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等:《忍把功名,换了人间烟火:18封信聊透〈儒林外史〉》

古代小说研究 2025-04-16 07:30:27

《忍把功名,换了人间烟火:18封信聊透儒林外史》,杨早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版。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解读《儒林外史》的书信集。杨早、庄秋水和刘晓蕾从女性、科举、朋友、城市、家庭、底色6个视角切入,聚焦经典情节和小人物的命运,以现代眼光重新诠释这部文学经典,追求现实与历史的照应。书中既有对封建礼教的犀利批判,也敏锐捕捉到吴敬梓隐藏在文字中超前的性别观念,以及他对底层人物的温情关怀。

作者以流畅的笔触,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对话的桥梁,既展现了吴敬梓悲天悯人的情怀,也呈现了他对生活烟火气的热爱与生命诗意的追求。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儒林外史》的窗口。

目  录

导读 伟大也要有人懂 杨早

儒林第一·女性

第1封信 杨早

另一位赵姨娘的故事

第2封信 刘晓蕾

《儒林外史》里为何没有“爱情”?

第3封信 庄秋水

合理性和诗意

儒林第二·科举

第4封信 刘晓蕾

未曾深夜痛哭过,不足以谈科举

第5封信 杨早

科举=高考+考编?

第6封信 庄秋水

为何只能走这道窄门?

儒林第三·朋友

第7封信 杨早

朋友之道苦矣

第8封信 庄秋水

朋友就是一种选择

第9封信 刘晓蕾

在败坏的世界里相互守望

儒林第四·城市

第10封信 刘晓蕾

从故乡到大城市

第11封信 庄秋水

往大邦去

第12封信 杨早

吴敬梓的《城史记》

儒林第五·家庭

第13封信 杨早

软饭硬吃的赘婿们

第14封信 庄秋水

纳妾是一种炫耀性消费

第15封信 刘晓蕾

家不家,国不国

儒林第六·底色

第16封信 杨早

须得将烟火写透

第17封信 庄秋水

作为底色的启蒙

第18封信 刘晓蕾

发现日常生活

导读:伟大也要有人懂

谁为儒林作外传

《儒林外史》是一部清代长篇小说,成书时间和《红楼梦》差不多,都是在乾隆年间。与《红楼梦》相比,《儒林外史》的“身世”要清楚得多,这个“身世”,说的是作者与版本。

《儒林外史》英译本,1959年获莱比锡书籍装帧艺术展览插图银质奖。

对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研究,现在有“曹学”之称,是一门与“红学”并肩而立的大学问,很多人研究,但还有很多问题搞不清楚,研究者也时常“打架”。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他的生平基本上是清楚的,争议不多,他留下了一本《文木山房诗文集》,收录了他四十岁之前的诗文作品。

后来又发现了一些佚文,比如吴敬梓写过一本讨论《诗经》意旨的《诗说》(所以他真是杜少卿的原型,杜少卿也写了一本《诗说》),原来大家都以为没传下来,结果1999年又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

与吴敬梓同时代的一些文人学士,也留下了很多吴敬梓生平的资料。《儒林外史》的版本情况也比较简单,乾隆十四年(1749),吴敬梓的好朋友程晋芳写过一首《怀人诗》:“《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那一年,吴敬梓四十九岁。可见,至晚在1749年,《儒林外史》就已经成书了。

五年后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去世。但吴敬梓在世时,《儒林外史》只是以抄本流传,他去世很久后,才有版刻印行。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儒林外史》刊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五十六回巾箱本。这个版本的最后一回,公认是后人所加。前面的五十五回,也稍有争议,据吴敬梓家乡《全椒县志》与好友程晋芳的记载,《儒林外史》都只有五十回——这个五十回本没有流传下来,因此也有学者怀疑现存的五十五回里有些是伪作。

清卧闲草堂刊本《儒林外史》

说了半天,咱们还没有正式介绍吴敬梓这位《儒林外史》的作者呢。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移家南京后号“秦淮寓客”,他的书斋名叫文木山房,因此又自号“文木老人”。

