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份，咱们远征军准备进缅甸打仗的部队都整编好了。里头包括了杜聿明带着的第5军，甘丽初管的第6军，还有张轸指挥的第66军。
孙立人带着他的新编38师，被编进了66军。他去见军长张轸报道时，张轸一脸不乐意，直接就来了一句：“你这师啊，看着光鲜，其实中看不中用。我手下三个师，就数你的最不行。”
【拼凑的六十六军】
张轸可不是个平凡人物，1938年徐州会战那会儿，他带的队伍打得相当漂亮，人们给起了个绰号叫“翼字军”。仗打完了，张轸因为表现出色被表彰，还升官做了十三军的军长。
张轸因为不是嫡系出身，所以不受老蒋待见。1939年的时候，他被撤了军长的位子，表面上给升了个军政部第二补充训练总处的中将处长，其实是被架空了。
1941年12月7号，太平洋战争打响了。没过几天，张轸就接到了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话，让他赶紧跑一趟重庆。到了重庆，何应钦就跟张轸说，打算把第二补训处的部队整编成三个师的甲种军。
张轸重新拿到兵权，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但等他被正式任命为66军军长后，才发现自己被何应钦给耍了。原来，第二补训处的那些部队，一个都没被划进新成立的66军里。
66军手下有三个师，分别是新28师、新29师和新38师，它们跟张轸没啥关系。说起来，新28师原先是特务头子康泽手下别动队总队的第一支队，后来才改编成的。这个师的师长是刘伯龙，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学员。
新29师其实是从康泽别动总队的第二支队转变过来的，它的领头人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的马维骥，担任师长。
这两个师长里头，刘伯龙这家伙性格嚣张，心狠手辣，特别难对付，而马维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们俩对从上面派来的军长张轸，压根就不放在眼里。
66军的二把手成刚，他是黄埔军校第二期的学生，以前还在康泽的别动队待过。因此，66军的实权，基本上都落在了黄埔系和康泽那边的人手里。张轸到了那儿以后，感觉手脚被绑住了，对部队的管理和控制受到了很大限制。
一听说新38师也被编进了66军，张轸心里那叫一个憋屈。他觉得，新28师、新29师虽说有点难管，但那些头头脑脑都是黄埔出来的，正经八百的中央军。可新38师呢，连杂牌军都沾不上边，原本是军统管走私的队伍，后来才改的，简直就是给戴笠那特务头子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这样的部队，战斗力能强到哪去？说白了，就是一堆废物，破铜烂铁一堆。
孙立人因训练军队而出名，他带的新38师看上去军容整齐，气势不凡。但张轸却不这么看，他觉得这只是表面功夫，中看不中用，还直言在66军的三个师里头，新38师算是比较差劲的。
孙立人恼火地回击道：“张军长说了可不算数，到底能不能打，战场上见真章。”
那么，孙立人带的新38师，真的就像张轸说的那样，一打就垮吗？
【孙立人与新38师】
张轸显然小瞧了新38师，这支队伍的起源是缉私总队，虽说连重庆军委会的杂牌军名单都挤不进去，可不论是从武器装备、训练程度，还是士兵的质量上，它比多数正规甲种部队都要出色，这可是孙立人亲自调教出来的精锐。
1937年11月3日一大早，日本军队偷偷过了苏州河，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管税警总团第二支队的孙立人少将，他马上带着队伍打回去。打着打着，孙立人不幸被日军炮火打中，浑身上下被炸了十几个伤口，血流得跟个红人似的。还好他头上戴着钢盔，脑袋才没被打死。
