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元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朝的驸马杨玠节家中很有钱，替他们家负责保管财物的小吏姚溶盗窃了他的银子，因为怕事情被发现，所以就诬告杨姚溶暗中与宋朝的广王、福王勾结。有关官员对杨玠节严刑拷打，导致屈打成招。负责临安（今杭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府的推官（负责地方上司法诉讼一类事务）的申屠致远审理此案，查明了情况，杨溶服罪。事后，杨玠节拿财物作为酬谢，没想到“致远怒绝之”——申屠致远大怒并拒绝了他。

这杨玠节作为前朝的驸马，家中有钱并不奇怪；但有钱如果却被人诬告与前朝皇帝的两个儿子广王和福王勾勾搭搭，那可就是了不得的事儿了！为什么？因为时间虽然来到了至元十五年（公元1277年），元人也把南宋末代皇帝帝昺（赵昺）和他的追随者都赶到东南的边鄙之地去了，国家大势已经确定，可假如真将他与广王、福王扯到一起，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依然存有反心，试图卷土重来，那可就不得了了——历朝历代皇帝宽宏大量的有，但对于谋反一类的事儿“是可忍孰不可忍”似乎更为常见。所以，杨玠节家中监守自盗的杨溶，才会先发制人，诬告他与后者暗中勾结。

假如将杨玠节与广王、福王勾结的事儿坐实，甚至于相关结论仅仅乎是“存疑”，那么，杨玠节即便能够保住脑袋，恐怕至少也得脱两层皮，把牢底坐穿。所以，能够遇上申屠致远这样的明察秋毫，最终为他澄清了事实，还了他清白，让他脱了苦海的推官，杨玠节不啻是烧了高香，幸运得了不得了。而他事后予以申屠致远一定的财物聊表心意，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知恩图报，那可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不过，对申屠致远来说，如果他接受了杨玠节的“心意”，就不是他申屠致远了——历史上的申屠致远，有“清修苦节，耻事权贵”的美誉。所以，他做官无疑看重的是自身的操守与形象，真正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据史书记载，在他过世的时候，他的家中竟然没有多余的财产，而只有数千册书以及数箧（小箱子）他自己所写的文章。也因此，虽然他救了杨玠节一命，杨玠节出于感激之情，打算送他些许财物作为酬谢，可还是被他拒绝了——不是因为他不缺这些，而是在他的认识里，为官之人不该谋求这些。否则，便与他做人的原则相背离

旧时的官场上是有“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的。但对申屠致远来说，他信奉的或许是“清白做人，干净做事”；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致远怒绝之”这样的事儿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而对于他这样的人，我们只有仰视，表示我们由衷的敬意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