吴敬梓自幼聪慧,吟诗作赋,援笔立就。他十八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就屡试不中。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征召吴敬梓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一种额外的考试,用来选拔那些科举不利的“遗才”),但吴敬梓因为生病,便没有去。不过,这段被“特召”的历史,还是令吴敬梓引以为傲的。

另一桩让吴敬梓引以为傲的,就是他的家世。吴敬梓出生在一个世家大族,他自述是“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家声科第从来美”。吴敬梓的曾祖是顺治朝的探花(科举考试中殿试一甲三名,由皇帝钦点,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后来做到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曾祖五个兄弟,有四个人是进士;到了他的祖父辈,有榜眼,有进士,有举人。

不过,吴敬梓亲生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不显,只是个监生,而且早亡;他的父亲是拔贡(拔贡是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也只做了几年的县教谕,后来得罪上司,丢了官。

吴敬梓的拔贡父亲,也不是他的生身父亲,吴敬梓是过继的儿子。嗣父一去世,家族中就上演了争夺遗产的丑剧,十分不堪,让吴敬梓大受刺激,这一年吴敬梓才二十三岁,年轻人,逆反心理很重:你们视财如命,我就挥金如土;你们虚伪狡诈,我就放诞任达。

就这样,不上几年,家产挥霍完了,奴仆跑掉了,“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吴氏宗族看不起吴敬梓,说他是败家子。吴敬梓在老家呆不下去了,三十三岁那年搬到南京。

吴敬梓塑像

《儒林外史》就是吴敬梓搬到南京之后开始创作的。此时吴敬梓的生活越发困窘,卖文为生难以养家糊口,有时还要靠朋友资助,甚至不时陷入“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困境之中。到了五十四岁,一代文豪吴敬梓终于在穷困潦倒中,突然病逝于扬州。

鲁迅曾经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吴敬梓是这样,曹雪芹也是这样。只不过,曹家的衰败是突如其来的,遭受政治的打击,一夜之间,繁华化为乌有,恍如梦幻。吴敬梓与曹雪芹不同,家庭的败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虽然他自小生长在富贵宗族,但从祖父开始,自己这一支便开始衰败,到中年之后更是自作自受,陷于贫困。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在这个从“渐”到“骤”的家庭败落过程中,“世人的真面目”也就渐渐显露了出来,有钱有势便奉承你,无钱无势便看低你、甚至欺负你,功名富贵成了判断个人价值的标准。

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有自己对人生的真切感触,小说暴露讽刺的就是世态人情的势利,批判的就是人跪倒在功名富贵之前。

因此吴敬梓与《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一样,搬到南京去住了。如果说吴敬梓有什么生活理想,那无疑是像《儒林外史》中的庄征君一样,因博学鸿词科获得朝廷美誉,再放归田园,就是最理想的了:

这湖是极宽阔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边台城望见鸡鸣寺。那湖中菱、藕、莲、芡,每年出几千石。湖内七十二只打鱼船,南京满城每早卖的都是这湖鱼。

湖中间五座大洲:四座洲贮了图籍,中间洲上一所大花园,赐与庄征君住,有几十间房子。园里合抱的老树,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时不断的花。

又有一园的竹子,有数万竿。园内轩窗四启,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门口系了一只船,要往那边,在湖里渡了过去。若把这船收过,那边飞也飞不过来。庄征君就住在花园。

一日,同娘子凭栏看水,笑说道:“你看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们的了!我们日日可以游玩,不像杜少卿要把尊壸带了清凉山去看花。”闲着无事,又斟酌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诗说》,叫娘子坐在旁边,念与他听。念到有趣处,吃一大杯,彼此大笑。庄征君在湖中着实自在。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典藏版)

《儒林外史》由三个部分组成,以第一回楔子和第五十六回的尾声架构全书。

楔子:元代画家王冕预见科举考试将会使天下士子看轻了“文行出处”,即儒者赖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品格。

