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

子名历史回忆录 2024-10-02 13:48:45

此文摘自熊向晖晚年回忆

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我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6月下旬放暑假时,北平还平静。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

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后见报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学。我前往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

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她说:

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她让我在该团路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蒋南翔。

1937年1月于清华园,左二为熊向晖

发起组织该团并任团长的是湖南略有名气的妇女李芳兰,她和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交往。

自愿参加该团的约50人,有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有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有进步画家赖少其;还有20余名临时大学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

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

和胡宗南的其他部属一样,他称胡宗南为“胡先生”。他说:

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转进”是“撤退”的美称)。

我想起1936年年初,天津《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

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

“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三十里铺。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

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挡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

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

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

——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

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途中,发生一件奇怪的事。

在车厢的一角,李芳兰低声问我:“服务团有几个CP?”

我对她不知底细,这一问更使我警惕。我反问:

“什么是‘西皮’?”

她说:

“你还不懂?CP就是共产党,洪同是吧?陈忠经是吧?”

她问得刁。我知道他们不是,但若这样讲,就会暴露自己。我已打定主意,反问她:

“去第一军的服务团会有共产党?”

她说:“你就是。”

我说:“你弄错了。”

我告诉她,我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服务团有些人曾是“民先”队员。

“民先”是公开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到长沙后没有恢复。反对抗日救亡的一些人硬说“民先”是共产党,那是造谣。

她说:“你不要瞒我。我和郭见恩是老相识。昨晚我和她谈了大半夜。我对她说,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她让我找你。”

我想,郭见恩并未对我讲,其中有鬼。我断然说:

“你要参加共产党,却来找我。我马上告诉陈指导员,请他查清楚。”

她慌了,忙说:

“不要!千万不要!”

渡过这一关,我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找南翔,如不好立足,就去延安。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

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12月31日上午9时。

我不认识的两个青年在谈论:

“周恩来演讲,一定要去听。据说蒋委员长最伤心的是国民党没有周恩来那样的人才。”

“周恩来是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蒋委员长对他又怕又恨又佩服。”

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8时许,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

不一会儿,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

当他讲道:“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

台下报以热烈掌声。

当他讲道:

“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

掌声更热烈。

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

“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

“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

这使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周恩来微笑着挥手向听众告别。

会议主持者很有水平,他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话作为两句口号,带领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记。

他解释说:

第一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二句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两句合起来,就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纲领。

他说:现在到哪里去,请大家自己考虑。

这时,台下许多人高喊:

去延安!去八路军!

服务团也有一些人听了这次演讲,他们回到驻地,向没有去听的人做介绍,认为我们这个服务团符合周恩来指引的方向。

当晚,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察言观色

胡宗南分三批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安排这批人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带中将领章的军官说:

“这就是胡先生。”

没想到,胡宗南竟是一个矮子。他表情矜持,显得有点做作。他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

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

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

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还注意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

我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

“为什么到本军来?”

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也想使李芳兰感到意外。

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

“我就是”。

胡瞪眼瞧着我,问:

贵庚?

我说:

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

他问:

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我说:

参加革命。

胡宗南一怔,问:

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我说:

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似笑非笑,问:

怎样才是革命?

我说:

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他问:

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我说:

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

对反革命怎么办?

我脱口而出:“杀。”

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

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

我问:还找了什么人?

他说:只找你。

他告诉我,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画了圈,大多数画一个圈,少数画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画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表情不再矜持,先漫谈,问我的学历,说我“17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

他问:

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我说:

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

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他问:

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对此,我提到“民先”,重复我对李芳兰讲过的关于“民先”的情况,说明我曾是清华“民先”分队的负责人之一(这是清华大学许多学生知道的)。

胡又问:

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我说:

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面露喜色,说我对“总理遗教”有研究。他又问:

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我说:

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

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

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

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念大学、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念中学。

他要我写出家庭住址,他说:

明天中午我派唐副官坐车去府上,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20世纪30年代的“全家福”。后排右二为熊向晖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

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这天晚上,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

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蒋南翔不在,董必武同志接见了我,我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

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

恩来不知你今晚来,他因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11点,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不必见南翔。

我把恩来的意见详细告诉你。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

董老说:

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

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

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严重或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

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宗南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他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

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

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

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听了南翔的介绍,认为合适。

图片来自网络

董老接着说:

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

董老还说:

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有戒心。

董老肯定了我对胡宗南及对李芳兰的表态,指出今后仍应持此态度。董老向我讲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精神实质。

董老说: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服务团也可起一些积极作用,但不只是为此而要你参加服务团。

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

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

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

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

据南翔介绍,你的主要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你应努力克服。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

现只有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久,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

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了,或者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

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

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

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

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最后说:

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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