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都绕不开的名字。

他们本是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却由于种种原因渐行渐远，终至分道扬镳，归于不同营垒。

建国初期，鲁迅和胡适，前者以无产阶级奠基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的身份成为被称颂的对象；

后者则以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人物和某些人心目中的孔子而受到批判。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是否被人称颂，鲁迅毫不在乎，他生前在多篇文章中曾表达过这样一种看法：

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前当做领袖极力吹捧，死后被当作偶像顶礼膜拜。

同样，对于是否被人批判，胡适也不以为然。

他曾说，我非但不怪罪那些批判我的人，而且我百分百同情可怜他们，甚至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宣传胡适的思想。

鲁迅临终前曾经就自己的后事如何安排，这样写道:

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而胡适晚年面对别人说，我们只批判你的思想，不针对你个人，他在日记中写道：

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也就是说，无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还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者，他们早将个人之事和身后之名视为云烟。

时至今日，距离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抛开两个人生前的个人恩怨和观点论争，以及后人为他们两个人预设的立场和强带的头衔，仔细回顾他们一生的所思所行，所作所为，鲁迅和胡适，虽然走的道路不同，但终极目标却是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再造新文明。

鲁迅

也许在我们今天看来，鲁迅和胡适有着太多不同，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二人的一生，他们之间有着颇多的相同和相似之处。

鲁迅和胡适都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家庭，都是早年丧父，受母亲影响较大，对待母亲极为孝顺；

在青少年时代都曾经接受过私塾教育，后来都曾出国留学，学习科学技术，但后来又都转到了人文社会科学。

鲁迅东渡日本原本学的是医学，后来却转向文艺；胡适西行美国原本学的是农业，后来却转向哲学。

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是从身世背景还是从自身经历，胡适和鲁迅都是差不多的。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够趣味相投共同致力于启蒙思想的新文化运动的原因。

因为他们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从小就读过中国传统的典籍，所以对旧书旧学是比较了解的。同时，他们又出国留过洋，对西洋、东洋等外国的新知也是了解的。

所以，当远在美国的胡适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号召文学革命，仅隔一年多时间，鲁迅就用一篇《狂人日记》展现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文学改良刍议

除却上述所言的相同和相似之处，鲁迅和胡适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从性格来看，鲁迅为人狂介，豪放，作为章太炎的弟子，鲁迅崇尚六朝，颇有同城派的遗风，在学问上精益求精的同时，颇具反叛精神，文章中多有反对文人士大夫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迹象。

胡适师从杜威，虽然在社会上同样精益求精，但却更具理性，中正平和，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外表下，隐约可见正统儒家中庸的影子。

从两人传世的作品来看，二人两相比较，鲁迅都是文学作品，虽然也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这样的学术著作，但其文学作品如小说、杂文等则更为人津津乐道。

胡适则不然，作为一个书生，他身上没有太多的文人气息，更多的是学者气质。胡适虽然也写过一些新诗，但这些作品都是开风气的。

也就是说，胡适文学作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要远远大于作品的文学意义和审美意义。他留下的大多是考据的学术论著如《红楼梦考证》等。

一言以蔽之，鲁迅是一个文人式书生，狂介、浪漫，富于感性，嬉笑怒骂，随心所欲。

胡适是一个学者式的书生，平和、务实，富于理性，正襟危坐，容忍内敛。

鲁迅

从思想和政治倾向上来看，早期的鲁迅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较多，但日本是一个封闭的岛国，虽然学习欧洲的君主立宪，但是仍旧有很浓厚的封建残余，所以鲁迅在吸收日本资产阶级民主的部分长处之余，自带反专制集权特质。

在反封建的道路上，后来接受了更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留学美国的胡适，从一开始接触的就是完善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而非鲁迅接触的嫁接的、转介的有着封建残余的民主，所以不是一生都在宣传独立、自由和民主。

这倒不是说西方的制度尽善尽美，而是相较于当时中国的由西方传入、再由日本转介过来的民主好太多。

从对国家的批判上来说，鲁迅固然是当然的战士，而且是铁血战士，但胡适未必就不是战士，只不过同样是批判，鲁迅都是对人、对人性、对国民性进行赤裸裸的批判，而胡适也批判国民性，但更多的是批判造成这种国民性的制度。

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鲁迅和胡适的一大分歧在于，究竟是国民的劣根性导致了制度的腐败，还是腐败的制度滋生了国民的劣根性。

鲁迅笔下的经典国民形象 阿Q

从立场来说，胡适是心怀天下，在心怀天下的同时心系小民，比如他曾经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

我宁愿亡国，也绝不主张对日作战。

但是这句话是被阉割，至少是被压缩过的。他的原意是，在中日两国实力过于悬殊的情况下，贸然作战既不能让国家和政府更强大，更有底气，反而会让更多的小民做无畏的牺牲。

简单来说，胡适是自上而下的考虑问题，他是先考虑政权的存亡和国家的安危，再考虑小民的生死。

胡适是一个学者，他不是文人，更不是文人政治家，他想搞学问，不搞政治，但他搞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政治。

换句话说，他不想做帝王将相，但他想做帝王将相的老师。

青年导师胡适 影视形象

而鲁迅，是一个文人，但他也不是一个文人政治家，而是一个替底层说话的文人知识分子。

与胡适明里暗里与当权者如蒋介石、汪精卫和张学良等人眉来眼去不同，鲁迅除了早年间做过民国教育部的公务员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的。

所以从立场来说，鲁迅是底层人说话的，他一生都在为底层人呼吁，但他一生也在批判底层人的劣根性，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综上所述，我们既可以看到鲁迅和胡适的相同，还可以看到他们的不同，但是抛开特定年代特殊背景下的特定的叙事。

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他们都有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再造新文明。

而再造新文明，我们既需要呼唤鲁迅赋予感性和批判精神的鲁迅，为底层人发言，也需要胡适这样理性的人为政府建言献策，我们既要从人性的角度完善人格，又要从制度的入手建设体系。

一言以蔽之，我们呼唤鲁迅，同样也需要胡适。

民国北大人文学科教授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