第一部分(2—30回),描绘做八股时文的举子和作诗的“名士”。

第二部分(31—37回),杜少卿、庄绍光(庄征君)等修建泰伯祠。

第三部分(38—55回),儒礼的实践及其失败,泰伯祠沦为一片废墟。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实际展现的是18世纪清代中叶的社会风俗画。所谓“儒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尊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谓“外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

在正史中,班固《汉书》首设“儒林传”,传中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中华书局版《汉书》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汉代的经学大盛呢?无非是能以经学获取俸禄和利益,讲经学,讲儒术,就可以加官进爵,就有了富贵功名。大家注意了,在东汉班固这里,学问与功名富贵就划上等号了。《儒林外史》批判的就是读书人无原则无底线,跪倒在功名富贵面前。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说: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段话很准确地概括了小说的主题: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中心,更以人们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中心,写足了科举制度、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乃至18世纪中国整个社会的细节与风气。

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是最高的。他很激动地为《儒林外史》打抱不平: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

《鲁迅全集》

鲁迅对于儒林外史的评价是不是过誉?下面我们就来稍微详细分析一下这部小说。

有人漏夜赶科场

吴敬梓眼中的功名富贵,是全社会虚伪势利之风的根源,也是使大批文人学士沉溺于科举,败坏“文行出处”的根源。他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借王冕之口批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说: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所谓“文行出处”,是指读书人做官或退隐的行为准则,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换句话说,该仕则仕,该隐则隐,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儒道互补”的精髓。

孔子说得清楚:“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国家有道而自己贫贱,是耻辱;国家无道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

《论语集释》

但是,一旦读书人热衷于功名富贵,怎么可能“无道则隐”?必然是有道无道都想着富贵,当然就会看轻“文行出处”。

《儒林外史》一开始就描写了周进、范进两个读书人中举前后的悲喜剧,就是要说明封建科举如何以它巨大的诱惑力腐蚀并摧残读书人的心灵。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未曾进学,不得不忍受新进学梅三相公的嘲笑,后来连馆职也丢掉,只得跟着商人记账,参观贡院时,触景生情,竟痛极而疯,一生科场不得志的悲愤于此刻集中爆发:

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

范进也是个连考二十余次不中的老童生,被丈人胡屠户骂为“烂忠厚没用”“现世宝穷鬼”。跟周进相反的是,范进是等到中了举,反而喜极而疯。

范进不看便罢,看过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唬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范进虽然历尽艰辛中举了,可他有什么真学问?他只知道做八股文,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这样的人临政亲民,往往不通实务,还迂腐固执。

《增补随园诗话》

袁枚的《随园诗话》引过一首徐大椿的《道情诗》,经常被人引用来证明以八股取士的可笑之处: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样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吴敬梓不仅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在科举制度毒害下扭曲的灵魂,还着力描写了周进、范进命运转变过程中,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人间色相。

周进巍然中了以后,“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早年坐馆的地方也恭恭敬敬供了他的“长生禄位”。

范进中举之后,作者借何美之浑家口中数语形容范太太的发迹变泰:“他媳妇儿,是庄南头胡屠户的女儿,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那日在这里住,鞋也没有一双,夏天靸着个蒲窝子,歪腿烂脚的,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听见说做了夫人,好不体面!”

“昔为人所轻,今为人所妒”,这正是周进、范进们所处那个势利的社会环境,也是士人们殚精竭虑埋头科举之因由。

《儒林外史》中还塑造了一位对科举极为虔诚的马二先生。他补廪二十四年,始终中不了,然而他对科举全无怨怼,只感到“不胜惭愧”,仍然四处宣扬科举八股的好处,说连孔子生在今天,都不能不去考科举:

邮票《马二先生游西湖》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如此看重八股,也因为他还是一位极为认真的八股文选家,希望用自己的眼力与经验,帮助年轻举子去争取功名富贵。

“马二先生游西湖”是《儒林外史》的著名章节,马二先生对“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毫无领会,眼中甚至也没有船上穿红着绿的各色女人,他最关注的,是湖沿上酒店中的鸡鸭鱼肉。举业与饮食,大概是马二先生唯二的兴趣了。

