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唐罗双方进一步增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最终结成同盟于公元６６０年灭亡了百济王国。然而好景不长，在唐朝撤回大部分军队后，百济遗臣鬼室福信与僧信诚率领着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为何百济故土动乱不安？唐朝君臣又是如何应对？此时的新罗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以后的“唐罗战争”有何影响？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深思探讨。
1、权力真空下的百济复兴运动
公元６６０年，唐罗联军大举征伐百济，一路高歌猛进，“于是王及太子孝与诸城皆降，定方以王及太子孝、王子泰、隆、演及大臣将士八十八人、百姓一万二千八百七人送京师。”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意图建立南方据点，进攻高句丽的第一步计划已经实现了。但事与愿违，在百济灭亡不久，残存在百济故土上的反抗力量便掀起了长达三年的复兴运动，极大阻碍了唐军的军事行动。那为什么百济故土上的复兴运动会如此猛烈，是什么引导着这股反抗力量的兴起？
查阅《新唐书》、《旧唐书》、《三国史记》等中韩史书，无一例外地将此事发生的原因归结为苏定方军队在平定百济之后“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常之恐惧，遂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鸠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筑栅以自固。”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苏定方等人并没有对百济故土进行妥善安置，反而是纵军烧杀抢掠才最终引起了百济人民再度起兵反抗。
在整个百济复兴运动中，由百济贵族鬼室福信率领的反抗力量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是什么使得鬼室福信在唐灭百济的行动中得以幸免，并进而率军反抗呢？鬼室福信，百济武王扶余璋之从子，曾担任过入唐朝贡使者一职，除此之外，直到鬼室福信率军反叛为止，长达数十年中均没有其事迹记载，貌似其地位非常之低，没有显赫事迹值得记录。
关于此问题，有必要对鬼室福信出使唐朝之事进行重新的审视探讨。《三国史记》卷２７《武王纪》中记载了鬼室福信之所以出使唐朝，除了朝贡之外，是为了应对百济进攻新罗，新罗真平王向唐朝请求支援一事，照理说，能够担任此职务应是能力极高之人，不至于在以后的日子中碌碌无为。
而当百济灭亡之时，鬼室福信的官职为西部恩率，按《北史》记载，恩率是百济十六品官职中的第三位，且考虑到后期百济官职的滥授，如扶余义慈曾封其“庶子四十一人为佐平”，此时的鬼室福信是远离权力中央的，由于入唐朝贡的目的并没有达到，鬼室福信在回国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受到重视，而是处于闲置状态，至于升到恩率一职也是因福荫所致，且并无实权。
长期的闲置使得鬼室福信心中郁郁不平，难以一展宏图，而百济王及其他王公贵族被带回唐朝之时，百济故土上权力出现了真空，鬼室福信对权力的欲望开始展现了出来。鬼室福信在率领百济余众进行复兴运动之时，曾向倭国进行求援，并请求倭国放回百济王子扶余丰璋，意图奉其为王，以号召民众，掀起更大规模的百济复兴运动。
当时的鬼室福信虽然乘着唐军率领百济王室贵臣等人回唐之时，率领百济余众起而抗争，但是其自身的地位还是难以得到认可，从“佐平自进”之中便可以清楚看出，因此鬼室福信急需要百济王室的继承人扶余丰璋归国，借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号召各地兴起反抗的百济将领。
扶余丰璋回国之后，虽被鬼室福信等人奉为王，但是实际的权力完全掌握在鬼室福信手中，甚至倭国援助百济武器也是以赐福信为名，如６６２年便赐“百济佐平鬼室福信矢十万支、丝五百斤、棉一千斤、布一千端、韦一千张。稻种三千斛。”
可见此时百济的实际掌权者仍为鬼室福信。在对权力的渴望下，鬼室福信起而领导百济复兴运动，并集结各地进行反抗的百济人民，从而给唐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但仅此一点，是否足以使得福信率军抵抗唐军数年的原因呢？
显然不止如此，福信本身的优异才能也是支撑百济复兴运动的重要环节。福信不仅率军，以周留城为根据地进行复兴运动，还多次围困唐军据守的泗沘城，甚至打退了新罗救援的军队，使得泗沘城成为一座孤城。
在鬼室福信被倭国与扶余丰璋联合杀死之后，新罗甚至发出了“以百济王斩己良将，谋直入国先取州柔”的言语，可见当时的福信的领导才能在百济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福信性格中的心狠手辣也是成为维持其地位的重要因素。
据《资治通鉴》载，与福信同时反叛的将领有僧人道琛，两人甚至分别称霜岑将军与领军将军，可见反叛之初两人势力处于同一层面上。当权力越来越大时，福信的野心也随之膨胀，他无法允许道琛与其一同分享权力，于是便设计杀害了道琛。
后来在扶余丰璋意图制裁福信时，福信对这个傀儡也毫不留情，意图杀之，只是在倭国的干涉下反而使得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应当说，鬼室福信作为一名有才能、心狠手辣的将领，在唐罗联合灭亡百济之际，为了扬眉吐气，追求权力，起而反叛并逐渐成为百济复兴军中最强大的力量，从而掀起轰轰烈烈的百济复兴运动。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唐罗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2、唐高宗的心态变化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登基，是为唐高宗。其继位之后，为了稳定国内政局，安抚民心而“宣布罢辽东之役”，此时期的高句丽、百济与唐朝应算是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状态。但到了655年，唐朝与高句丽在辽东的战事重开，唐朝对高句丽实施不间断的军事打击，应当说这是高宗对太宗后期实行的骚扰政策的一种延续，是唐高宗继续构建东北亚国际秩序的行动的体现。
