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引言
明代初期以后，朝鲜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琉球与朝鲜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但在两国持续发展之中，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了琉球和朝鲜国之间的关系往来，并且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断交。１６世纪早期，随着琉球海外贸易活动的总体衰落，两国往来也停止了。此后，一直到了１６世纪中后期，两国在北京使者间的相互往来，以及通过明朝政府遣返双方的漂风难民事件关系得以恢复。此后，琉球和朝鲜国之间的交往换文和交换礼物都是两国的使臣在北京的会同馆进行。换句话说，琉球、朝鲜之间的联系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行，自此北京取代了日本成为了两者间交流的纽带。
一、“伪使臣”事件及双方关系交恶
琉球和朝鲜两国间从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开始正式往来，在往来的的一百余年中，“伪使臣”事件不断的穿插其中。朝鲜国发现在接待琉球使臣的时候，他们所带有的书契、图书并不是琉球本．国所使用的，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在此之后，不断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究其原因有两方面：第一，如前文所提，两国关系开始之初，因为琉球尚不熟悉前往朝鲜的海路。所以在早期琉球与朝鲜交往中，琉球常常借用日本博多、九州、对马岛的商人或商船，代表琉球使节与朝鲜交往。第二，日本商人发现从中能牟取大量的利益，若以私人贸易为起头，它虽优于公共的或官方的贸易，但对私人贸易而言会有更多的禁令或者限制。所以，若能以琉球国的名义和朝鲜进行贸易往来，对于商人来说是大有利益可赚。这样导致日本博多、九州以及对马岛的商人经常伪造琉球文书，有些商人甚至改变囯和朝鲜国王的派遣内容，谎称是琉球使者赴朝鲜从事贸易活动。
每次琉球“使臣”的到访都会让朝鲜倍感压力，一方面是酬谢使臣送还本国漂风难民，一方面是国家内部的财政压力。最终因为，因为“伪使臣”事件的繁多，到１６世纪初，朝鲜以此为由和琉球王国方面断绝了往来。此后长达一百余年，琉球和朝鲜方面的文献就没有记载双方直接性交往的史实。
二、嘉靖年间琉朝关系的恢复
朝鲜选择与琉球方面结束外交往来，一方面可以杜绝“伪使臣”事件的发生，同时也能防范倭寇的侵扰。但另一方面在处理与琉球相关问题的时候，却表现的相当困难，特别是对于双方漂风难民的问题上。嘉靖九年（１５３０年），７名琉球人遇海难漂流至朝鲜，
《中宗实录》中记载道：传曰：予观济州牧使启本，则其所获人，非贼倭也，乃梦琉球国人。此亦邻国之人，衣服、饮食等物，令该司别加措置，送还事其速考启。
由此可见，当时朝鲜官员将这些漂流而来的异国人抓起以后，发现并非是倭寇，而是琉球人。所以马上给他们提供衣服、食物等。接着朝鲜中宗对于琉球国的一些风俗、人文产生了兴趣，并且中宗尤其着重审问琉球的水稻产业如何，其他还包括对于服饰、饮食等等的问题。
朝鲜官员对七名琉球人进行了审问，但双方语言不通造成了很大障碍，虽然请了“济州押来人”，但还是无法具体询问一些事宜。最后朝鲜王国方面遵照之前琉球使臣梁广一例，向釜山倭馆的倭人请求通晓琉球语言的人。并且顺利找到了通晓琉球语的“佐马助家久”，通过其帮助，才顺利了解琉球漂流民的情况。关于如何处理和送还琉球漂风难民的情况，朝鲜国内部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这七名琉球漂风难民来自于琉球国本岛较远的岛屿，其他的内容倭人也不能了解的很清楚。对于如何送还他们，朝鲜礼曹的建议是将他们送到中国再通过琉球使臣送还琉球，这样也避免直接交给对马商人所带来的问题。但中宗持有异议认为日本人并不能通晓琉球语，礼曹建议转送中国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这也会出现很多问题，首先需要派遣使者遣明，其次使臣抵达北京未必能遇到琉球使臣。这次讨论并没能拿出一个万全之策，所以只能再度讨论。
这次讨论之后，朝鲜王臣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将这些琉球人交至对马岛的使者，通过日本转送至琉球。同样，对马岛的使者也同意了朝鲜国讨论的决定，并表示需要书契，以便在国内通行。当这些决定已经要尘埃落定之时，七名琉球漂风难民得知了这个决定，纷纷提出了抗议，并不同意这个决定，