程十发绘《马二先生游西湖》

科举能求取功名富贵,成功之后会怎样呢?儒林外史里有一位臧蓼斋,很诚实地表白他为什么要拼命花钱补个廪生:“廪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

这就直言不讳地将举业与做官的利益露骨地联系起来。这样的人,出仕易成贪官污吏,处乡多为土豪劣绅。

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当然曾在历史上有过极大的功用。只是明朝以后以八股文取士,人们更多地看到了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弊病——往往会让热衷功名的读书人失却初心。

王惠由举人而进士,一到南昌任上念念不忘的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衙门里满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这样只顾中饱私囊的人,竟被朝廷目为“第一能员”。

《儒林外史》还用大量篇幅刻画了那些“假名士”,他们大多是科场失意的读书人,他们明明极其恋慕功名,却偏偏“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

像湖州名士的群像,借大家子弟娄三娄四公子的求贤活动一一出场,杨执中的呆气,权勿用的疯气,还有“侠客”张铁臂那个装着猪头的革囊,名士们的乌烟瘴气,使得二娄公子“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

连环画《张铁臂》

而杭州名士风格又不同,他们一出场就自豪地说:“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讲八股的。”他们口中最羡慕的是名士赵雪斋:“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可实际上,这些名士高谈阔论,拣韵联诗,仍掩盖不了心底对功名富贵的渴望。附庸风雅,趋炎附势,奔走权门之间,讨些残羹冷炙,就是杭城这群抖抖索索的斗方名士的写照。

这里尤其可以留意的,是张铁臂那样的“侠客”,战国的韩非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士与侠客是一对可以比照的符号。

娄三娄四两位公子,正是身为不入流的文士,又倾慕侠客的豪情,才会赠银张铁臂,又大张旗鼓开什么“人头会”。但在《儒林外史》的时代,不只名士不是真名士,侠客也完全是在拆烂污。鲁迅曾就这段情节来比较中西文学史上的“真假吉诃德”:

西洋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那猪算是狭客的“君父之仇”了。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鲁迅像

这个情节并非吴敬梓原创,在笔记小说里早已有之,但是吴敬梓将它组合在这里,以假侠客、假名士相对照,就很好地反映了“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这个结论。

这些假名士、假侠客是鲁迅所说的“做戏的虚无党”,他们已经不相信历史上的名士、侠客追寻的风雅玩世或侠义济世,而只是以这样的人设当幌子,骗吃骗喝骗银子。像杨执中向娄三娄四公子推荐权勿用时说:

我有一个朋友,姓权,名勿用,字潜斋,是萧山县人,住在山里。此人若招致而来,与二位先生一谈,才见出他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时第一等人。

然而在乡人口中,权勿用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

他在山里住,祖代都是务农的人,到他父亲手里,挣起几个钱来,把他送在村学里读书。读到十七八岁,那乡里先生没良心,就作成他出来应考。

落后他父亲死了,他是个不中用的货,又不会种田,又不会作生意,坐吃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县考的覆试也不曾取。他从来肚里也莫有通过,借在个土地庙里训了几个蒙童。

每年应考,混着过也罢了。不想他又倒运,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镇上盐店里一个伙计,姓杨的杨老头子来讨账,住在庙里,呆头呆脑,口里说甚么天文地理、经纶匡济的混话。他听见就像神附着的发了疯,从此不应考了,要做个高人。

自从高人一做,这几个学生也不来了,在家穷的要不的,只在村坊上骗人过日子。口里动不动说:“我和你至交相爱,分甚么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几句话,便是他的歌诀。

清巾箱本《儒林外史》

结果,杨执中、权勿用这两位高人,因为杨执中儿子偷拿了权勿用五百钱,反目成仇:

权勿用道:“我枕头边的五百钱,你可曾看见?”老六道:“看见的。”权勿用道:“那里去了?”老六道:“是下午时候我拿出去赌钱输了,还剩有十来个在钞袋里,留着少刻买烧酒吃。”权勿用道:“老六!这也奇了!我的钱,你怎么拿去赌输了?”老六道:“老叔!你我原是一个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甚么彼此?”

