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之前，我军曾在1952年进行了一次评级，而55年授衔主要参考了52年评级。55年授衔时，正兵团级、资深的副兵团级可授上将，副兵团级、准兵团级一般授中将。52年评级的64位准兵团级将领，有几位因此时已转入地方工作而未授衔，比如原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周骏鸣，52年评级副兵团级，但55年已转任水利部副部长，所以未授衔。剩下参加授衔的五十多位准兵团级将领基本授中将，不过其中有4人例外，1人授上将，另有3人则授少将。

评衔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授衔名单是经过多次调整了的，其中有3位准兵团级最初本是拟授中将的，但最终却改授少将，他们分别是解方、陈沂、段苏权。

巧的是，这3位准兵团级少将均来自第四野战军，解方曾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参谋长、陈沂曾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政委，段苏权曾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

解方改授少将主要还是因为参加革命时间比较晚，缺乏红军时期经历，解方是在1936年加入的我党，1941年前往延安担任军委情报部第3局局长，之后主要担任参谋长。

有人可能会说了，吕正操、万毅和解方一样原均是东北军将领，后都是在抗战时期加入我军，为何一个能授上将，一个能授中将，而解方却只授少将呢？和解方不同的是，吕正操、万毅都是带队加入的我军，而解方则是独自一人。

段苏权参加革命时间早，各时期职务也不低，红军时期任黔东独立师政委，抗战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12分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

段苏权改授少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红军时期曾有过3年左右的离队经历，其次是段苏权在辽沈战役后曾被降职，由东野八纵司令员降职为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

相比于解方、段苏权，陈沂并不太为人所知，这主要是因为其主要负责后勤、宣传工作，陈沂是在1931年底加入的我党，不过红军时期其主要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后不幸被捕，被营救出来后，在1937年11月参加八路军。

加入八路军后，陈沂主要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曾任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调往东北工作，前期主要从事宣传工作，1947年开始转入后勤线。陈沂改授少将主要还是受其工作类型的影响，后勤类的将领授衔普遍要低于军事、政工、参谋类。

被评为准兵团级的“双红二”将领贺炳炎则授上将，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红32军合编而成，其中最能代表红二方面军的还得是红二军团，不过红二军团早一批的高级将领大多牺牲，到了55年大授衔，原红二军团早一批的高级将领中，就只剩下曾任军团长的贺老总，以及曾任师长的许光达，二人后代表红二方面军及红二军团分别授元帅、大将。

而上将方面，红六军团的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均代表红二方面军授上将，那谁能作为红二军团在上将中的代表呢？当时符合人选的有两位，一位是贺炳炎，一位是廖汉生。在52年评级时，廖汉生评副兵团级，贺炳炎评准兵团级，如果单论评级而言，自然是廖汉生更适合授上将，而实际上廖汉生也是比贺炳炎更早入选拟授上将名单。

不过后来由于授衔名额几经压缩，贺炳炎因为是准兵团级被从名单中拿掉，后来廖汉生主动让衔，也被从名单中拿掉，但这样上将名单中就没有红二军团代表了，后来上级便增补了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贺炳炎为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