《中宗实录》中记载：礼曹启曰：“琉球国漂流人付送倭人事已定，今不更启矣。但分礼宾寺官员牒呈云：‘漂流人闻倭人率去之齐以手指其顶，中夜痛哭’云。本曹不信此言，使郎官率济州押来人，亲问其漂流人，则果如前所言云。故敢启。”传曰：“漂流人令倭人率去，转送于本国，果有受害之弊，至为哀怜。知道。”
琉球人因为得知朝鲜方面要将他们转交到对马岛使者，痛哭流涕，极度悲伤。中宗考虑到了转送日本国的种种困难以及对琉球人的苦难的怜悯。最终重新进行讨论，决定先送至中国，在通过琉球使臣还至琉球本国。琉球人对这个决定甚为欣喜。《中宗实录》中记载道：礼曹回启曰：“于琉球国漂流人处，使济州押来人言其付倭人入送之事，则有恐惧不肯之色，言其入送于中原，则有欣欣喜悦之色。乃曰：‘若入送于中原，则吾国使臣必乘船越海入来’云。皆束手罗拜而叩头。
最后，朝鲜中宗决定了派遣使臣吴世翰奉命前往中国，并将琉球漂风难民带至北京，再转送于琉球使者。吴世翰在朝廷上也谈到关于琉球人来自于南方温暖的地方，不耐寒，在去往北京的路上路途遥远，请求赐毛衣以保证琉球人的生命安全，若到了北京出现死伤情况，可不是小事。其次，饮食上也要多加注意。
中宗二十六年（１５３１年）四月，朝鲜使节吴世翰“奉皇帝敕书，还自中朝，百官迎于慕华馆”，明帝敕谕“琉球国民马木那等七名，漂流到境，随付进贡使臣，领解赴京等因，足见王恤邻（怜）拯溺之义，忠敬可嘉，除将马木那等遣归外，兹特降敕奖励。王其恪守臣节，益敦礼义，庶永享太平之福，故谕”。
朝鲜因解送琉球漂风难民到中国受到明朝皇帝嘉奖。自此之后，朝鲜将琉球漂风难民全部经由明朝转交琉球使臣带回，这也成为了日后此类情况的范例。明朝也对朝鲜的送还琉球漂风难民的活动给以了嘉奖。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年），琉球商人三十余名漂至朝鲜，由朝鲜冬至使解送中国遣返琉球。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即宣祖二十五年正月，“琉球人漂到本国，差官押送辽东，请转奏解还。”琉球和朝鲜两国使节均通过北京转送双方漂风难民遣返，无疑大大促进了双方使臣在北京的沟通与交流。
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年）琉球使臣和朝鲜使臣在北京便有了一段简单的交流。那年正好是嘉靖喜得皇子，周围朝贡国纷纷来祝贺。
这位皇子出生，嘉靖皇帝甚为欣喜，以此昭告世人，并大赦天下。琉球和朝鲜都派出使臣来北京进贺，献上方物。琉球王国派使臣梁椿、朝鲜派使臣苏世：让来京。从史料上可以看到琉球国王尚清当时派遣正议大夫梁椿、使者吾马刺等向明朝进贡，并且献方物贡马十五匹、硫磺二万斤。朝鲜使臣苏世让后来所写的《阳谷赴京日记》中记载了他作为使臣往返的记录，其中有谈到他在北京和琉球使臣的交流之事。
相关内容如下：嘉靖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晴。入通州东门，出西门。自此至皇城四十里间，狭路人家栉比。至朝阳门，少憩城外庙堂，乃入到寓玉河馆西照。闰二月十六日晴。琉球国使臣十八人来寓西馆。其国人来，留福建府，惯习华语而朝。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琉球使臣梁椿等人在北京的时候拜访了朝鲜使臣。朝鲜使臣询问了琉球关于风俗、产物等。文中“又好为僧”与笔者所提及的琉球崇尚佛教相契合，琉球在当时举国上下信仰佛教。但文中说琉球产沉香、象牙、玳瑁、胡椒、白檀，但我们通过了解具体的史实发现，琉球并不产这些物品。
１４世纪晚期到１６世纪初这是琉球王国航海远洋贸易最为繁荣的时期，一度被称为琉球“大航海时代”。当时的琉球人穿越东亚和东南亚海域，进行贸易活动。琉球不仅与朝鲜有贸易往来，同样与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如暹罗、爪唾、马六甲、三佛赍、苏门答腊、安南、北大年，所以大多数胡椒、象牙、苏木等产物都是来自于这些东南亚国家。琉球因为土地较为贫瘠，通过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的方式来准备向中国进贡的货物。此次事件，琉球和朝鲜确定了由北京进行中转漂风难民的体制。此后，两国的漂风难民都有使臣护送至北京，通过北京的使臣转送回国。
三、万历年间琉朝使臣在北京的交往