说罢,把头一掉,就几步跨出去了。把个权勿用气的,眼睁睁敢怒而不敢言,真是说不出来的苦。自此权勿用与杨执中彼此不合,权勿用说杨执中是个呆子,杨执中说权勿用是个疯子。

足见这些人的互相标榜,只不过是商业互吹,只要一碰到利益纠纷,彼此的欣赏与交情,就烟消雪融了。所以,这些假名士与王惠、范进那样的真官僚,做派不一样,却同是沉溺于名利欲望的势力鬼。

功名之外有天地

说到真假名士,儒林外史里有一对可以对照的兄弟。莫愁湖高会的主角是杜少卿的堂兄杜慎卿,他门第清贵,潇洒雍容,还是“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徘徊大半日”,颇有点真名士的风度。

连环画《杜慎卿寻妙》

杜慎卿喜欢听歌唱曲,但“听久了,也觉嘈嘈杂杂,聒耳得紧”;他爱作诗,别人提议“即席分韵”,他又说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他所做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原来不过是召集全城的旦角来表演,博得一个“名震江南”的风流美名。

杜慎卿似乎不喜欢女色,甚至是厌女的,说“我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妇人那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倒是对“美男”很感兴趣,希望能碰上一个同生共死的同性“朋友”。

但是这些都不耽误杜慎卿纳妾,他的说法是这是为了“嗣续大计”,让人想起宋明的一些道学家,每次上床前一定会祷告天地,说自己是为了传宗接代,不是为了自己享乐。

这位杜慎卿,人设是极致的厌俗,周围的俗人俗物,都让他难于忍受。但实际此人最后仍然选择科举作为自己的归宿,用《红楼梦》给妙玉的判词来形容就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用杜慎卿自己的话来吐槽:“小弟看来,觉得雅的这样俗。”

孙温绘栊翠庵妙玉扶乩

而他的堂弟杜少卿,是杜慎卿眼中的“呆子”——“纹银九七他都认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杜少卿似乎与钱有仇,到处周济人,不管好人歹人,似乎一味要把家财散尽。

但杜少卿并非真是别人眼中的“空心大老官”。杜少卿这个人物身上一向被认为寓有作者吴敬梓的影子。

杜少卿蔑视科举,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他傲视权贵,王知县要会他,他说:“他果然仰慕我,他为甚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

北门汪盐商家酬生日请王知县,王知县请他去做陪客。杜少卿道:“你回他,我家里有客,不得到席。这人也可笑得紧,你要做这热闹事,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

到了王知县被罢官,无处安身时,他又主动请他到家里来住,“而今他官已坏了,又没有房子住,我就该照应他”。

像杜少卿这种不热衷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在势利现实的官场体系里,总是举步维艰。杜少卿的父亲“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悌,劝农桑’的呆话”;萧云仙在青枫城兴农桑、劝学堂,汤镇台在野羊塘平定叛乱,这些实实在在做事的官员,却都没有好的结局,不是降职,就是丢官。

故而杜少卿拒绝朝廷征辟时说:“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

连环画《杜少卿平居豪举》

杜府老管家娄文焕是真心为少卿好的,他临终时叮嘱少卿:

我在你家三十年,是你令先尊一个知心的朋友。令先尊去后,大相公如此奉事我,我还有甚么话?你的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你生的个小儿子,尤其不同,将来好好教训他成个正经人物。但是你不会当家,不会相与朋友,这家业是断然保不住的了。像你做这样慷慨仗义的事,我心里喜欢,只是也要看来说话的是个甚么样人。像你这样做法,都是被人骗了去,没人报答你的。虽说施恩不望报,却也不可这般贤否不明。……

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慎卿相公,慎卿虽有才情,也不是甚么厚道人。你只学你令先尊,将来断不吃苦。你眼里又没有官长,又没有本家,这本地方也难住,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大相公,你听信我言,我死也瞑目。

后来杜少卿果然去了南京,会集一帮或真或假的同志,重修泰伯祠,成就一番事业。但所谓崇贤尊道,跟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因此旋起旋灭。

