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云：“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老子是道家代表人物，韩非是法家代表人物；道、法两家在学术上有着云泥之别，为什么太史公会将老子与韩非放在同一列传中？

对此，《史记·索隐》也颇为不解：“右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传，先贤已有成说，今则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庄周同为传，其韩非可居《商君传》末。”

不过，太史公将老子、韩非放入同传，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因为韩非本人也承认，其学术思想源于老子。为此，韩非在书中还特意写下“解老”与“喻老”两篇，来阐述自己对老子思想的理解。《太史公自序》称“韩非揣度事物情理，遵循时势和道理”，确实有老子顺势而为、以道为本的意思。或许，韩非自己也真这么认为：所谓的“变法”，都必须顺势而为；变革需要去除的东西，都极大妨碍了事务的自然发展趋势，“变法”不过是让事务发展再次回归自然。

然而，法家的共同点是变革、不因循守旧，与道家“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理念再怎么说都相去甚远。所以， 清人钱大昕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申、韩之学，皆自谓本于老子，而实失老氏之旨。”因此，后人多将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人归入法家，不会将他们与道家混为一谈。

可春秋百家争鸣，所谓“百家”不过是后人人为划分；实际上各学术流派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比如，荀子也主张法治，可如今一般都将他归为儒家；又比如李悝，虽然都称其为法家，可他却师从儒家；墨子旗帜鲜明地反对儒者的“命定论”，可持“命定论”的在今天大多归入道家；……。所以，对法家人物而言，虽然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等等都归入法家，那他们的理念就果真完全一致吗？

未必如此。

至少商鞅就与其他的法家在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商鞅变法，从《垦草令》开始，持续了十余年，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首次变法发生在公元前359年，主要在四个领域：一是建立起基层什伍组织以及治安联保制度；二是建立奖励耕战的制度;三是强制民众分家析户，建立起小型个体家庭组成的社会；四是将山泽资源国有化等等。第二次变法发生在公元前350年，在三个领域进行了变革：一是进一步推广县制，将小乡邑合并成县，共三十一县；二是废井田、开阡陌；三是统一度量衡。

以事后诸葛亮的看法，商鞅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变法，都不是他的新创举措。基层什伍及治安联保制度，很可能是由管仲首创；鼓励耕战、改革宗法制，晋、齐、魏、楚等等国家都曾实施过；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转型，李悝改革之后魏国早已推广；县制改革，早在春秋时楚国就已实施；山泽资源国有专营，最早源于周厉王，由管仲加以发扬光大；……。

然而，这些变革举措，虽然别的国家早已实行，却往往难以持续：虽然列国都强调耕战以立国、防止宗族干政，可到了战国晚期，齐、楚、魏、韩、赵等等国的宗族势力依然强大，左右了这些国家的政局；最早实施土地私有化政策的三晋，到了战国晚期失土贫民越来越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推行县制后的三晋与楚，分封的宗族势力依然频繁活跃在政坛之上；……。

丛林法则时代为了生存，列国都曾积极变法；可唯有秦国变法最为成功，变法效果持续了数代人，这却是为何？

以此而言，商鞅变法定然有不同于列国变法之处，才能让秦国产生了与众不同的变化，最终吞并了六国！

综合看来，商鞅变法最为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变法举措都是参考过往历史上的多次变革，但为了确保变法举措落到实处，都将其法制化、制度化了。

鼓励耕战与改革宗法制，在列国变法中都是重点领域。但从效果来看，除了秦国外，其他国家都无法取得长期成功。

魏文侯在世时，曾向李克（或即李悝）咨询魏成与翟黄谁能担任相国。翟璜是魏国大夫，曾多次向魏文侯推荐人才；魏成是魏文侯的弟弟，是魏国宗室中的杰出人才。李克并没有没有直接回答，但隐隐约约推荐了魏成。

事后翟璜偶遇李克，关切地问道：“听说国君召先生询问相国人选，最后是定了谁？”

李克回答是魏成。

翟璜顿时脸色大变，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耳闻目睹之下，我哪里不如魏成？西河郡守吴起，是我推荐；国君忧心邺郡，我又推荐了西门豹；国君想伐中山，我推荐了乐羊；攻拔中山后，无人驻守，我推荐了先生您；国君儿子没有太傅，我推荐了屈侯鲋。我哪里不如魏成！”

李克不动声色，冷静地回答：“您怎么比得上魏成呢？魏成食禄千钟，十分之九用于外交，十分之一自用，所以召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人，国君都以师礼相待；而您所进的五人，国君都以臣子相待。您怎么比得上魏成？”