除了嘉靖九年（１５３０年）发生的琉球人漂到朝鲜事件，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年），琉球商人三十余名漂到朝鲜，转由朝鲜冬至使送往中国遣返琉球。次年，他们回到了琉球。在此之后，因为朝鲜发生了壬辰战争，两国交往中断了一段时间，这段时期的史料显示双方并没有往来。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战事趋于平静，两国关系开始恢复。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琉球国派遣使臣向明朝贡的时候，将咨文和礼物都交给同在北京的朝鲜使臣闵汝庆带回。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八月，朝鲜派出冬至使奇自献前往北京，并给同在北京的琉球使臣带来感谢咨文及礼物。
咨文主要感谢了琉球国王对两国友谊所作的贡献，以及馈赠礼物，宣祖甚为感动。同时，咨文中我们也能看到描述了在万历十八年（１５９０年），琉球国前往朝鲜的商船，航海途中遇到了海难，最终商人漂流到了朝鲜。朝鲜方面将琉球人转送至天朝，最终随贡船回到了琉球。同样在咨文中，宣祖强调了两国同属明朝子民，同沐皇恩，共为兄弟之邦。文章情真意切，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朝鲜、琉球受到中华文化影响之深远。这其中朝鲜王国认为，两国之交往是建立在明朝宗藩体制这个大框架内。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对于明朝秉持的“事大原则”。
从高丽到朝鲜李氏王朝，朝鲜与中国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不论周边国家王朝的更替，但中国一直都是处于核心的位置。这其中更多的是儒家思想对当时的朝鲜王朝的影响。这其中的以小事大原则，是儒学文化中的一种最为基本的观点。它理论根源来自于中国先秦时期观念，《诗经》“小雅”中所提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次《礼记》中也谈到“天无二日，土无二主”。这种俸家思想文化告诉了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服从中国天子，不论是国内诸侯国，还是外邦，两者都是天子的臣子，都需要遵守君臣关系中的各种礼制。随着儒学在朝鲜王朝的深入，这种理论观点更多为人们引入处理自己国家与宗主国中国的关系事务中。这种事大原则对于朝鲜不仅仅表现在和明朝的外交礼仪上，同样也表现于书籍文化当中。
明朝景泰二年（１４５１年）朝鲜成书的官方史书《高丽史》中就深深表现出了事大主义的原则。这本书仿照的是中国史书的模式，但体例略有不同，朝鲜认为“本纪”是中国皇帝才能使用，如高丽历代国王的事迹只能用“世家”来记载，这些都表现了朝鲜对于明朝的“事大”之理。此次，琉球使臣和朝鲜使臣的一来一往，被称为“一谢一报”。此次一谢一报也是１６世纪两国断交以来首次的文书往来，其中关于咨文的称呼，朝鲜国进行了讨论。
承文院启曰：“琉球世子元咨自书其名。而我国回咨，依元咨因书其名，似为未安。去其宁字而空其地似当。右咨下书琉球国中山王世子，亦为未安。本国元咨，亦只书朝鲜国，今亦（除）中山王世子等书，而但书琉球国，似为稳当。”
当时，明朝忙于应对壬辰战争。虽然琉球国尚宁王己经即位，并且在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年）的时候，琉球国己经派使臣向明朝请封。但明朝一直到到了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才正式册封尚宁王。所以在这段期间尚宁王都是以世子的身份向明朝和朝鲜递送咨文。同样朝鲜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回复咨文的时候也是以“琉球国”为结尾。这是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书交往体例。
结语
从明初到万历年间，琉球王国和朝鲜王国之间经历了“伪使臣”事件、断交、间接交往的辗转。但琉球王国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主动寻求与朝鲜国的往来，两国间才能在北京进行间接的往来。在北京来往的过程中，两国使臣起到了重要作用和桥梁，他们代表国家进行文书往来和礼物赠送。他们为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段时期，漂风难民的问题成为了两国交往的核心内容，怎样送还琉球漂风难民，还在朝鲜国内君臣进行激烈的讨论。但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８年）萨摩藩入侵琉球，让两国刚刚建立起的脆弱的外交关系再次陷入了失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