连环画《沈琼枝》

反而是杜少卿称赞不肯给盐商宋为富做妾而私自逃婚、以刺绣和诗文在南京自食其力的沈琼枝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显示出了对独立女性的尊重,是了不起的先进价值观。

杜少卿还有一个名场面,是带着妻子游清凉山:

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杜少卿道:“这个使得。”当下叫了几乘轿子,约姚奶奶做陪客,两三个家人婆娘都坐了轿子跟着。厨子挑了酒席,借清凉山一个姚园。……

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坐了一会,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拿在手内,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习习,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

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比起杜慎卿来,杜少卿的价值观、性别观、财富观,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两兄弟摆在一起,一个似雅实俗,一个出淤泥而不染。作者心目中的高低上下,一目了然。

邮票《杜少卿夫妇游山》

《儒林外史》还特别尊重一种人,就是身处功名富贵圈外的市井小民和市井奇人。像修乐器的倪老爹,看坟的邹吉甫,开米店的卜老爹,开小香蜡店的牛老儿等等,他们都是忠厚诚笃、朴实善良的下层劳动人民。

作者借向鼎称赞鲍文卿来映衬文人的品行:“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

又如南京城里一群假名士吟风弄月,却在山里看见了两位真正的市井风雅人: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

小说结尾还刻画了市井四大奇人:季遐年写字、王太卖火筒、盖宽开茶馆、荆元做裁缝。他们都是做小买卖的手艺人,但各怀绝技,分别精通琴棋书画。他们共同的品质是鄙弃权势富贵,自食其力,过着“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样的市井隐逸,才是吴敬梓心目中真正的“儒”,在这些身在儒林之外的市井小民身上,却有着令儒林士人汗颜的高贵品质。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

如果说,吴敬梓的忏悔心态、性别观念,都可以与同期的《红楼梦》相提并论;而吴敬梓对江南市井生活的观察入微,细节毕现,又直逼明代奇书《金瓶梅》。

比如有名的马二先生游西湖,马二先生固然对山水名胜了不措意,但他眼里的人间烟火、饮食闹热,当年也很让我读的时候流下了长长的口水,后来到杭州游玩,脑海里全是马二先生的导游词。是这样的:

……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

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上面一个横匾,金书“南屏”两字——吃了一碗茶。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马二先生也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因为走多了路,在下处睡了一天。……

那房子也有卖酒的,也有卖耍货的,也有卖饺儿的,也有卖面的,也有卖茶的,也有测字算命的。庙门口都摆的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十分热闹。马二先生正走着,见茶铺子里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见有卖的衣饼,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

连环画《马二先生》

我常说,一部古典小说好不好,主要看它能不能让我感到“馋”。大家在看古典小说时,不妨照着这一层去想,包你八九不离十。

未有公心如此书

《儒林外史》在揭示精英政治的破产、文人的生存危机、道德沦丧和价值缺失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儒林外史》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的反讽笔法展现了士林的众生百态,而且在于它触及了儒家精英社会一些核心问题及困境。

学者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便是以此为出发点来解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商伟认为,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的最终解体。

《儒林外史》既是这些转变的产物,也是对这些转变的回应。商伟认为,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史上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但是,比起思想性而言,《儒林外史》更值得称道的是它的写作心态与讽刺艺术。吴敬梓的思想并不领先他的时代,八股的坏处,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这些人都讲过,清代的袁枚、方苞等很多人也痛骂八股。

但小说的优长就是在这里,它不是一条一条给你分析、讲道理,写世态就够了。写好了世态,真实地把这个世风写出来,就算完成了它的使命。

《中国小说史略校注》,鲁迅著,陈平原、鲍国华编注,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版。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说: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

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儒林外史》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古代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正是由于作家创作态度的严肃,吴敬梓不是“私怀怨毒,乃逞恶言”,而是出于悲天悯人的忧患之心。吴敬梓对他笔下的各种人物有褒贬、有嘲讽,但矛头却总是指向那个产生这些人物的社会。

鲁迅评价《红楼梦》很少“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儒林外史》亦是如此。如书中写王玉辉鼓励女儿自杀殉夫,说这是“青史留名的事”。后来女儿死了,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

