光当过立法院的一把手，还做过上海市的市长呢。后来汪精卫没了，他还临时接手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的位子。

这个人呢，他早年间参与了一九二一年的那次重要大会。

韦慕庭是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他肯定对陈公博有所了解。

要弄清楚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他便动手翻找资料。结果发现这人挺古怪，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名录”里，居然出现了三次，时间分别是1923年2月28号、1923年9月27号，还有1924年9月。而且，这三次登记的生日都不一样，一个是1891年8月28日，一个是1891年9月29日，还有一个是1892年。

为啥同一个人名儿，会注册三次呢，而且生日还老是不一样？

根据陈公博的身份信息，那位教授翻查了《日本名人录，还有满洲国及中国名人》这本书，结果查到陈公博的出生年份记录为1890年。

韦教授的生日总是变来变去，让人摸不着头脑，他自己心里也没个准数。

为了弄清楚身份这事儿，韦教授专门跑去纽约市立大学找了唐德刚博士。这位唐博士可不简单，对中国的事儿门儿清，他以前还拜访过胡适先生，俩人关系好得很，算是老朋友了。

查了相关资料后，唐博士深入研究了一番，觉得要找到陈公博的《寒风集》回忆录，说不定那里面就藏着咱们要找的答案。

韦老师动手找起了那本叫做《寒风集》的书。

信息挺少，但总算是瞅见点盼头了。那时候，堪萨斯大学正跟住在香港的张国焘商量着出版回忆录的事儿。韦教授呢，就顺势给张国焘写了封信，想从他那儿讨来陈公博写的《寒风集》。

说来也怪，张国焘那儿还真就有这本书，他还给我寄了一本，书名叫《寒风集》。

韦老师满心期待地翻找起来，结果真没让他白费功夫，在《寒风集》这本书里，从191页开始的文章《我和共产党的故事》里，把事情经过写得清清楚楚。

基于此，韦慕庭证实了那份论文以及附录都是真实无误的。

后来，韦教授去找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个晚辈，还查阅了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这些书，接着就出版了一本英文书，书名叫《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这本书的开头部分，是韦慕庭给写的。

陈公博的那篇论文，在默默无闻了36年之后，终于得以面世出版。

挺让人可惜的是，那本书里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部分，它第10条后面直接就是12条了，11条压根就没出现。既然原版就是这样，哥伦比亚大学和韦慕庭也就照着陈公博的原样给保留了下来。

哎，1960年那会儿，中美还没搭上关系的桥，两边儿对着干，关系挺僵。而且，美国那边儿关心这事儿的人也不多，所以压根儿没几个人在意。咱们中国的党史研究者呢，也看不了美国出的那些书。

但是，中国的党史研究者们一直没停歇，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就在积极搜寻“中共一大”的相关文件。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取了另一份材料......

【2、来自苏联俄文版的“中共一大文献”资料】

1950年那会儿，咱们国家的党史研究者们发现了一篇文章，是苏联的一个叫葛萨廖夫的人写的，标题叫做《中共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这篇文章写的时候，跟陈公博写的时间挺接近的。那时候，葛萨廖夫跟那些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关系很好。

但这篇文章背景挺大，没想到跟张作霖扯上了关系。

1927年4月6日那天，张作霖不守规矩，突然就把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啊、中东铁路的办事处这些地方给围了，还直接把我党很有名的大人物李大钊给抓走了。

那时候，李大钊是在大使馆的西院工作。他被抓后不久就英勇就义了，这真是太可惜了。

在苏联大使馆里翻出了几本书，里头有一本是葛萨廖夫写的，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张作霖吩咐手下把这些俄文书翻译成中文，但用的不是白话文，而是文言文。翻译完后，他又把这些资料整理到一起，编了本书，书名叫做《苏联阴谋文书汇编》。

说实话，这名字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

转来转去，到了新中国成立的1950年那会儿，党史专家们把它给找着了。

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叙述得很详尽，但遗憾的是，里头没包含“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具体条文。真是可惜啊！

不过，党史专家们突然想到一个点子，说不定在苏联那边，我们能找到一大相关的文献资料呢。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杨尚昆他们一伙就开始跟苏联方面商量起关于“中共的一些资料”的事情。

跟苏联方面聊了好多次后，他们终于肯把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共产国际档案还给咱们了，那时候交过来的档案有好几大箱子呢。

经过一番认真的翻找，细心的专家们找到了中共一大的相关文献资料，但这版本是俄文的，并不是咱们期盼已久的中文原版。

接下来，有专业的翻译团队仔细地把那份重要文献翻译成了中文，并且首先发布在了内部的秘密杂志《党史资料简报》上。为了核实这份资料的真实性，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将文件递给了董必武老先生进行鉴定。

尽管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董必武老先生还是亲自回了信。信里大致说了这么个事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三个重要文件，在没找到中文原版之前，这些资料算是挺靠谱的......

董老先生回信里讲了，那份资料真的很重要，也很靠谱。

这么说吧，就在韦慕庭教授于海外发现那份重要文献资料的前一年，咱们中国其实已经从苏联那里获取了一份可信的信息。不过呢，这份信息没对外公布，只是发表在了内部的《党史资料汇报》上。

拿到俄文版的“中共一大资料”后，因为一直没有公开出版，所以美国的韦慕庭教授总觉得自己他们是头一个找到这些中共一大资料的人。

1972年，距离韦慕庭的书问世已经过去了十二年。那会儿，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工作的李俊臣，偶然间在一本日本资料里瞧见了有关“中共一大文献”的线索。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本日本资料是参考了美国那边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李俊臣想着碰碰运气，就去了北京图书馆找书，没想到还真让他翻到了一本英文写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

这本书因为是英文版的，所以一直没啥人，也不清楚在北京图书馆默默放了多久，就跟陈公博的论文似的，直到1960年才被人们翻出来注意到。

挺有意思的是，你如果把英文版和俄乌版的资料放一块儿比，会发现关于中共一大的那些文献资料，内容都差不多。奇怪的是，不管是哪个版本，它们里面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都少了第11条。

可以肯定地说，它们都是按照中文原版来的。

“一大文献”的中文原版究竟藏在哪儿了？这事儿谁心里也没个底儿。想想看，参加一大的代表们，现在都不在人世了。在那群代表里，能一路坚持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的，也就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位。剩下的人呢，有的年纪轻轻就走了，有的离开了党组织，还有的变成了叛徒。

成功的路上其实人不多，能一路走到底的，看来也就那么几个。

说不定，将来的某一天，中共一大的那些原版中文文献资料就自个儿冒出来了，这事儿谁也说不准。咱们也只能等着瞧了，看看到底会不会发生。

当然，也有可能这东西压根就见不着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