孙立人受了重伤，紧急送往上海租界的一家医院进行救治。税警总团的头儿黄杰跑到医院探望他，可没待多久，也就几分钟的样子，扔下两千法币就急着走了。这事儿让孙立人手下那些军官们心里头很是不痛快。
宋子文一听说孙立人的状况，心里就琢磨着上海已经沦陷，租界里也不太平。他赶紧让弟弟宋子安带上人手，把孙立人护送到香港去找那里的好大夫看病。说实话，要不是宋子文在那节骨眼上伸把手，孙立人很可能就在上海租界里头出不来了。
1938年2月份，孙立人身体还没完全康复，就急急忙忙赶到了武汉。他首先去找了黄杰，但没想到黄杰说话吞吞吐吐，不怎么愿意搭理他。其实，这是因为蒋介石已经私下跟黄杰打了招呼，让他把淞沪会战之后损失惨重的税警总团剩余的人马整编成一个师，好让他们变成中央军。要是孙立人再回税警总团，怎么着也得给个副师长的位子吧，但黄杰明显不太乐意这么干。
孙立人受了冷落之后，感觉自己没了去处。没多久，税警总团就正式解散了，心里不服气的孙立人决定去找宋子文。跟黄杰那冷冰冰的态度比起来，宋子文见到孙立人那叫一个热情，问了问具体情况，立马就给孔祥熙打了电话。宋子文和孔祥熙一合计，打算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存放在武汉的一个师的装备给孙立人，让他重新把税警总团建起来。不过他俩也明白，老蒋肯定不会让税警总团这个名字再出现，所以就提出换个名儿，叫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队。
孙立人得手装备后，立马把黄杰丢下的那些原税警总团里伤好了的几千号人给收了，分成三个团。接着，他又忙着招新兵，天天苦练。到了1941年，他的缉私总队已经壮大到六个团，手下还有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营这些直属部队，再加上干部训练所和总医院，实力杠杠的，比两个师还强。
【戴笠的图谋和妥协】
1940年11月份，老蒋为了压制孔家和宋家，他让戴笠同时管起了缉私署。戴笠一直就想把手伸进缉私这行当，这下有了署长的名头，他趁机把军统的人安排到各个缉私站点做站长，没过多久，这些缉私站点就都被军统给捏手里了。孔祥熙心里明白，这是老蒋在给他使绊子，但他也没辙，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插手缉私署的那些事儿。
戴笠老觉得手里没支硬气的军队是个大问题。后来，他掌控了缉私署，又听说还有支装备挺好的缉私总队，心里就盘算着怎么把这队伍给收了。戴笠这人精明得很，知道要是明抢，孔、宋那帮人肯定不乐意。所以，他得找个正当的理由。于是，他从军统局本部拉了几十个特务，1941年秋天的时候，让他们去缉私总队那边“阅兵”。说是阅兵，其实就是想挑点毛病，好找个由头吞并他们。
以前，军政部的人来过缉私总队几次进行检阅，每次都是骑着马来。孙立人也就没多想，按照老规矩准备了几十匹马。可没想到，这次来的几十个“检阅官”特务，大多都不会骑马。领头的特务就说，要坐轿子进行检阅。孙立人虽然心里很不爽，但还是忍了下来，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翻阅资料时，那些特务们真是洋相尽出，啥都不懂还硬要挑刺。领头的特务竟然还摆出一副指责的架子说：“缉私总队又不用去战场上拼命，你把队伍练得这么强干啥呢？”
有人跟着起哄，对着孙立人抱怨道：“缉私总队连个正式的部队编号都没有，你却拿正规军的标准来训练他们，这不是瞎折腾嘛。”