但到了送女儿去烈女祠公祭时,他却“转觉伤心,辞了不肯来”。此后出游外地,又三次触景生情,伤心落泪。这样层层推进,写出了王玉辉内心理智与情感、礼教和良心的冲突。

连环画《王玉辉》

又如写周进点取范进时的心理活动:

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

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又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

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

周进虽然与范进一样为科举体系所桎梏,但他对于老年赶考的范进,有着很强的共情之心,比起拿到功名就反过来打压、为难后辈的多数官员来说,周进仍然有着充满良心与温情的一面。

又比如,范进中举喜极而疯,作者对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作者同时也大力书写了范进居丧的虚伪,这位众人眼中的“老实人”竟然穿着“吉服”去打秋风,一边不用“银镶杯箸”,一边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

邮票《范进中举》

小说写马二先生痴迷于八股迂腐,也写他怜惜并帮助匡超人,慷慨解囊为蘧公孙销赃弭祸,赞扬他的古道热肠;五河县的饱学秀才余特“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作者也让他出入公门、干涉词讼、私和人命。

最后,吴敬梓让书中许多被讽刺的人物,都参加了祭祀泰伯祠的典礼。所谓泰伯的至德,就是“三以天下让”,泰伯三次把王位让给小弟季历,季历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皇位就是人世间最大的功名富贵,为了争夺皇位,许多统治者都可以不择手段。相形之下,受到功名富贵诱惑走上科举之路的知识分子,不是应该得到谅解和宽容吗?

吴敬梓是站在社会环境和风俗的高度去观察和思考文人的生活和命运的,令人信服地把人物表现为环境和风俗的产物,把社会罪恶和堕落的责任主要归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并把这个制度视为“一代文人有厄”,对不得不在这个制度下讨生活的士人抱以深切的同情和谅解。他的讽刺不是指向某一个人,而是对他身处的所谓“康乾盛世”的否定。

吴敬梓看到人性的缺憾,但是充满了同情谅解,这就是鲁迅说的“秉持公心”。而且,吴敬梓甚至在他笔下极力讽刺的人身上,找到了自我镜照和反省的绝佳契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前身《小说史大略》,还曾指出《儒林外史》有“共同忏悔之心”:

《鲁迅小说史大略》

然中国之谴责小说有通病,即作者虽亦时人之一,而本身决不在谴责之中。倘置身局内,则大抵为善士,犹他书中之英雄;若在书外,则当然为旁观者,更与所叙弊恶不相涉,于是“嬉笑怒骂”之情多,而共同忏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挚,感人之力亦遂微矣。

正是基于“共同忏悔之心”的有无,鲁迅在定稿《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儒林外史》从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列的“谴责小说”里摘了出来,单列了“讽刺小说”一类。

的确,儒林外史并不专注于置身事外的“谴责”,它要讽刺与批判的其实是整个时代。难怪有时人批注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用“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来解释《儒林外史》命名的原因,说明了《儒林外史》在艺术手法上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方式,一是叙事方式。

在结构上,《儒林外史》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主角和连贯统一的主要情节,却有类似于正史“列传”中个别人物的精彩传记。

《儒林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儒林列传,列传的顺序是: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蘧公孙——匡超人——杜少卿等等。

《儒林外史鉴赏辞典》

这是一部既没有主干情节,也没有中心人物的长篇小说。情节设置是轶事性的,依次跟随不同的人物来展开叙述,从一个人物切换到另一个人物。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部由轶事组成的编年史。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虽然这些人物之间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只有极其薄弱的联系,但却有着内在逻辑思想的一致,他们都统一在吴敬梓关于知识分子的现状和命运的整体思考之中。

吴敬梓利用这种结构,让众多的人物分别表现时代生活的一个方面,而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时就反映出了时代社会的多方面的社会面貌。

在叙事方式上,吴敬梓没有从当时习以为常的说书人全知视角来讲故事,而是让读者直接融入小说的叙述世界。难怪有人说:《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激发我们以新的眼光看世界的中国现代小说。