听到这，翟璜局促不安起来，向李克拜了两拜后说：“我翟璜是粗鄙之人，口不择言，希望从此成为您的弟子！”

在翟璜争相之后，魏武侯时期又出现了吴起争相的事件。翟璜与吴起，都是颇具才干的贤士，也曾为魏国立下了大功。贤士频繁当众争官，这说明魏国人才的晋升途径并不明确，并没有形成制度。有大功却看不到晋升的希望，人才还怎么愿意留在魏国？

鉴于魏国的不足，为吸引人才，商鞅变法时就制定了鼓励农战的法律。他还制定推出了二十个爵位等级，任何人有了相应的战功，就能得到相应的爵位和赏赐。“翟璜”“吴起”们只管立功，法律上已经明确了他们的晋升通道！而如果没有战功，即便是贵为宗族，都“不得为属籍”！

将底层民众的晋升通道法制化、制度化，实际就是对宗法制较为彻底的变革。因此，秦国底层民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史称“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

此外，在推进县制改革时，商鞅还采取了一些政治手段。

县制改革，最早由楚武王创建，之后逐渐被列国所沿用。但楚武王创建县制时受到分封制影响，对于县尹的权力并没有特殊限制。除了县尹任免权力由公室把控外，县尹几乎继承了分封制封君的一切权力。也就是说，县尹掌控着本县政治、军事、经济等等一切大权，俨然就是一位小国国君。此后列国的县制（或郡县制）基本都全盘照抄，没有作出丝毫变革。

可商鞅却意识到了楚国县制的弊端，开始有意识尝试剥离郡县的行政权与军事权。在确定不同爵位的赏赐等级时，商鞅首创出“税邑”的概念：当秦人爵位达到五大夫级别，就能获得三百户的“税邑”。所谓“税邑”，就赏赐当地的税收；被赏赐者除了能享受地税外，并不享有此邑的管辖权。由此可见，为避免郡县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商鞅再对县制进行了一次关键性变革，并为后世郡县制打了坚实基础。

除此之外，商鞅还进一步推广了县制。

周时乡遂制度下，“乡”是城镇人口聚集的繁华地带，“遂”则是荒郊野外的人烟稀少之地。旧时管理制度下，因为遂地人烟稀少，往往采取了更为松散的管理模式，由此导致了乡人（士人、国人）与遂人（庶人、野人）在政治身份上的巨大差异。为提升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商鞅宣布“而集小乡邑聚为县”，将所谓“遂”也纳入了县，将传统的乡遂二元化管理模式完全统一起来。这意味着，庶人与士人一样可以参军入伍，当然庶人所享受的政治权利也与士人完全相同了。

最早对乡遂制度进行改革的是晋人，但商鞅在改革县制时能想到晋国的“作爰田”“作州兵”，足以证明他胸有丘壑。

不仅仅如此，商鞅在落实改革举措时还往往夹杂着种种经济手段。

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商鞅不惜以提高家庭赋税的措施来强迫底层民众分家析户；为抑制商业发展，对商人课以重税；山泽资源国有专营，一方面是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是驱使那些猎人、渔民、药农、及贩卖山泽资源的商人等等都不能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能去务农……。

一句话，任何事务如果不利于农、战，商鞅都要通过政治、经济以及法律手段加以限制和阻止，完全不顾这些事务是否合理，或者民众是否会反对。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商鞅自恃“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理念，所以大势宣扬“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商鞅这种理念，与当时显学儒、道、墨都不同，更是与道家“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理念背道而驰。

或许，这才是商鞅与韩非、申不害等等列国法家的根本不同之处。

单就韩非而言，虽然在依法治国、反对宗法制等等领域与商鞅观点完全一样，但韩非却更加强调国君的法治决心和治理手段，声称“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所谓“抱法”，就是让国君坚定依法治国；“处势”，就是让国君稳居权势高位，以此而御下。但同时韩非也强调，这种方法仅适合于那些资质平庸的国君。如果遇上千古一遇的自然大势，尧舜桀纣出现都难以改变大局。（《韩非子·难势》）韩非所说的“自然大势”，就源于老庄之道。对“自然大势”的敬畏意味着，以韩非、申不害为代表的列国法家，往往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不愿或不敢推动彻底变革，导致他们所主持的变法在持续一两代人后就再也难以为继了。

相比于他国变法者，商鞅没有任何思想的羁绊，只要有利于改变现状，他就会采取一切手段将其落实到位。所以，秦国变法之所以能持续数代，并不是商鞅新创了变法举措，而是因商鞅变法理念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