孙立人直接回应道：“你这话可不对头，缉私总队里头，有三成的人都是当年在淞沪会战打过硬仗的老兵，他们已经训练有素，随时都能上抗日战场最前线。”
特务们回去后，肯定没少说缉私总队和孙立人的坏话。没多久，戴笠就借着缉私署的由头，发了个通知，说缉私总队的人都不行，得全去重庆重新训练。等练好了，再重新分派。戴笠这招挺狠，直接就让孙立人没法再管缉私总队了。
缉私队伍一旦被戴笠掌握，那肯定就会被拉进军统当打手。孙立人可不想自己费心费力训练的队伍，最后变成戴笠的私人部队。所以，他立马把总队的事情交给了齐学启暂管，自己则跑到重庆去找孔祥熙想办法协调。
孔祥熙跟孙立人讲：“戴笠当上缉私署长，那是委员长点的头。不过你别急，我跟戴笠说一声，缉私总队还是你来带队，戴笠会卖我这个面子的。”
孙立人直接跟孔祥熙讲，他并不是想保住总队长的位子。他带的这支队伍，训练得好，战斗力强，要是被改成特务武装，他心里真是不乐意。聊着聊着，孙立人还提起了军统特务来检查时的那副难看样子。
孔祥熙听完之后，心里头挺有感触，立马就给军政部长何应钦打了个电话。孙立人这家伙也算走运，正好赶上这时候，太平洋那边打起来了，英美这些国家就希望重庆这边能派兵去缅甸，帮他们一起守着。老蒋一看，觉得这是个好时机，就让何应钦赶紧调兵遣将，把远征军给组建起来。
何应钦当时正忙着组建远征军呢，他就顺便给孔祥熙送了个顺水人情。
说到戴笠那边，因为有何应钦和孔祥熙这两位大佬出面说话，他也只能让步了。不过，戴笠肯定不会轻易把费了好大劲才拿到的缉私总队全交出去。两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军政部发了话：缉私总队里的第二、第三、第四团，就组成新的38师，师长让孙立人来当。
孙立人离开后，缉私总队里的其他三个部队，也就是第一团、第五团和第六团，慢慢就变成了军统手下的军事帮手。
孙立人晚年时常常提起，他对没能带走剩下的三个团，特别是第一团，心里一直觉得很可惜。他说：“第一团是缉私总队里最能打的，我那时候使足了劲儿想留住他们，可最后还是没能如愿。这么好的一团人，结果被军统给调走了，就去做些守家护院的事儿，真是太可惜了。”
戴笠对第一团特别上心，可这个团的团长贾幼慧，是孙立人亲手提拔起来的。贾幼慧觉得给特务老大当手下太丢人，一气之下就辞了职，跑到新38师去找孙立人了（后来他还当上了新一军的副军长）。
【66军大溃败，孙立人师一枝独秀】
孙立人带的新38师被划到66军后，其实并没怎么被看重。一方面，军里的另外两个师都是正宗的中央军，师长刘伯龙和马维骥觉得自己是黄埔出身的正统部队，有点瞧不起人。另一方面，新38师原本是由缉私总队三个团改过来的，被当成是非主流的杂牌军。再加上人数上也不占优势，总共就八千多人，是三个师里人最少的。
新38师因为多次请缨出战，所以被66军选为了打头阵的部队，率先进入缅甸打仗。4月2号那天，新38师的一个前锋营到达了腊戍。就在同一天，老蒋和史迪威也一块儿去缅甸看了看，他们到了梅苗。晚上的时候，老蒋在梅苗见了孙立人，跟他说，得让他带着新38师守好曼德勒，给后面的大战做好准备。到了4月7号，孙立人留下了一个团在腊戍机场看着，然后带着大部分兵力往曼德勒去了。
1942年4月19号那天，孙立人带着他的部队在仁安羌把日军给打败了，还救出了七千多名被日军围住的英军士兵。这事儿一传开，孙立人他们可就出名了。后来呢，因为66军的其他两个师离得太远，老蒋就让孙立人他们暂时归第五军管，听杜聿明的指挥。
因为英国军队的策略是“放弃缅甸，保护印度，留住实力”，所以在缅甸的英军就让远征军自己去打仗，或者让远征军在前面挡着，好让英军自己逃跑。这样一来，情况很快就变得非常糟糕。到了5月份，远征军也不得不琢磨着怎么撤退了。
5月8号那天，杜聿明作为代理远征军第一路的长官，收到了史迪威和罗卓英的电报，说是要远征军撤到印度去。但奇怪的是，蒋介石给的命令却完全相反，他让杜聿明带着队伍撤回国内。