《儒林外史》不再模仿约定俗成的说书人口吻,小说既没有介绍出场人物的相貌、衣着的程式化的诗句和套语,也没有以叙述人的评论或引用惯用的俗语,来了解某一主要事件的叙述,而采取了客观叙事方式,作者尽量不对人物作出评论,把自己的态度、立场和观点隐藏起来。这种客观叙述是中国史传的传统笔法。

史家记叙历史,以秉笔直书为最高原则,在记叙中不直接表示自己的倾向,而是让事实说话。

《儒林外史简说》

《儒林外史》的客观叙述达到了史书级别。如第七回中,荀玫刚中进士,家里就报母丧,为了不耽误科道考选,王惠就出主意让他瞒下这件事,两人找到周进、范进求保举,而这两位宗师都说“可以酌量而行”,到最后,还是因为官小不入“夺情”之例,“只得递呈丁忧”。

这一群知书达理之人对自己那个时代所尊崇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明知故犯、钻营取巧,可见孝道的沦丧已经到了举世而不知其非的地步。卧评说:“此正古人所谓直书其事,不加论断,而是非立见者也。”

这种严格的写实精神,还使吴敬梓超越了传统通俗小说“善恶有报”的道德观念,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爱憎去剪裁生活,去牺牲生活的真实。

如对于严贡生这位卑鄙无行的乡绅,作者虽然笔笔不肯放过,大写其恶,赖农民的猪、讹诈小民利钱、用云片糕使诈赖掉船夫的船资,但也让严贡生最终利用等级名分观念,成功地吞并了弟弟的财产;匡超人从一个孝子读书人堕落成流氓,不择手段,忘恩负义,但作者也没有再安排对匡超人的惩罚,相反让他按照真实生活的逻辑考取教习,成了表面上的人生赢家。

《李汉秋讲儒林》

就讽刺艺术来说,《儒林外史》也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作者大量使用流行于当时文人圈子中的流言、笑话和轶事,来揭露这个阶层的做作虚伪和庸俗的市侩作风,产生了漫画式的效果。

吴敬梓是一个惜墨如金的极简主义者,擅长将辛辣的讽刺融于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之中,他让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像现实生活那样展开,去呈现自身,讽刺的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的。

如牛浦对子午宫道士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与董老爷的交往时说:“我不曾坐轿,却骑的是个驴。我要下驴,差人不肯,两个人牵了我的驴头,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

牛浦不是漫天扯谎,而是在努力要说得适合自己的身份,说得活灵活现,这样却反而暴露了他有限的见识和经验,就能引发读者会心的微笑。

正是这种高超的讽刺艺术,让《儒林外史》可以跻身于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之列。

《儒林外史:名利的炙烤》,张国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作者简介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阅读邻居读书会联合创始人,“名著三缺一”联合创始人。著有《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拾读汪曾祺》《民国了》《元周记》《野史记》《说史记》《城史记》《早读过了》《早生贵子》等著作,主编《话题》系列(2005-2014年)《沈从文集》《汪曾祺集》《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汪曾祺别集》(其中两册)《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汪曾祺文库本》(十卷)。译著有《合肥四姊妹》。合著有《汪曾祺1000事》《墙书·中国通史》《小说现代中国》等书。整理文献有《扶桑十旬记(外三种)》。担任深圳读书月、华文好书、探照灯好书等多种图书奖评委。2013、2014获『华文领读者大奖』提名,2024年获第六届伯鸿书香奖“阅读推广奖·正式奖”。

庄秋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出版人,“名著三缺一”联合创始人。出版作品有《风入罗衣:中国文学中的服饰与人情》《三百年来伤国乱:晚清至民国中国记忆》等书籍;纪录片《张謇》策划撰稿(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刘晓蕾,文学博士,大学教师,“名著三缺一”联合创始人,“得到”APP《刘晓蕾讲透〈金瓶梅〉》课程主理人,《文汇报》《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有《刘晓蕾〈红楼梦〉十二讲》《作为欲望号的〈金瓶梅〉》《情僧、英雄与正经人:14位人物解透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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