韩昇认为这个时期是高宗逐渐建立“‘万国之主’的地位和唐罗联盟”的时期？，但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还应联系高宗即位后的朝中势力变化与唐高宗个人的心态变化来考虑。关于唐高宗重新对高句丽采取军事进攻一事，笔者认为是有着高宗自身的原因在内的。
高宗继位之后，朝政长期处于长孙无忌的掌控之中，就连高宗意图立武则天为后之事也遭到了长孙无忌的重重阻拦，虽最终实现了立后之事，但受制于他人的滋味终宄令高宗耿耿于怀。
直到６５９年，太宗朝掌权的大臣诸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或被杀被贬，长期压抑着的高宗终于有了一展宏图的机会，而高句丽无疑是一个极佳的战场，重新对高句丽采取进攻姿态，除了是对新罗的请兵采取回应之外，也体现了高宗意图超越其父亲，证明自身的心态。
但长时间的骚扰政策虽对高句丽的国力造成了极大影响，唐朝却也无法再进一步实行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了消除东北地区高句丽政权的隐患，一展雄图超越唐太宗的想法使得彻底执行“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的政策在所难免，唐太宗后期与新罗合作的方案再次被推上了历史舞台之上。
在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唐与新罗灭亡百济是有着唐高宗个人建功立业，扬眉吐气的心态在里面。在６６０年８月苏定方统军灭亡百济回国后，唐高宗便急忙开始布置攻打高丽的军事行动，而并没有妥善处理好灭亡百济的后续事件，关于这个情况，学界将原因归结为高宗只是将百济视为实行南北合击的一个军事据点，而并没有占领百济的意图，从而使得大部分兵力在战后马上就被调回国内为征讨高句丽做准备。
而拜根兴师也认为在攻占泗批城之后，唐朝即在百济设置羁縻州府，设立五个都督府，除过刘仁愿与新罗王子金仁泰据守以及任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之外，其他四个都督府管理全部由百济当地人担任，这也充分体现了唐朝仅仅将百济当做一个南方据点，从而为百济复兴军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但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从派军到灭亡百济，唐罗联军灭亡百济仅仅用了三个多月，如此快的胜利速度在古代的国际战斗中是令人震惊的，而百济的灭亡使得唐军为进攻高句丽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在唐太宗朝都无法实现的情况，在高宗手中实现了。
这样一种胜利使得唐高宗“被冲昏了头脑，不但要马上继续南北两轮夹击高句丽，而且还要亲征，完成其父未竟的事业”，超越太宗地位的欲望也进一步膨胀，从率领众位大臣观看一戎大定乐也可以看出此时高宗建功立业的心情。
这样一种心态的变化使得唐高宗认认为平定高句丽可在一瞬之间，并在百济全境没完全平定之时，便急忙下令让苏定方领军回国，且派王文度去百济镇守，—方面是为了避免苏定方拥兵自立；另一方面更是想着把精力放在攻打高丽上，其膨胀的欲望也使其相信击败高句丽只在一瞬之间，甚至打算领军亲征，对百济故土上燃起的复兴火焰也就难以以理性态度去处理了。
应当说，唐高宗的心态的变化，不仅对唐军的军事进攻与人员安排起着重要影响，而且其意图超越唐太宗、扬眉吐气的心态也为使得其无法理智地处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从而令百济叛逆分子有机可乘。
前方将领的安排不当
随着唐军攻占百济都城，建立南方据点的第一步算是已经完成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百济复兴势力依旧是蠢蠢欲动。根据上述论述可知，唐高宗本人对待战役的心态以及对待将领的信任程度对稳固百济领土是具有极大影响的，但前方将领对百济故土的处置方式也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们还得考虑前方将领对待百济故土的措施所造成的影响。
661年百济境内形势急转直下，唐朝留守军进一步受到了百济复兴军的轮番攻击，境况危及，直到刘仁轨到百济后与刘仁愿合作才使得形势有了好转。从镇守的效果上看，刘仁愿并不能很好地处理百济复兴的问题，百济复兴的火焰越烧越烈，选择让刘仁愿镇守不安宁的百济地区明显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可为什么苏将军会选择让刘仁愿驻百济留守呢？
不由得让人思考其中是否有着个人的欲望在其中？拜根兴师认为刘仁愿之所以会参加征伐百济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是苏定方与刘仁愿之间私交甚深，故苏定方向高宗请求所致。
而这跟苏定方选择让刘仁愿留守百济是否有关？在《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中，拜根兴师也进一步谈到了在苏定方攻破百济之后，唐中央马上派遣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前往百济，这一种任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苏定方的推荐有关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百济故土上复兴的火焰熊熊燃烧不仅是因为唐朝将百济视为进攻高句丽的南方据点造成的，唐高宗的急速胜利欲望、因苏定方自身的权力欲望而造成了选择留守百济故土将领的措施不当都是造成百济复兴运动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