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多元医学的理论探讨 之八——反思随机双盲对照实验

西医的一切都是和谐的，追求分解身体，追求物质基础，追求机理，追求实验室，追求高新科技，追求精确和逻辑，追求化学分子式，追求强烈疗效，追求严格的管理……所有这些追求都是和谐的，可从一个推出其他所有，也可从其他追求推出任何一个。

西医也获得它应当获得的：对疾病的执着，缺乏对健康和生命的理解；迎来庞大的技术体系，变得极为复杂，费用昂贵；技术定义医学，病人被抛弃，医生成为辅助措施，研究者的智慧被不断压缩；缺乏走入生活的能力，缺乏协同民众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对个性化生命的理解，缺乏对动态影响因素的理解；于是迎来病态的躯体，强化了最初的追求，如此不断循环，无法脱出，宛如小狗咬着尾巴转圈圈。

这个体系会遭遇各种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长期不得解，会让生民承受病痛的折磨，会让人类生存于低矮的境地，担惊受怕，缺乏自信和大度。需要整体观医学的补充和改进。

某些科学精英被现代科学洗脑，坚持西医的绝对正确性，无视西医对待生命复杂系统的有限性，否认医学的多元性，大张旗鼓地评价其他医学形态，这是走向了科学的反面。根据思想家卡普拉的说法，这些人是一些“不能超越本学科的还原论的笛卡尔框架的科学家”。对此有专家指出：“活生生的生命现象，迫使人们必须超越旧有观念，以新的眼光审视问题。而现有的西方生物医学构架和实证科学体系却排斥这类事实，这是学科（理论框架）需要变革的问题，而不是其他。”

回望历史，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自负的人，认为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有理由定义未来，这倾向在科学时代以来最明显。不幸的是，所有这类言论都已经被证明是幼稚的。在任何密切相关于人的领域，简单化必然是错误的，坚持西医的唯一正确性就是典型例子。

西医看中医，是不同科学体系之间的相互打量，根本是思维和文化之间的相互比较。根据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一个文化体系对另一文化体系的评估不可能公平，因为人们依靠的参照物不是中性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用大量事实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技术传递存在大量无效。

思想家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尖锐地指出，我们所依赖的科学方法都是不可靠的，因此要为科学活动保留开放的态度，留出自由的空间。波普尔反对一切宣称掌握了历史变化规律的理论，并称这种错误学说为历史决定论，这是用过去的经验为生生不息的未来设限，谁都没有这个能力和权限。在医疗领域，废医论者对西医不遗余力的维护，依靠结构决定功能而打压中医，正是鲜明的例子。

爱因斯坦说：“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创造，任何给科学研究设定框框的行为，都是不宽容的表现。”“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则强调：“不管是客观性还是合理性，都不应该按照某一学科的理解而否定其他学科的理解”，也就是要强调“客观性、合理性的多元化”，他认为“科学并不是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它只是话语的一种形式而已……科学活动既然并不高明于其他人类活动，科学就不应该成为其他学科的典范”。

科学哲学家法伊阿本德强调，要实现方法的“无政府主义”，以保留最活跃的创造热情。他是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推进科学，他认为：任何思想，不管多么古旧和荒谬，都可能改善我们的知识。法伊阿本德并没有想取消什么，也没有说不许使用逻辑证明，他只是揭示证明方法中的漏洞，这漏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在某种关键时刻，严格的科学证明并不比其他方法高明多少，对科学还是有害的。

我们无法挽救西医的坠落，但可充分认识其弊端，发扬中华的优势，以弥补西医的不足，用实践证明那些思想的有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