碰到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指令，杜聿明真是犯了难。他后来讲起这事儿时说：“我把各部队的队长和参谋长都叫来一起商量，最后我们决定还是听蒋介石的，往国境线那边撤。那会儿，所有将领都没有反对。”
“都没意见”这话其实不太对，至少孙立人是强烈不同意的。他干脆不听杜聿明的命令，自己带着队伍撤到了印度的英帕尔，成了远征军里唯一一个整编制撤出来的队伍。
五月份那会儿，远征军吃了大败仗，日军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根本挡不住。张轸带着66军，也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他后来讲起那段经历时说：“我跟我那一帮参谋，想尽各种招数，还是没能扭转局面。日军那机动部队，攻势又猛，追得又紧，我们差点连命都搭上。没办法，只好炸了五辆中型战车，想把路给堵上。可日军的大炮还是厉害，追得我们退却的部队连气都喘不过来。”
除了孙立人师保持完整编制撤到印度那边，66军的其他队伍在日军一打过来就散了。张轸一口气跑到滇西，身边就剩下几百号人了。等张轸缓过神来数了数，军部直接管的，加上刘伯龙、马维骥两个师的残兵败将，加起来都不到五千人。
第十一集团军（那时候包括了71军和66军）的头儿宋希濂，对66军的打仗样子特别恼火。在把想打进滇西、强过怒江的日军打退后，他立马开了个军事总结会。会上，张轸和他手底下的两个师长刘伯龙、马维骥，开始互相推卸责任，说对方的不是。会议结束后，宋希濂直接向重庆的军委会打了报告，说要狠狠处理张轸、刘伯龙、马维骥这几个。
66军军部，还有刘伯龙和马维骥这两个师，他们是远征军里的后备力量，被安排在了缅甸的腊戍、瓦城那些地方，还有滇缅公路边上，随时准备支援。那他们进了缅甸后，到底打得怎么样呢？
宋希濂回想起那段经历：
66军一抵达腊戍，不少部队领导和后勤人员就赶紧用大堆的外币，那时候在缅甸军队里发的都是缅币卢比，去买布啊、化妆品啊，还有那些高档吃的，像饼干、咖啡、牛奶、白兰地这些。他们一辆接一辆地往昆明运，到了那边一卖，赚的钱可是原来的十到二十倍。
那时候，我派了两个助手跟着部队去缅甸，他们回来后跟我细说了那边的情况。打仗打到第三年头上，东西的价格就开始嗖嗖往上涨。到了1942年，好多东西的价格都翻了几百倍，大家伙儿都直喊受不了，尤其是军队里的大部分士兵，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艰难。
这就是为什么宋希濂哪怕得罪人，也要坚持向军委会提议撤销66军的番号，并处置军长以及两位师长。讲真，张轸这回确实有点儿背，因为他们刚进入缅甸没多久，新38师就被调走了。再说那两位师长刘伯龙和马维骥，那可是有名的霸道将军。张轸回想起来，当时他真正能指挥的，就只有军部直属的1500多人，剩下的部队，他根本指挥不动。
1942年6月份，军委会给出了处罚决定：66军被取消了编制，军长张轸被免职并接受调查；新编28师的师长刘伯龙同样被免职调查，他们整个师被并入了71军；还有新编29师，也被取消了番号，师长马维骥也被撤了职，得接受审查。
三个人确实被撤了职，不过真正受到惩处的只有马维骥。张轸靠上了湘军老将程潜这棵大树，后来一路高升，当上了第十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刘伯龙呢，则是攀上了他的贵州老乡何应钦这层关系，又被重新启用了。反观马维骥，因为没有像程潜、何应钦那样的大人物为他说话，关了阵子后就给放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